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与李白七绝对照

1导论

王昌龄、李白是唐代诗人大家，也是诗界七言绝句的大家。本文就二人的七言绝句展开分析，领略二人七绝不朽的艺术魅力。

1.1 问题的提出

王昌龄、李白的七言绝句历来为人称道。胡应麟《诗薮》说道：“七言绝，如太白、龙标，皆千古绝技”。[1]近人沈祖棻则认为：“王昌龄、李白是两位同时齐名的七言绝句大师，如卢世槯《紫房余论》所说：‘天生太白、少伯以主绝句之席，勿论有唐三百年，两人为政，亘古今来，无复有骖乘者矣’”。[2]后世推崇二人七言绝句者不可胜数，一般认为二人七绝地位相当，各有独到之处，难以区分优劣。二人七言绝句艺术的高超，决定了二人七绝地位的至高无上。后人学者，总能从他们的七绝诗中获得美的享受，找到心灵的共鸣。无论是“青海长云”般的阔大雄奇，还是“孤帆一片”的深远飘渺；无论是“玉壶冰心”似的清高洁质，还是“太山一掷”的豪放洒脱，这些都是二人七言绝句的神髓所在。本论文尝试对二人的七言绝句进行对比研究，期待能够分析出二人七绝诗的独特风采和共同魅力。

1.2 本论文相关的国内研究动态综述

明清以来的学者如胡应麟、王士祯等皆对王昌龄、李白二人的七绝诗赞不绝口，推崇备至。王世祯就说道：“七言绝句，王江宁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3]近代以来，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关注、研究王昌龄、李白的七绝诗，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如葛景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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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王昌龄绝句异同论》，对二人七绝诗创作异同作了初步的对比剖析，并对其地位

和影响作了较恰当的评价；毕世奎的《李白、王昌龄七绝艺术比较》，[5]主要对二人七绝的诗境、诗意、诗篇结构作了比较研究；陈静的《李白、王昌龄七言绝句比较》，[6]则对二人构思方式、诗歌风格呈现的特色进行分析比较，并指出二人为七绝的成熟和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纵观各专家学者的研究，或是缺乏深度，点到即止；或是单从一面进行分析比较，缺乏系统性，都无法使我们全面、深入的了解王昌龄、李白二人七绝诗的艺术魅力。

1.3本论文创新点及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人在学习各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细致、独立的思考，并结合自己的体会，试对王昌龄、李白的七绝诗进行较全面、系统的探讨分析，对二人七言绝句在诗坛上的地位、诗歌的共同风貌、以及各自风格特色进行分析和研究，力求更加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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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深入性地展现二人七绝诗的绝妙之处。

1.4论文主要研究内容与组织关系

本论文主要针对王昌龄、李白的七言绝句创作进行比较研究，对二人七绝的异同进行分析论证。第一部分导论，主要介绍此论题的相关国内研究动态，阐明写作此论文的依据和目的；第二部分论述七绝这种在唐代诗歌创作中较常见体裁的特征和地位，分析王昌龄、李白二人七绝诗创作成果；第三部分对王昌龄、李白七绝诗歌的共同风貌进行分析，展现其七绝诗的精髓；第四部分则对王昌龄、李白二人各有千秋的七绝艺术进行分析对比，凸显名家多彩风范。最后部分是结论，对本论文研究进行总结，肯定王昌龄、李白二人七绝诗的创作艺术和成就。

2唐朝七绝诗发展概况

唐朝是诗的天下。诗歌在唐朝创下的辉煌，是任何朝代都不可比拟的，也是任何文学形式都无法取代的。从作者到作品，从内容到形式，无一不体现着大唐盛世的雄浑气势。七言绝句作为众多诗歌体裁的一种，绝对是唐代诗苑中的一朵奇葩，它充分显示了唐代诗人卓越的艺术创造力。

