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期货逼仓案例分析(近20年国内外案例)(5)

有些媒体记者为了追求新闻效应，还将一些本来很正常的事情说成不正常，甚至采用危言耸听的手法，对期货交易进行抹黑。而业内人士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对这种来自于业外的“抹黑工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驳。环绕着大豆期货交易产生的争论，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至少发生了三次。

第一次是去年上半年结束后，期货交易量的统计表明：上半年期货交易金额比去年同期增加近7成。引起了业外的广泛关注。一些原本对期货交易不屑一顾的财经类报刊也纷纷开始报导期货市场的情况了。大豆自然成了他们的报导重点。但是，由于一些媒体记者是临阵磨枪，仓促上阵，只会以期货整顿之前的眼光看待期货交易，因而在报导中，出现了不少歪曲性的说法。针对这些新情况，才成立半年的中国期货业协会专门组织了一个专家调查组，就大连大豆期货市场作了一次专题调查。2001年8月8日，报送中国证监会的调查报告正式完稿。该调查报告分为如下三个部分：一、近一年来大连大豆期货市场出现的新特点；二、对大连大豆期货市场特点的理论分析；三、对期货市场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其中的一部分的结论为：“就大豆单个品种而言，大豆期货交易机制基本形成，市场内在运行质量显著提高，期货功能的发挥较为充分，大豆期货试点已经取得成功”。 第二次是去年11月14日，大豆总持仓首次突破百万张时，不少媒体又刮起了一阵报导热潮。然而，报导之中所用的大都是耸人听闻之辞，诸如“大豆持仓直追半年现货消费量”、“多空囤积巨资对赌价格涨跌，市场风险巨大”、“转基因细则出台市场一方将面临11亿元之巨的风险”之类的报导比比皆是。还有人索性以“20亿元的豪赌”作为市场总评。在这些记者眼中，期货交易的成交量和持仓量都不能大，一大就意味着出事。对于这种哗众取宠且不乏幸灾乐祸式的报导，期货业的专业报纸——《期货日报》在2001年11月29日第一版上发表了署名“讷言”和“大成”的文章，文章的题目为《由大豆百万持仓说开去》。对上述的奇谈怪论进行了全力批驳，并且充满信心的认为“目前大豆期货交易情况是正常的，不存在联手操纵、囤集资金对赌的情况，市场风险也是完全可以控制的，个别期评人士对风险的惊呼可以说是杞人忧天”。12月14日，期货日报又在第一版上发了一篇“周末谈”，题目就叫《100万只是一个开始》。第三次是大连商品交易所2002年3月24日的杭州会议之后直至5月合约交割结束。杭州会议之后就有人在互联网上大发牢骚。发牢骚的人将大商所副总经理郭晓利说的“钱比货多就涨，货比钱多就跌”挑出，认为大商所视市场操纵不见，有意偏袒多头。而在最后交易日之后，各种财经类媒体进行的报导就更多了。诸如“疯狂的交割”、“成功的逼仓”、“交易的不规范性突显”等字眼大量出现。有的报导竟然还以某投机者在这波行情中的损失为例来证明交易的不规范性，似乎规范的期货交易就应该是大家都赢钱。还有报导猜测“70多万吨高标大豆可能喂猪”。而期货日报的态度则完全相反。2002年5月29日，是5月合约最后交割日后第一天，期货日报即在第一版上发表了“五月大豆交易顺利结束期市通过大交割量检验”一文。对5月合约的交易过程及结果作了完全正面的评述。文章说道“去年国内大豆在大量进口大豆冲击下，市场价格低迷，东北主产区大豆销售不畅，积压严重。如黑龙江作为我国大豆主产省，去年生产大豆450万吨左右，到今年初积压在农民手中的大豆还在100万吨以上。转基因政策出台后，随大连大豆期货价格涨势的确立，粮食贸易和加工企业开始积极深入东北大豆主产区采购大豆，推动了大豆收购价格不断攀升。黑龙江大豆产区价格最低时为0.80元/斤，而目前已升至1.00元/斤。按农民平均1斤大豆多卖0.10元计算，黑龙江当地豆农因此而增收上亿元。据统计，在S205合约上交割的76.5万吨大豆中，有一半以上是从黑龙江产区农民手中直接收购的，仅此便为农民增收数千万元”。“一些国有粮食企业抓住机遇，通过期货市场实现了顺价销售。黑龙江北大荒(相关,行情)粮油经销总公司将手中储存的6万多吨平均收购价1950元/吨左右的大豆，在S205合约上以2120元/吨的均价进行卖出套保，扣除各种费用，该企业获得利润900多万元。对南方榨油企业来讲，不少企业为降低加工成本，也通过在市场上进行套期保值交易，回避了大豆价格上涨的风险。

