启蒙与神话的纠缠：霍克海默与阿道尔诺

启蒙与神话的纠缠：霍克海默与阿道尔诺（上）

哈贝马斯 曹卫东/译

在霍克海默深受叔本华影响的时候，资产阶级“灰色”作家，如马基雅维利（Machia velli）、霍布斯（Hobbes）和曼德维尔（Mandeville）等，就已经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当然，这些作家都具有创造性的思维。他们之间的不一致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之间还有着一些联系。资产阶级的“悲观”作家，如萨德（Marquis de Sade）和尼采（Nietz sche）等，则打破了这些联系。在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最悲观的著作《启蒙辩证法》（Di alektik der Aufkl?rung）当中，他们加入了“悲观”作家的行列，并把启蒙的自我毁灭过程加以概念化。据他们分析，人们不可能再对启蒙的拯救力量抱以希望。本雅明式的绝望在反讽意义上变成了希望：在这个观念的影响下，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不愿放弃对概念的探讨，虽然他们的探讨充满悖论。我们不想继承这种情绪和立场。然而，后结构主义又激起人们对尼采的关注，从而引发并传播了一些相似的情绪和立场，容易引起混淆。我想避免这种混淆。 《启蒙辩证法》是一本奇特的书，其中的主要内容是由格蕾特·阿道尔诺（Gretel Ad orno）根据阿道尔诺和霍克海默在圣莫尼卡（Santa Monica）的谈话所做的笔记。全书完成于1944年，三年后由奎里多出版社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第一版在近20年中一直脱销。正是由于此书，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战后前二十年中对联邦德国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此书的历史效果与它的销量之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关系。值得注意的还有此书的结构：它由一篇50多页的长文、两篇附论和三篇附录组成，而后者占了全书的大半。这种不太显著的表现形式，使得作者的思路不那么一目了然。

因此，我将首先阐明其中的两个核心主题（1）。对现代性的评价引起了一些问题，从而让我注意到了当下状况：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为什么力图以激进的方式阐明启蒙；（2）尼采是主张让意识形态批判通过总体化实现自我超越的伟大楷模。把尼采同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进行比较，能够让我们了解他们的文化批判的不同进路（3），而且也可以激发起我们对启蒙再次具有反思意识的怀疑（4）。

1 在启蒙的传统中，启蒙思想总是被理解为神话的对立面和反动力量。之所以说是神话的对立面，是因为启蒙用更好论据的非强制的强制力量来反对世代延续的传统的权威约束。之所以说是神话的反动力量，是因为启蒙使个体获得了洞察力，并转换为行为动机，从而打破了集体力量的束缚。启蒙反对神话，并因此而逃脱了神话的控制。而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则认为启蒙与神话之间具有密谋关系。这在启蒙思想中表现得相当显著：“神话就已是启蒙，而启蒙又变成了神话”。这一主题在前言中就已经说的清清楚楚，在主导论文中得到了阐述，并在对《奥德赛》的阐释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 该书首先从语文学的角度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作者们选择晚期史诗对神话传统（在荷马看来已经有了距离）的加工作为例证，这样做实际上遵守的还是成文原则（petitio pr incipii）。这种疑义显示出了方法论上的优势：

“在荷马史诗的不同叙述层次中，神话均有所表现。不过，荷马史诗为这些神话所提供的说明，以及用各种散乱的故事强行拼凑起来的统一性，也同样是对主体从神话力量中摆脱出来的描述”。

奥德修斯在双重意义上处于流浪状态，他的冒险故事反映出了从神话力量当中摆脱出来的主体性的史前史。神话世界并非家园，而是人类为了自身认同必须逃出的迷宫： “思乡病使得摆脱了史前世界的束缚，开始了一段冒险的征途，因此，《奥德赛》所呈