2.1 七绝诗的发展与特点

七言绝句是由七言四句的歌谣演化而来，经过一定的律化，初步成型于南北朝时期，

其形式到了唐代已经基本完备，形成了我们常见的这种四句七言二十八字的体式。七言绝句在初唐尚属新的诗体，故初唐诗人作七绝者并不多。进入盛唐后，经过王昌龄、李白、王维等人的大力发扬，七绝诗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质的飞跃，逐渐显露出其艺术魅力，越来越多的诗人开始从事七绝诗创作。据施子愉先生就《全唐诗》中存诗一卷以上的作者及作品加以统计的结果分析看，七绝诗的数量从初唐历经盛唐、中唐至晚唐的四个时期是迅速增加的，而且总量占到了各种诗体的第二位，仅次于五律。[2]这样的统计虽非精确，但至少可以说明，在唐代越来越多的诗人喜爱用七绝这种形式来进行诗歌创作了。“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7]这几句话深刻的概括出了诗体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七绝得到发展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作为唐代的一种新诗体，前景大有可为。

与律诗、排律相比，七言绝句显得短小精炼，故能语言简洁、凝练；而与五言绝句相比，七绝诗虽然每句多两个字，但却因此显得委婉曲折，情韵无穷。这里以三首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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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为例进行比较：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

(刘长卿《送灵澈上人》) “渭城朝雨裛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这三首诗都表现出了诗人对别情独到深刻的感悟，都是送别诗中的精品。第一首是王勃的五律送别诗，写得纵横捭阖，变化无穷，其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高度地概括了“友情深厚，江山难阻”的情景，表达出诗人超脱流俗的志趣，传为千古不朽之名句。第二首是刘长卿的五绝送别诗，诗人用神妙之笔描绘出一幅神韵无穷的画面，表现出一种难得的闲淡，异样的别情，堪称五绝诗精品。第三首是王维的七绝送别诗，“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诗人把深沉的情感融入平淡的话语中，更增添了感人的力量，这两句也成为千古传诵的绝唱。经过比较，很明显可以看出，同样是写送别这种题裁，七言绝句诗丝毫不逊色于字数更多的五律诗，但与律诗相比，七绝诗显得更加的短小精妙；而与五言绝句相比，七言诗虽每句多两个字，但显得更加的委婉曲折，声辞俱美，情韵无穷。无怪乎王维的这首《送元二使安西》成为当时最流行、传唱最久的诗歌。相比律诗、排律则短小精妙，较五言绝句则委婉多姿，七言绝句确实在体制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2.2七绝诗代表诗人及作品

唐代是七绝诗创作由发展走向繁荣的时代。清代著名评论家王士祯曾说：“唐代三

百年以绝句擅场”，[3]这种评价并非为过。纵观有唐一代诗人，几乎没有不善写绝句的诗人。据统计，绝句一体，占洋洋五万唐诗的五分之一多，真是蔚为大观。[8]唐代是绝句成就最高的时代，也是七绝诗达到巅峰的时代。初唐七绝数量不多，但也非毫无影响。初唐王勃、卢照邻、骆宾王皆有佳作，如王勃的《秋江送别》[注1]，卢照邻的《九月九日登玄武山》，皆是广为流传的佳作。而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咏柳》；王翰的《凉州词》（二首）更为千古不朽之名作。盛唐、中唐、晚唐几个时期，七言绝句更为盛行。王士祯在《唐人万首绝句选·凡例》中说：“七言初唐风调未谐，开元天宝诸名家无美不备”。[3]可见七绝诗是每个诗人都会作而且愿意作的。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送元二使安西》，明代的李东阳就第二首说道：“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词一出，一时传诵不足，至为三叠歌之”[9]；杜甫的《绝句》、《江南逢李龟年》；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张继的《枫桥夜泊》；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柳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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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与浩初上人同看京华亲故》；刘禹锡的《竹枝词》、《石头城》、《乌衣巷》；朱庆余的《闺意献张水部》；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山行》、《江南春绝句》、《泊秦淮》、《赤壁》、《秋夕》，其中《泊秦淮》一首被清代的李瑛评论道：“通首音节神韵，无不入妙，宜沈归愚叹为绝唱”；李商隐的《嫦娥》、《夜雨寄北》、《隋宫》、《贾生》；韦庄的《台城》等等，都是唐代七绝诗中的精品。