如南方某大型大豆加工厂为避免加工中断，陆续在大连期货市场买入大豆10多万吨，保证了企业的正常运转。南方榨油企业利用期货市场将其作为避险和原料供应渠道，直接推动了其对国产大豆的消费，使国产大豆不出关、不过江的局面得到改善，国产大豆消费以此为契机开始向南延伸，抢回部分失地”。“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交易所没有采取任何临时性调控措施，市场按自身运行规律运行，直至交易顺利结束，且市场气氛平静，投资者没有出现任何过激行为。这说明，历经风雨洗礼的大商所在风险管理、市场监管、交易规则等方面承受住了市场风险的考验”。无论怎么评说，基本事实还是清楚的。第一，这一次的交割量在中国期货市场上是史无前例的，但如果与美国的一些期货交易所的交割量相比，也算不了什么。简单地将巨量交割与逼仓等同起来是没有道理的；第二，行情的跌宕起伏以及巨量交割是有原因的，那就是转基因政策这一外来刺激源；第三，这么大的交割量，如果发生在期货业整顿之前，早就弄得无法收拾了，然而这一次却平稳的收场了，这说明期货业的整顿还是很有成效的。至于在这过程中有一些噪音，也属正常。因为期货业在我国毕竟还是一个比较孱小的行业，在她前进的每一步中，不仅仅会有鲜花，也会有毒刺。 （十三）“国债327事件”：

1995年，国内国债期货交易如火如荼，当时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量最大最活跃，其中多空两大阵营汇聚当时中国证券市场的风云人物：空方为当时号称“上海滩证券教父” 的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总裁管金生和“辽国发”高原和高岭；多方则是以当时财政部直属的“中经开”为首的上海和江浙一带的私人大户（其中包括安徽的后来创立国元证券的陈树隆和深圳大鹏证券董事长徐卫国及其他江浙个人大户）-----这是一次疯狂瓜分国有资产的豪华大餐啊，躺下了一个万国证券，造就了大批千万亿万富豪！

? 管金生等空方为“中国证券市场早期最有思想的一批市场派人士”，他们更相信自己的分析；多方则纯粹是一批“黑幕消息派人士”，他们炒的是“内幕消息”，这本来是违法的，可是在中国，从来都是“老实规矩的人吃亏”，不违法打点“插边球”是很难赚到大钱的。

? 空方在145元附近大举做空，因为他们判断“保值贴补率”不可能再次提高，因为当时已经很高了，经济发展的趋势势必使政府减息，因此他们强力做空。

? 多方则为财政部的直系券商，他们及其客户大举建立“多头头寸”后，就大举公关，到北京财政部大举游说（不知道当时的财政部官员到底受了多少贿，因为财政部本来是最不想提高“保值贴补率”的，因为这样，他就要拿出许多真金白银来给别人），最后终于被他们游说了当时财政部所有官员甚至直通总理，将“保值贴补率”再次提高到12.98%，这就是将万国证券和辽国发逼死了的根本原因。。。。。

? 这次正当所有空头们都以市场化的眼光来看，“保值贴补率”不可能再加，而结果却让他们大跌眼镜，“保值贴补率”竟然提高到12.98%！327国债价格井喷！

? 本来，“辽国发”的高岭早就听别的朋友说“保值贴补率”要继续提高，只是他一直不敢相信，正在这几天，他才刚刚又调集3个亿资金（放大100倍做国债期货相当于300亿资金），准备继续大举做空，与多方决一死战（许多空方同盟军都戏称高岭调来了3亿军饷！）最后一天晚上，当他确知“保值贴补率”最终被提高到12.98%时，他不由得悲叹：在中国证券市场还是要关系，要有铁后台，这样才可以赚到钱。。。。。。于是，当晚，他买通了许多别的单位席位上的“红马甲”，在第二天早上立即将其50万口“沽单”平仓同时追加“买入”50万口反手做多，100万口揸单将327国债的价格封到152.50这个绝对涨停板上。。。。。

??辽国发的高岭“临阵叛变空翻多”，将万国证券的管金生送上了不归路，当327国债被冲到152.50的涨停价并被封死时，万国证券全线亏损并爆仓，想我们的“上海滩证券教父”怎么可能服气而将自己辛苦多年创立的万国证券毁于一旦？