现的就是主体性的历史。所以说，史诗的典型悖论，恰恰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家乡的观念是与神话相对立的，而法西斯主义则错误地把神话表现成了家乡”。 可以肯定，神话叙述召唤个体经由族链回到源始。祭祀仪式本来应当消除与源始的疏远，并打消由此而带来的内疚，可它们却同时也加深了这一裂痕。源始神话包含着“起源”的双重含义：对失去根基的恐惧和由于逃离而带来的舒心。因此，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把奥德修斯的狡诈还原为祭祀行为最内在的秘密。祭祀行为内部就存在着一种欺骗：人们怎样才能通过奉献象征性的替代品，而变赎掉复仇力量的诅咒。神话的这一层含义标示出了一种意识立场的内在矛盾，对于这种意识立场而言，仪式行为既是现实，也是表象。通过仪式回到源始的再生力量，对于集体意识而言，是非常必要的。（正如涂尔干所说），源始保证了社会的统一。但是，纯粹在表象中回到源始，同样也是必要的，部落共同体中的成员为了形成自我，同时也必须远离源始。这样，同时被神圣化和智取的源始力量，在主体性的原始历史中已经处于启蒙的第一阶段。

对源始的疏远如果意味着解放的话，那就意味着启蒙成功了。但神话力量证明自身是一种延缓因素，它阻遏了人们所追求的解放，也不断拖延源始对个体的约束，在个体看来，这种约束就是监禁。因此，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认为，启蒙是一个总体性过程，它处于两端之间。而控制神话力量的过程则应当在一个新的阶段上唤起对神话的复归。启蒙应当退化为神话。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他们也是用奥德修斯阶段的意识为这个主题提供论证。

他们在《奥德赛》中一段一段地去寻找，力图发现奥德修斯通过冒险获得自我所付出的代价，一如精神从意识经验中得到加强和稳固；作为现象学家的黑格尔，带着同样的意图向我们讲述了意识的这些经验，一如荷马和伊壁鸠鲁学派讲述冒险家。史诗讲述的是危险、狡猾、逃避和自我担当的弃绝等。通过弃绝，自我学会了征服危险，并获得了自我认同，但同时也告别了远古时代与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融为一体所带来的幸福。塞壬的歌声让我们想起了过去“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幸福时光；奥德修斯让自己沉溺于诱惑之中，而他已经知道他身处困境：

“人类对其自身的支配，恰恰是以自我本身为依据的，它几乎总是会使其得以发挥作用的主体遭到毁灭；因为持存所支配、压迫和破坏的实体，不是别的，只是生命，是生命的各种各样的功能，也就是说，在实现自我持存的过程中，必须找到这些功能所特有的定义：实际上，就是究竟要维持什么的问题”。 这里提供给我的是这样一种形象：人通过压抑他们的内在自然而学会把握外在自然，并由此形成自己的认同。这种形象为我们揭示启蒙过程的两面性提供了一种描述模式：断念、自我掩饰、自我与他的本性交往的中断等，被解释为牺牲内向化的结果。一旦自我发现他必须与牺牲行为交融时，曾用牺牲智取神话的自我就会再一次被神话命运所征服： “尽管在废除牺牲的过程中产生了能够始终维持同一性的自我，但自我很快就会变成一种顽固僵硬的祭祀仪式，在这种仪式中，人们只有通过把自我意识与自然条件对立起来，才能宣布自身的胜利”。

也就是说，在启蒙的世界历史过程中，人类不断远离它的源始，但并没有摆脱神话的不断施压。彻底合理化的现代世界只是在表面上实现了解神秘化；恶魔般的物化和沉闷的孤立等诅咒还是萦绕不去。这种解放是空洞的，是麻木不仁的现象，但它们表现出了源始力量对必须解放却又没有得到解脱的人的复仇。合理克服外在自然力量的压力把主体引上了教化的过程，而教化过程为了强烈的自我持存而把生产力提升了绝对的高度，但却使超越了纯粹自我持存的和解力量急剧萎缩。启蒙的永恒标志是对客观化的外在自然和遭到压抑的内在自然的统治。

这样，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就改变了韦伯的著名命题：韦伯认为，在现代世界当中，古老的神灵已经失去了魔力，但它们从其坟墓中走了出来，以一种非人化力量的形态，要恢复