[9]

2.3王昌龄、李白二人七绝诗创作的成就与地位

在唐代，七绝诗作者和作品与日俱增，七绝名家、名作数不胜数。唯独王昌龄、李

白二人靠其独绝的七绝创作艺术，有如两座高峰，巍然耸立，他们的创作代表了七绝诗的最高成就。王昌龄有着“七绝圣手”的美誉，李白被誉为“诗仙”，后人对二人称羡有加，推崇备至。胡应麟《诗薮》说道：“七言绝，如太白，龙标，皆千古绝技”；王世祯也认为：“七言绝句，王江宁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李攀龙《唐诗选》云：“太白五七言绝句实唐三百年一人”[10]；沈祖棻认为：“王昌龄当时有‘诗夫子’之号，如果以他的全部诗歌创作来说是名不副实的，但是就七言绝句来说，则当之无愧”[2]，足见后人对二人七绝诗创作的肯定与褒扬。王昌龄、李白二人的七绝诗如双峰对峙，二水分流，震慑诗坛，名耀千古。

王昌龄所做诗歌并不多，《全唐诗》共收录其诗歌180多首，其中七言绝句有74首，占了其诗歌40﹪多的比重。李白的诗歌在《全唐诗》中有600多首，其中七言绝句只有84首，数量多于王昌龄，但占个人诗歌比重不到15﹪，远低于王昌龄。相较来说，王昌龄在七绝上用心较深，而李白则因其天才，于诗诸体皆精，分心诸诗体，但这并未影响他在七绝上的建树。质量二字，质还摆在前面，可见质其实比量还是重要些。有的人只留诗数首，却因一篇闻名，如前面所说王翰，凭其《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传下千古美名。而量多却无一精者，则默默无闻，于世人毫无可知。王昌龄、李白二人七绝数量并不算多，但篇篇皆是精品，首首皆有妙处，故能“赢得生前身后名”。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全方位的展现军旅生活，写得雄浑深厚；其宫怨诗《春宫曲》、《西宫春怨》、《西宫秋怨》皆优柔婉丽，余味无穷；其送别诗如《芙蓉楼送辛渐》(二首)、《送柴侍御》等也是蕴藉含蓄、意味深长。《新唐书·文艺传》称：“昌龄工诗，绪密而思清”。[11]实际是指王昌龄作诗细致缜密，讲究章法，从而能含蓄蕴藉，格调自成。例如：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王昌龄《出塞》其一） 此诗从千年以前，万里之外下笔，使人仿佛看到月照关塞的鲜明图景以及由此形成悠远的历史想象。一轮明月，映照着绵延的古长城、苍茫的关塞，透出一种寒冷、孤清的味道，这是历史无言的见证。“诗人从秦汉的明月关山入手，上下千年，同此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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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征人，迄无还日，不仅写出了沉思历史时对勇于献身边关者的同情和名族自豪感，还隐含着对现实将非其人的讽刺”。[12]全诗内容丰富，情感深厚而又含蓄蕴藉，堪称大手笔。明代李攀龙推奖它是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实不过分。

李白未专心作七绝，然以七绝视之，其才力未尝有减处。其写景纪行之作皆精妙入微，犹如神笔，如《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峨眉山月歌》皆传为千古绝唱；其送别诗如《赠汪伦》、《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皆写得情深意厚，动人心魄。例如：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李白《早发白帝城》） 此诗写于李白遇赦东归之途，极尽轻快之能。前两句写早发白帝，暮至江陵，千里之外，一日即至，迅速如斯。后两句进一步写航程中水急舟快的特征。舟行如飞，两岸风景目不暇接。若非诗人此刻心情极佳，则体会不了行程中的美景，更不可能写出如此轻快地诗句。此诗将祖国河山的雄伟壮丽与诗人愉快的心情熔于一炉，且文势奔放，有如长虹贯日，飞电过隙，读来不禁令人心情愉悦，神采奕奕。宋顾乐的《唐人万首绝句选》这样评论道：“读者为之骇极，作者殊不经意，出之似不着一点气力，阮亭推为三唐压卷，信哉!”。[13]总之，二人的七绝诗创作水平已经登峰造极，时人已无法望其项背，后人作七绝诗者不可胜数，但再也没有创造出二人的辉煌。