??于是，管金生指挥他们万国证券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中的6个“红马甲”，在收盘前15分钟，挂出1000万口空单，将327国债的价格打回147.50，将所有跟风多头杀得立即爆

仓，而万国证券立即扭亏为盈并反过头来赚了几个亿！

??可是，这样的操作是明显违反当时的规定的，于是，证监会紧急开会，宣布当天最后15分钟交易不算数，万国证券遭受灭顶之灾，被申银证券按照规定重组，而管金生则被关进了监狱。。。。。。财政部直属并散布内幕消息的中经开则没有任何事情，中国证券市场是多么不公平！只要你有铁的关系后台，你就没事，如果你没有后台，只是凭借市场手段开拓出来的局面，则不管你能力再强贡献再大，关键时刻也是难逃一劫！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最后那次的“保值贴补率”提高到12。98%，完全是多头“公关”攻出来的，他们买了许多国债期货头寸后，就行贿买通财政部官员，让他们非理性地提高，“保值贴补率”，达到他们多头顺利出货的目的，而将千千万万无辜的中小投资者套死在天花板上。。。。。唉，中国证券市场历来都是这样一个基调“升、百姓苦；跌、百姓苦”！

??于是，这次“327事件”就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瓜分国有资产的一次超级豪华大餐”，中经开在江浙一带证券营业部的私人客户都大赚特赚，将万国证券和辽国发的几十亿资金全部瓜分，造就了江浙一带一大批富豪！

??这就是内幕交易的经典之作，其实就是一个“局”，只要舍得花钱，就可以买通原证监会和财政部等其他管理层的官员，使得政策朝自己期望的方向走，从而“赚得不清不楚”。 ??与国债327事件同时期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也曾经推出过几个国债期货品种，因为当时交易量小，交易所的国债部主管就找来几个同学，说“我们先开个局，就象打麻将一样，张三李四你们两个的公司做多，王五赵六你们几个的公司做空，将交易做得活跃一些，然后将别人诱惑进来，当被骗参与的人多了之后，我们这五个人就一起联手做多，将所有参与近来的其他圈外人的保证金全部吃进我们的腰包。。。。。。”；果然，发起的那几个人后来每人都赚了几千万，逃到国外，后又回来，买别墅开公司，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所以，在深圳的证券圈内，许多人热衷于“打桥牌和搓麻将”而懒于研究行业和上市公司，因为所有赚钱的方式都是他们这些圈内人设的“局”----骗人骗钱的“圈套”，就等着“局外人和圈外人”来钻圈套，去调研和考察上市公司有个屁用！？

??后来中经开在“长虹转配股违规上市”中又故伎重演，赚了很多钱，后来中国证券市场的几个大系如“涌金系的魏东”、“东欧系”、“金信系”、“汉龙系”的成长发展都与“长虹转配股违规上市”获取暴利有关。。。。。。 ?? 这就是中国证券市场的黑幕。。。。。所以我说中国证券市场本来就是一个大骗局！国外期货市场操纵的案例分析

（十四）国外期货市场逼仓事件

西方发达国家期货市场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有着成熟的监管体系，但期货操纵现象也时有发生。如，期货市场发展早期“世纪逼仓者”哈钦森对小麦期货的成功逼仓，1971年Cargill公司被诉操纵1963年5月的玉米期货合约，1979——1980年美国亨特兄弟操纵白银期货案，1991 ——1996年日本住友公司操纵LME铜期货案等等。 1?期货市场发展早期的逼仓事件

期货市场的操纵行为主要表现为逼仓，逼仓一般出现在可交割的现货量不大的情况下。此时，逼仓者是市场中的买方，它既拥有大量的现货部位又拥有大量的期货部位。这样，可以使没有现货的空方或卖方在进入交割月以后只好以较高价格平掉自己的部位，因此，期货价格一般会偏离现货价格较远。

19世纪是商品期货操纵者的黄金时期，那时，交易所制定的交易规则非常自由，没有对持仓量进行限制，董事会也没有对投机者进行有力的监督。因此，历史记载的操纵事件只是发生在大巨头中间的争夺，基本上交易所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逼仓的企图。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一直缺乏关于那个时代大户活动的细节、价格波动及其它市场活动的详细记录，也没有与现货供给、需求相关的记载，更不会有监管者对操纵行为进行控制的记录。但是，