恶魔间不可调解的争斗。 读者如果不想被《启蒙辩证法》的修辞所迷惑，而想退而认真对待文本的哲学意义， 他们就会有这样的印象：

——这本书中所讨论的主题和尼采用同样的方法对虚无主义所做的诊断一样，具有冒险色彩。

——两位作者都意识到了这一冒险。但一反表面现象，他们始终努力为他们的文化批判提供论证。 ——不过，这样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抽象和简化，从而使他们所讨论的内容的可信性成了问题。

我想先来检验一下这个印象是否正确。

理性破坏了它自身所激发起来的人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第一篇附录中，这一影响深远的主题的根据在于：启蒙过程从一开始就得益于自我持存的推动，但这种推动却使理性发生了扭曲，因为它只要求理性以目的理性控制自然和控制冲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它只要求理性是工具理性。但这样认为并没有阐明，理性在其最近的产品中—— 比如现代科学、普遍主义的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等——臣服于目的理性的专制统治。主打论文“启蒙的概念”以及附论“启蒙与道德”和“论文化工业”，都是要证明这一点。 阿道尔诺和霍克海默坚持认为，现代科学在逻辑实证主义当中形成了自我意识，它为了技术上的有效性而放弃了理论知识的要求：

“对既定事物本身的理解，不仅要理顺那些可以恰好把握事实的抽象时空关系，而且要反其道而行之，把这种关系只看作是纯粹表面的东西，看作是只有在社会、历史和人类的发展意义上才能实现的中介概念因素等等——所有这些认识要求都得放弃”。 早先对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批判，发展成为对整个科学的不满，他们认为科学已经完全被工具理性所同化。沿着《朱莉埃特》（Histoire de Julitte）和《道德的谱系》（Gen ealogie der Moral）这条线索，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试图进一步指出，理性已经被逐出了道德和法律领域，因为随着宗教—形而上世界观的崩溃，一切规范标准在唯一保留下来的科学权威面前都信誉扫地：

“根本无法从理性中得出彻底掩饰谋杀这一现象的论据。相反，这种不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煽起了进步分子对萨德和尼采的刻骨仇恨”。 还有：

“他们没有预见到，形式主义理性更容易与道德，而不是与不道德发生紧密的联系” 。 他们早期对元伦理的道德阐释的批判转向赞同伦理怀疑主义，这实在具有讽刺意味。 最后，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力图通过对大众文化的分析来证明，随着娱乐的兴起，一切艺术的革命力量都受到了影响，而且，艺术也失去了所有的批判内涵和乌托邦内涵：

“这种能够使艺术作品超越现实的因素，并不是从风格那里形成的；同时也不是一种已经实现的和谐，不是形式与内容、内在与外在、个人与社会所形成的值得怀疑的一致性；只有在不一致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发现这些特征：对一致性的迫切寻求必然会导致失败。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失败，所有伟大的艺术作品都会在风格上实现一种自我否定，而拙劣的作品则常常要依赖于与其他作品的相似性，依赖于一种具有替代性特征的一致性。在文化工业中，这种模仿最终变成了绝对的模仿”。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早期对资产阶级文化肯定特征的批判，上升为对所谓不可修正的反讽式公正判断的愤怒。因为这种判断使得早就意识形态化的艺术彻底成为大众文化。

对于科学、道德和艺术而言，论证的思路是一致的：文化领域已经分化，宗教和形而上学所体现的实质理性已经崩溃，从而使得孤立的理性环节完全失去了意义，以至只能作为为狂热的自我持存服务的合理性。在文化现代性当中，理性最终被剥夺了有效性要求，并与纯