3 王昌龄、李白七绝诗的共同风貌

3.1 自然浑成

王昌龄作诗不像李白一样，诗兴一来即脱口而出，他靠着自己不凡的才力和精心的构思安排，使诗作达到了浑然天成的地步。而李白是一个天才诗人，作诗全凭灵感，诗兴一来，便不假思索，即景抒情，一挥而就，多率性任情之作。“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以此句来形容二人的“自然浑成”可谓恰到好处。明人陆时雍说：“王昌龄绝句，难中之难；李青莲绝句，易中之易?总之，人力不与，天致自成”[4]， 既说出了二人“自然天成”的特点，又表明二人的“自然”有所差别。相较来说，王昌龄的“自然”靠天才和人力达到，既要有一定才力，又要下苦工，要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题诗后》）的推敲精神，因此说他是“难中之难”；而李白作诗全靠灵感，兴致来时信手捏来，倚马可待，容易至极，故是“易中之易”。同是“自然”，一个是栽培鲜花，香气渺渺、美艳动人；一个是天然野花，清新扑面、妖娆多姿。这里试以他们的送别名作《芙蓉楼送辛渐》和《赠汪伦》进行对比。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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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这首诗写的是作者在早晨于江边送别辛渐的情景，写得真切自然。前两句写景叙事，在一个风雨凄凄、昏暗的早晨，作者在江边送别好友辛渐。“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由于分别在即，作者心情沉重，连景色也变得凄凉，说“寒雨”、“山孤”，其实是诗人内心真实的感受。景是自然景，情是自然情。后两句临别叮咛：“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既表白心迹，又使全诗显得自然合境，诗人深情送别，在船将行之时突生感慨，想到洛阳亲友定会问起自己，自然嘱托友人带话安慰。全诗写出了诗人真实的情感，显得自然真切，然从画面的别致、意境的高远可以看出诗人下足了功夫。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李白《赠汪伦》） 此诗写在诗人将行未行之时，诗人念及汪伦平日的盛情招待和对自己的深情厚意，心中感慨万千，突然听到汪伦踏歌为自己送别，胸中感慨自生，不觉诗情喷薄，随口吟出：“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这两句完全是即境叙事，毫无雕琢，自然至极。接着又即景抒情，直接将眼前的桃花潭水比拟两人的深厚友情，更是自然天成。后人多对此比拟赞不绝口，清代沈德潜曾评价说：“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9]这样的一个“妙境”，诗人却是触景生情，信口而成。这首对于李白来说容易至极的诗歌却又显得自然至极。

3.2 大气雄浑

大唐盛世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最为辉煌的篇章，起于公元七世纪上半期，终于公元八世纪中叶。大唐政治清明，思想解放，人才济济，疆域辽阔，国防巩固，民族和睦，在国际上拥有无与伦比的美好形象。唐朝著名大诗人杜甫在诗歌《忆昔》中描绘了开元盛世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从诗歌中可以一窥盛世时期的富足和兴盛景象。王昌龄和李白生于大唐盛世，在他们身上，洋溢着一种盛唐特有的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进取心态和壮阔雄浑的气魄。他们的大半生都生活在开元盛世和天宝初的太平盛世时期。王昌龄年轻时即到过西北边塞地区，开元十五年中进士，授秘书监校书郎，在开元二十二年又中博学宏词科，除汜水尉，后来被贬岭南。到开元二十八年授江宁丞，晚年又因 “不护细行”被贬龙标，[14] 其活动范围非常的广阔。李白25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东赴溟海，南游潇湘，酒隐安陆，寄家东鲁，漫游太原，待诏长安，北探幽燕，他的踪迹遍及大半个中国。[4]二人亲身经历着大唐盛世，感受着盛唐气息，并将盛唐气象融进了自己的作品。