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段时期发生的逼仓及操纵事件，无论成功与否，对后来制订监管立法的过程非常重要。仔细分析19世纪发生的有代表性的操纵事件，我们从中可以发现最初监管立法的思想来源，分析这些案例可以为交易所应对这类逼仓及操纵行为提供立法支持。可以这样说，这段时期的操纵事件，在多头与空头的力量博弈下，推动了期货监管立法的产生及随之而来的法规调整。 （1）1866年本杰明·P·哈钦森对芝加哥小麦期货市场的操纵。 本杰明·P·哈钦森是第一个企图操纵期货市场的人，他的目标是对1866年8月的玉米期货市场进行逼仓。得益于每周农作物产量的预测，1866 年5月和6月，他在谷物类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积累了大量的多头仓位。此时，据说小麦的购入成本是0.88美元/蒲式耳。到了8月份，受伊利诺斯州、爱荷华州及毗邻芝加哥的其它州的每周作物报告影响，小麦价格迅速上扬。8月4日，小麦合约报价0.90——0.92美元/蒲式耳。8月18日，哈钦森的交割要求使小麦的价格上涨到1.85——1.87美元/蒲式耳，空头损失惨重。

这起逼仓事件和随后发生的其它逼仓事件，促使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决定禁止这种行为。他们第一次给逼仓下了定义，认为逼仓是这样一种行为：“订立购买商品的合约，然后采取手段使卖方不能履行合约，从而向卖方逼取钱财”。他们认为，这种交易是不正当的、带有欺诈性的，并且宣布：任何参与这种行为的CBOT会员将会被开除。但是，这个声明对于随后的一些投机者的行为没有起到任何威慑作用。在利益的驱使下，尽管有些逼仓行为没有成功，投机者还是想方设法地实现他们操纵市场的企图。 （2）1872年约翰·里昂对芝加哥小麦期货的失败逼仓。 1871年10月6日，一场举世震惊的大火，“芝加哥大火”摧毁了芝加哥城的大半个城市。芝加哥17个CBOT认可的交割仓库中有6个被烧毁，大大地减少了芝加哥的小麦库存。小麦库存从800万蒲式耳减少到550万蒲式耳。在此情况下，主要的小麦商约翰·里昂感觉到这是一次很好的逼仓机会。一次，他和一名谷物交易商休·马赫以及CBOT的另一名中间商F·J·戴蒙德结成联盟。

1872年春天，这群投机者开始买进小麦的现货和期货。整个春季，小麦的价格持续上涨。到了7月初，8月合约已经卖到每蒲式耳1.16—— 1.18美元；7月底，价格上涨到1.35美元/蒲式耳。价格的持续上涨导致谷物大量地涌入芝加哥。7月初，每天运进14000蒲式耳。到了8月的第一个星期，每天运进27000蒲式耳。8月5日，芝加哥又发生了一次大火，烧毁了剩余的一个交割仓库——“爱荷华仓库”，进而使芝加哥的小麦库存再次减少了 30万蒲式耳。此外，政府公布的关于坏天气的报告也助长了谣言。报告说：新作物将会成熟得很晚，赶不上8月份合约的交割。所有这些消息都意味着市场上存在超买的压力，导致了8月10日的合约价格达到了1.50美元/蒲式耳，15日价格又升至1.61美元/蒲式耳。此时，操纵行为也达到了顶点。

芝加哥市场上如此高的价格促使农场主们加快收割。据称，他们通过铁路运来一种手提灯，使农场在晚上也能进行收割。同时，交易商也通过铁路向芝加哥运进了大量的小麦。在8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每天运到芝加哥75000蒲式耳的小麦，到了19日，就是令人大为震惊的每天172000蒲式耳。而在8月下旬，每天运进芝加哥的小麦达到175000——200000蒲式耳。同时，这段时期正常的交易渠道也颠倒了。通常情况下，小麦从芝加哥装船途经布法罗运往西海岸城市。算上运输成本的话，布法罗的小麦价格应该高于芝加哥。但是在1872年8月，芝加哥的小麦价格太高了，以致货主把小麦从布法罗运回到芝加哥卖给里昂都是明智之举。

事实上，里昂为了使他的逼仓成功，必须把价格保持在一个高水平，因此，也不得不大量买进不断运进的芝加哥小麦。但是，持续运进的芝加哥小麦数量大大超过了他的预期和他的承受能力。他不得不向当地银行借更多的钱。然而，芝加哥银行不愿意再借给他额外的钱