粹的权力等同了起来。理性失去了采取“肯定”立场或“否定”立场的批判能力，失去了区别有效命题和无效命题的能力，因为权力要求与有效性要求已经同流合污了。 我们如果把工具理性批判还原到这样一个焦点上面，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启蒙辩证法》为什么会用如此惊人的手法简化现代性的图景。文化现代性所特有的尊严在于韦伯所说的价值领域的分化。但是，随着价值领域的分化，否定力量和在“肯定”与“否定”之间亮明立场的能力，不会受到损害，反而会得到加强。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按照它们自身的逻辑来处理和阐明真理问题、正义问题以及趣味问题。不过，和资本主义经济、现代国家一道，也越来越显示出这样一种趋势：把一切有效性问题都纳入到追求自我持存的主体或追求自我捍卫的系统所具有的有限的目的理性视野之中。但是，和理性的这种社会倒退倾向之间构成竞争关系的，决非是理性不断分化的卑劣冲动——这是一种由生活世界和世界观的合理化所引起的冲动，理性也因此而具有一种程序特征。由于自然主义把有效性要求与权力要求等同了起来，由于批判力量已经消失殆尽，专家文化形式获得了独立，在这些专家文化当中，一个明确的有效性领域有助于让命题真实性、规范正确性和真诚性等有效性要求获得自己的独特意义，也有助于它们获得一种外在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由于脱离日常交往实践而受到了损害。

《启蒙辩证法》并未妥善处理资产阶级理想中所确立并被并工具化的文化现代性的合理内涵。我这里所指的是推动科学以及科学的自我反思不断超越技术知识革新的理论动力，此外还有法律和道德的普遍主义基础，它们在宪政民主制度、民主意志结构以及个体主义认同模式当中也都有着体现，虽然这种体现总是受到扭曲，而且也不完整。最后还有审美经验的创造性和冲击力，它是主体性在摆脱目的行为命令和日常知觉惯例时从自身的解中心化过程中所获得的。这些审美经验体现在先锋派艺术作品当中，体现在艺术批评话语当中，并在自我实现所特有的革命价值领域中发挥了一定的启示功能，至少具有一种有益的对比作用。 如果这些关键词足以用来补充我的论证的话，那么，它们就可以为我们的直觉印象提供支持：所谓直觉印象，我们说得谨慎一点，就是我们最初在阅读这部著作时所发现的缺憾和偏见。读者有这样的感觉是非常正确的：泛泛而论没有充分注意到文化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但这样一来，就涉及到了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写作过程中可能有的动机问题：有了这些动机，他们才会深入地批判启蒙，致使启蒙设计自身面临重重危险。《启蒙辩证法》根本就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摆脱目的理性的神话暴力。为了澄清这一问题，我想首先明确一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在启蒙过程当中所占据的位置，由此再进一步阐明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为什么会认为他们必须放弃和超越这一批判模式。

2

至此，我们只是从主体对待源始力量的模糊态度的角度，即从解放的认同角度出发，初步阐述了神话思维模式。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把启蒙看作是摆脱命运力量的失败努力。空洞而无望的解放，依然让神话力量的诅咒战胜了逃避者。对神话思想和启蒙思想的另一维度的描述，只出现在少数地方有：在这些地方，解神话的途径被明确为基本概念的转换和分化。神话具有一种总体化力量：它把一切表面上可以感知的现象结合成一个普遍联系的网络，其中充满了对立关系和一致关系，而神话的这种总体化力量源自现代不再适合现代世界观的基本概念。比如语言，作为表达中介，语言并没有完全从现实中抽象出来，从而使得常规符号与语义内涵以及指涉物彻底分离开来。语言世界观与世界秩序是交织在一 起的。如果没有对事物的秩序和部落的认同构成威胁，神话传统是不会改变的。有效性范畴，诸如“对”与“错”、“善”与“恶”等，依然是和交换、因果性、健康、物质和财富等经验概念融为一体的。神秘思维不允许在基本概念上分清物与人、有灵魂的与无灵魂的、可以操纵的对象与具有行为和语言表达能力的主体。只有解神话化才能驱除魔障，在我们看来，它混淆了自然与文化。启蒙的过程导致了自然的非社会化和人类世界的非自然化。借用皮亚杰