王、李二人七绝作品中，最能代表他们盛唐精神的是他们所写的战争边塞诗和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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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王昌龄的《从军行》（七首）、《出塞》（二首）、《采莲曲》（二首）等；李白的《从军行》、《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望庐山瀑布》(其二)、《望天门山》等。在边塞诗中，他们将大唐将士奋不顾生，英勇杀敌，保卫边疆，建功立业的昂扬斗志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在山水诗中，则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和风土人情表达了他们饱含深情的赞颂，有着浓厚的浪漫色彩。这些雄浑壮丽的诗篇，闪耀着强烈的自信心和积极进取的盛唐精神，闪烁着乐观向上，光明美好的理想光辉，体现了大气磅礴的盛唐雄风。余光中先生曾称赞李白道：“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秀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余光中《梦李白》），这几句话恰到好处地道出了盛唐诗人们的胸襟和气度。王昌龄、李白二人正是以自己的学识才情和时代赋予的恢弘壮阔的绝世气度，最终塑造了自己的雄浑气魄。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王昌龄《从军行》其一） 这是一首刻画边疆戍卒怀乡思亲的诗歌，虽是写细腻的思乡怀人之情，却仍不失大气。“烽火城西”极尽荒芜之意，“黄昏独坐”则极尽悲凉之态，“百尺”“万里”则为全诗添上些许浪漫主义色彩，“大丈夫当马革裹尸还”，连“愁”都与众不同。壮阔的景物描写，深厚的情感基调，使全诗显得境界开阔，大气雄浑。

“天门中断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帆一片日边来。” （李白《望天门山》） 此诗第一句写浩荡东流的楚江冲破天门奔腾而去的壮阔气势，第二句则写浩阔的长江流经两山间的狭窄通道时，激起回旋，形成波涛汹涌的奇观。后两句写夹江对峙的天门山，似乎正迎面向诗人走来，而诗人所乘小舟则乘风破浪，越来越靠近天门山的情景。诗人笔下的天门山仿佛具有了生命，饱含深情，要与诗人热情相拥。全诗景物描写雄伟壮阔，气势独特，显得大气雄浑，壮阔非凡。

3.3 境界高远

李王二人的七绝被盛赞为“神品”，他们到底“神”在什么地方？无论是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其二），或者“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望天门山》），还是王昌龄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从军行》其四），或者“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出塞》其一），都能使人感受到一种高远的境界。国学大师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7]诗歌也当如此，有境界才能出高格，境界高远才能成名篇，才能有名句。王国维又认为：“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7]也就是说，作品写的是真景物，表现的是真感情，然后才能出真境界。当然，这个“真”指的是“艺术真”，而非“生活真”。纵观王昌龄、李白七绝诗作，皆是写真景物、真感情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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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龄的边塞诗、宫怨诗，虽是写边疆将士、宫人之作，然皆表现真实的境地和感受。他写边塞诗，则写出了自己建功立业的豪情，以及对兵士征战劳苦生无还日的同情，对将领无能战事不休的痛恨,如“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其四）；写宫怨诗则写出了宫人的怨恨与无奈和自己的深切同情，如“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长信秋词》其三）；李白的诗中虽有夸张之语，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其二）等，然这只是李白的艺术处理方式，用夸张语，将祖国河山的壮美表现得更突出，读来反而使人觉得写瀑布就得这样写才更真实。

真景物和真感情是不能分开的，二者水乳交融，情中有景，景中传情，自然境界高远。例如：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王昌龄《从军行》其二)