了。此外，在芝加哥大火后新建的仓库也开始投入使用。据估计，仓储量增加到1000万蒲式耳，比1871年大火之前还要多出200万蒲式耳，这些都耗尽了里昂的财力。直到星期一的下午，8月19日，里昂还在持续地买进小麦。但是当他得知银行不再支持他时，他停止了，小麦的价格一下子跌了25美分。隔天，里昂逼仓失败的消息使小麦价格又狂跌了17美分。里昂彻底崩盘了，他已经没有能力偿还债务了。F·J·戴蒙德也撕毁了他们的协议，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这起逼仓的企图以失败告终，投机者们高估了自己控制现货市场的实力，在持续增长的现货供应量面前败下阵了。显然，投机者是想利用芝加哥交割数量短缺的时机，但是他们想要实现自己的目的是不容易的：他们不仅要逼空芝加哥的可交割货源，而且还要吸纳芝加哥西部的小麦供应。他们做不到这一点，所做的努力最终失败了。 （3）1888年本杰明·P·哈钦森对芝加哥小麦期货的成功逼仓。 在一次次的成功逼仓后，本杰明·P·哈钦森成为19世纪“逼仓时代”的象征，并受到其它投机者的尊敬。人们给他起了个昵称，叫作“老哈钦”。 1888年春天，他开始买进小麦现货和9月份交割的期货合约。据估计，他的平均购入成本在每蒲式耳0.87——0.88美元。老哈钦控制了芝加哥小麦储存量的绝大部分，那时，芝加哥小麦的仓储量大约在1500万蒲式耳。“老哈钦”的买盘被一群专业交易商接下了。这些交易商每个作物年的年初卖空，希望在收割季节的价格下降会让他们的空头平仓获利。这样一来，9月小麦期货市场很快变成了“老哈钦”和空头们的“多空战场”。

直到8月份，小麦的价格还在0.90美元/蒲式耳左右平稳运行。但是，一场严重霜冻的报告传到了芝加哥市场——这场霜冻摧毁了西北部地区的大部分收成。此时，欧洲作物的短缺大概有14000万蒲式耳之多，同时，对“老哈钦”拥有小麦的大量需求也导致价格的持续上涨。9月22日，价格突破了1美元的重要心理支撑点。然而，空方还在持续地卖空，希望哈钦森没有能力吸收小麦供应量的持续增加而撤退，最终让价格跌下去。但是，“老哈钦”不停地买进小麦及合约。

9月27日（9月合约到期的前三天），9月期货合约开盘1.05美元，当天很快涨到1.28美元。一些小空头很恐慌，他们乞求“老哈钦”卖给他们一些合约。“老哈钦”对市场的影响力达到了最大，他决定以1.25美元的价格卖给空头们12.5万蒲式耳小麦。当时，他有能力给期货合约制定任何价格。 9月28日，他把合约价格定在1.50美元，但是最大的多头拒绝交割。转天（最后一个交易日），他把价格定在2.00美元，并成为交割价。估计“老哈钦” 接受了100万蒲式耳的小麦交割，还有100万蒲式耳的交割违约。除去平均的买入成本，“老哈钦”在这场“战斗”中净赚150万美元。

显然，“老哈钦”预测到小麦的短缺，并从中获利。他知道芝加哥的小麦库存很少，并长期控制了芝加哥有限的小麦库存，足以从空头那里榨取价格在1.00美元/蒲式耳以上的垄断收入。芝加哥小麦的价格在几天内被严重扭曲，逼仓成功了，空方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损失惨重。

（4）1909年詹姆斯·A·帕滕被指控操纵小麦市场。 历史上的詹姆斯·A·帕滕作为一名商人和投资者而不是投机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经常被称为“小麦之王”。在詹姆斯·E·波义耳1929年写的《芝加哥交易所兴衰史》中曾这样评价过詹姆斯·A·帕滕：“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芝加哥最值得称赞的、最成功的商人之一。”虽然屡次有人指责他对 1909年5月的小麦期货市场进行逼仓，但事实并非如此。 帕滕从1907年7月开始积累小麦，在作物连续短缺、出口需求很大的条件下保持多头部位。小麦现货的价格从1908年7月的0.85—— 0.90美元/蒲式耳上升到1909年5月初的1.44美元/蒲式耳，5月25日为1.50美元/蒲式耳。6月1日，现货价格为1.55美元/蒲式耳，在 6月中旬，上升到1.55——1.60美元/蒲式耳的范围。这时，有人指责帕滕操纵了5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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