（Piaget）的说法，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世界观的解中心化过程。

传统世界观最终世俗化了，作为一种不断变化的解释，它可以同世界本身区分开来。外部世界分化为存在者的客观世界和规范的社会世界（或由规范的人际关系调节的社会世界）。这两个世界都脱离了主观体验的内在世界。正如韦伯所说，这个过程在世界观的合理化当中得到了继续，而作为宗教和形而上学，这些世界观又得益于它们自身的解神话化。如果说合理化（比如在西方传统中）即便在面对神学基本概念和形而上学基本概念的时候也没有望而却步，那么，有效性的关系领域就不仅仅摆脱了混杂的经验，而且还依据真实性、规范正确性、主观真诚性在内部进行了分化。

我们如果以这种方式来描述神话与启蒙之间的复杂过程，认为这是一种解中心化的世界观的挑战，我们就可以确定意识形态批判程序可能出现的场合。只有当意义关联和现实关联、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都很明确时，只有当科学、道德和艺术各自都针对一种有效性领域，各自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并摆脱了宇宙论、神学和巫术思想的干扰时，才会出现一种怀疑，认为一种理论（经验主义的也好，规范主义的也好）所要求的有效性自主性是一种表象，因为不同的兴趣和权力要求已经潜入了它的机体之中。由于怀疑而产生的批判力图表明，遭到怀疑的理论在它们要求具有有效性的命题当中已经表达出了一种依附性，如果没有失去可靠性，这种依附性也就不可能得到承认。如果批判试图阐明的是，理论的有效性没有完全从它的发生语境中分离出来，理论的背后还隐藏着权力与有效性不应有的混杂，而且，理论也因此而获得了自己的声誉，那么，批判就变成了意识形态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试图指出的是：在意义关联和现实关联之间进行明确区分的基础上，这些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是怎样混合起来的——这些关系之所以出现混乱，原因在于，有效性要求是由权力关系来决定的。意识形态批判自身并不是一种可以与其他理论并列而行的理论，相反，意识形态批判纯粹是对特定理论命题的运用。依靠这些理论命题，意识形态批判对遭到怀疑的理论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为此，它揭示了这些理论的非真实性。意识形态批判继续把启蒙过程推向前进，为此，它指出，一种以解神话化为前提的理论依然还受到神话的约束，还存在着一种以为得到克服的范畴错误。

有了这样一种批判，启蒙第一次具有了反思意识。而启蒙完成自我反思，依靠的就是它自己的产物——理论。不过，一旦意识形态批判本身被怀疑再也不能产生真实性时，启蒙的戏剧性就达到了高潮，这样，启蒙也就第二次具有了反思意识。于是，怀疑也就波及到了理性：意识形态批判在资产阶级理想当中发现了理性的标准，并且坚持这些标准。《启蒙辩证法》完成了这一步，它甚至使批判独立于自身的立足点。那么，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为何认为他们有必要迈出这一步呢？

批判理论最初是在霍克海默的圈子中发展起来的，目的是要研究由于西方革命的缺席、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发展以及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上台而造成的政治沮丧。批判理论试图阐明马克思主义所作的错误预测，但并没有打算彻底告别马克思主义立场。明确了这样一个背景，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一个最困难的时期，人们会获得这样的印象：理性的最后一点光芒已经从现实中彻底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坍塌的文明废墟和绵绵的绝望。青年阿道尔诺从本雅明那里吸收了自然历史观念，看来以一种未曾预见的方式获得了实现。历史在它快速发展的瞬间，凝固成了自然，并褪变为无法辩认的希望之乡。

当然，这些历史学的解释和心理学的解释，只有在显示出一种系统的动机的时候，才能在理论领域引起人们的兴趣。事实上，政治经验肯定会影响到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一篇有关“哲学与分工”的笔记中，有一段读起来刚好象是对批判理论经典时期的概括： “（哲学）很清楚，根本就不存在行之有效的抽象的规范和目标，可以用来代替现实的规范和目标。哲学推理现实的自由正在于：哲学未经进一步的思考，就接受了资产阶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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