此诗通过写军中宴乐表现征戍者深沉、复杂的感情。前两句写诗人在本应欢快的宴乐中听到琵琶弹奏新曲，不觉触景生情，想到无论乐器怎样更换、曲调如何变化，始终不变的是故乡情、离别情，进而心绪烦乱。后两句写诗人知道愁不可尽，于是索性不顾，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月照长城的莽莽苍苍的景象中：古老雄伟的长城绵亘起伏，秋月高照，景象壮阔而悲凉。诗歌由景生情，情系景中，最后以景结情，显得格调别致，境界高远。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李白《望庐山瀑布》其二) 诗中以“紫烟”为烘托，以“银河落九天”为喻，将庐山瀑布的神采和壮美一下子写活了。此诗的妙处在于不但写活了庐山瀑布景色的壮美绝伦，同时还写出了诗人的开阔胸襟。“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两句用夸张、想象的笔法来展现庐山瀑布的壮伟雄奇，显得境界异常高远。诗中融进了诗人强烈的主观情感，“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7]虽是写景观壮美，实则表现出诗人胸襟的开阔，表达出诗人对祖国风光的无比热爱。诗人用新奇的夸张法将自己对景物的喜爱与景物的描写融为一炉，融情于景，情景交融，呈现出高远的境界。

4王昌龄、李白七绝诗各具特色

4.1王诗长边塞宫怨，李诗重写景纪行

纵观王昌龄、李白二人七言绝句，可以发现二人七绝诗内容相差较大，下面按题材对两人的七绝诗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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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 战争边塞 宫怨 赠别酬答 妇女题材 写景纪行 政治时事 其他 总计 诗人 王昌龄 李白 10 1 8 2 32 18 10 9 1 22 / 21 13 11 74 84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王昌龄、李白二人的七绝诗除了产生于友朋交往中的“赠别酬答”类作品及表现“妇女题材”的作品较多以外，王昌龄的七绝诗侧重于传统题材的深入开掘和再创造，尤其以边塞诗、宫怨诗颇负盛名。他的边塞诗《从军行》（七首）、《出塞》（二首），妇女题材《采莲曲》（二首），都是采用乐府旧题进行的创作； 李白用乐府旧题进行创作的七绝诗仅一首《出塞》，他的七绝诗主要侧重于现实生活，多反映政治时事和写景纪行之作。安史之乱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开始，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结束，王昌龄卒于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虽然他没能亲身经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但他毕竟感受到了叛乱爆发初期对社会生活造成的影响，可是他的七绝诗却无片言只语涉及这场动乱。而李白有两组七绝诗叙写动乱年代的政治时事，《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永王东巡歌》(十一首），规模宏大，感情热烈，生动地展现了安史之乱中的时局。王昌龄受盛唐时代风气的影响，有着丰富的漫游经历，但却只有一首写景纪行之作《旅望》：“白花原头望京师，黄河水流无尽时。穷秋旷野行人绝，马首东来知是谁”。这首诗描绘边塞萧条荒凉的景象，抒发深沉的去国怀乡之情，虽有荒凉之感，终是盛唐气象。可见，王昌龄并非不能用七绝这种诗歌体裁来写览胜纪行的诗篇，而是无意为之。而李白在长期的漫游生涯中，常常登山涉水，领略无限的大自然风光，创作出一首首独具特色的描写现实生活的写景纪行之作，《望庐山瀑布》（其二）、《望天门山》、《娥眉山月歌》、《早发白帝城》等都是驰誉诗坛的名篇佳作。反过来，王昌龄用七绝写作的宫怨诗，有《长信秋词》（五首）、《春宫曲》、《西宫春怨》、《西宫秋怨》等，其中多有名篇；而李白的同类题材仅有《长门怨》（二首）。

诗歌题材的取舍显示了诗人的创作心态。创作心态的不同与诗人的性格和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王昌龄是唐朝“位卑而名著”[15]的杰出诗人，“他的诗中始终浸润着一种浓郁的忧戚哀愁的感伤情结”。[16]几受官职却都是些芝麻小官，无法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最伤人的是两次贬官，两次都贬谪到蛮荒之地—“岭南”、“龙标”。这不仅使他肉体上受到摧残，更让他精神上受到侮辱和折磨，现实的残酷，理想的破灭，仕途的坎坷都集中到这个诗人身上，导致他容易产生感伤情绪。在他的对周围自然景物情绪化的观察和描绘中，景物都附上了他“孤”、“独”、“暗”、“愁”、“寒”、“昏”、“空”等灰暗凄冷的情感特征。如“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从军行》其四）、“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从军行》其一），虽雄浑壮阔至极，却难掩其伤感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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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则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积极地人生态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种高度的自信来源于其不凡的才华和经历。青年时即漫游各地，以“谪仙人”闻名诗坛；未经科举而被直接推荐为供奉翰林，贵妃捧墨，力士脱靴，连皇帝也为其才气折服。这是一段传奇，只有李白才配拥有的传奇。后来虽遭馋去职，亦未能使他受到打击，他仍旧不改面目，喊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他有理由相信，凭着自己的天才，终会实现自己的理想。王昌龄的七绝诗面对传统题材显示为内向型的咏叹，而李白的七绝诗面对现实人生则显示为开放型的歌唱。[5]

4.2王诗恪守章法，李诗不拘格套

七言绝句在篇章上有其独特的特点。因其篇幅短小，于是在构结诗篇时，诗人往往在第三句进行妙转，从而使诗歌产生一种抑扬顿挫，回味无穷的感觉。同时，于第三句则骤然言他物，使得全诗在结构上张弛有度，波澜起伏，产生一种内在的张力，仿佛曲径通幽，柳暗花明，使读者有忽入新境之感。王昌龄被盛赞为“诗夫子”，“夫子”既有“圣哲”之意，也有合规范，不逾矩的涵义。纵观王昌龄七绝诗，布局谋篇，皆严守于第三句加以妙转的法则。如“洛阳亲友如相问”（《芙蓉楼送辛渐》）、“但使龙城飞将在”（《出塞》其一）、“青山一道同云雨”（《送柴侍御》）等等，这些都是于第三句突转的典型。更有《闺怨》一诗，尽显突转妙处：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王昌龄《闺怨》) 诗中前两句先写少妇无愁之状，悠闲适意，十足是不知愁的少妇情态。可是第三句“忽见”二字，将笔锋一转，诗情便急转直下。少妇一改“不知愁”之态，悔意顿生，怨情迸发，这就造成诗歌结构上的巨大落差，形成跌宕起伏之效。在七绝组诗创作中，王昌龄也十分讲究诗法，绝不重复，更是力避雷同。如其《从军行》（七首），其结尾或以景结情，“高高秋月照长城”；或以誓言作结，“不破楼兰终不还”；或留下空白，给人想象“马踏深山不见踪”等等。这些诗立意、结构、句法等均不重复，足见其用心之深。而对于狂放不羁的李白来说，也许有一句话是最恰当的，那就是：规矩是用来打破的。诗人们都坚持着七绝诗在第三句的妙转，李白偏不如此，他偏能冲破诗格，创造出于第三句不以转接而同样脍炙人口的诗篇。试看其诗：

“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乡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李白《越中览古》） 此诗前三句都是写极盛之状，直到第四句方才一转笔锋，昔日繁华不在，只今只有鹧鸪，好不凄凉。至此如同漫江蓄水得以奔流而出，一泄汪洋，大快人心，形成一种巨大的起伏感。在七绝组诗上，李白的不拘格套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其组诗《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中竟有三首的句末句式相同。第一首末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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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何处吊湘君”；第二首末句“不知何处是西天”；第三首末句仍旧是“不知霜露入秋衣”。三首均以“不知”二字结尾，真可谓不避重复，脱离诗法。姑且不论其艺术性，单就其创造性来说，也确是不拘格套，大胆至极。另外，李白还有一诗之中不忌重复的诗篇。如：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李白《山中与幽人对酌》） 其中“一杯一杯复一杯”七字六犯，完全不合格律，然却不为世人诟病。细读来使人如临其境，与醉态可掬的诗仙相饮为乐，一杯接一杯，不禁有酣畅淋漓、不醉不归之意。这样不仅没有给读者以拖沓之感，反而有回味无穷，神韵天成的妙处。

4.3王诗雄奇悲壮，李诗豪放洒脱

王昌龄、李白二人作为盛唐著名七绝诗诗人，都主要生活在开元天宝年间。盛唐时代奋发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浑雄沉厚的文化气息，使二人的七绝诗拥有了大唐气象的烙印。然毕竟二人性格、遭遇不尽相似，这就导致二人七绝中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意境。王昌龄虽有大唐盛世的气魄，“但因出身孤寒和受道教虚玄思想的影响，他的身上有一种一般豪侠之人缺乏的深沉，观察问题较为敏锐，带有历史的厚重感”。[12]另他又仕途坎坷，生活窘迫，故其在昂扬中会有失落，慷慨中又透出悲凉。而对于李白来说，吟诗醉酒便是他生活的全部。在他的内心中，只会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和自豪，他的豪放的心胸和气度是生生不息的。二人如同词界的辛弃疾与苏轼，一壮一豪。王昌龄雄奇悲壮，李白则豪放洒脱。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王昌龄《从军行》其四） 诗中，“青海”二句以“雪山”，“孤城”为背景，“暗”，“遥”二字点染出茫茫一片，显得雄奇壮美，又突出了城孤人微的战场的凄凉和萧瑟。全诗都为之染上了一层雄壮而又凄冷的色调。第三句再以风沙肆虐、金甲磨穿的场景再现出血流成河、尸骨遍地的惨状。最后以一声“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呼喊做结尾，不禁有振聋发聩，空谷传响之感，一股悲壮的意味油然而生。

“六博争雄好彩来，金盘一掷万人开。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 （李白《送外甥郑灌从军》其一） 李白诗中则一扫王昌龄诗中令人窒息的血腥气和悲壮感，代之以无尽的奋发昂扬之气和漫天的豪迈之情。全诗感情热烈，气势不凡，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感，其中“丈夫赌命报天子”一句，“赌”字传神的写出了盛唐士人积极进取，不成功便成仁，誓要在边区建功立业的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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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王诗呈现“无我之境”，李诗营造“有我之境”

王国维将诗人分为“客观之诗人”和“主观之诗人”。[7]客观诗人善于隐藏自己的主观情感，重在描写客观事物；主观诗人则喜欢敞开自己的心扉，直抒胸臆，带有浓郁的主观感情色彩。客观诗人作品中不见诗人的身影，视为“无我”；而主观诗人的作品中有明显的自我形象，视为“有我”。王昌龄性格深沉，不愿在诗歌中显露自己，故其善于融情于景，用客观景物把主观感情严严实实的隐藏起来，情绪与感情在诗中绝不外露，是一个典型的“客观诗人”。例如：

“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轮高。平阳歌舞新承宠，帘外春寒赐锦袍。” (王昌龄《春宫怨》) 此诗是宫怨诗，写得含蓄委婉，情致缠绵。诗中只写了新人受宠，无一字写旧人情状，然读来使人明显感觉到，旧人其实就隐藏在诗句里表现自己的怨恨与痛苦。王昌龄从不站出来说话，即使像《芙蓉楼送辛渐》这样本应自己表露心迹的诗，他也只是借辛渐之口来代述“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样，王昌龄的诗便呈现出一种“无我之境”。而李白因其性格洒脱不羁又傲世独立，故其于七绝诗中常用第一人称“我”来发言抒怀，极富个性，自我形象突出。如“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洛阳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我亦为君饮清酒，君心不肯向人倾”（《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其二）等等。这些都是诗人敞开心扉，直抒胸臆，纯真任性的表露。李白的诗作中总有一个明显的“我”的形象存在，视为“有我”，可谓是一个”主观诗人”。例如：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李白《客中行》) 此诗与其他写思乡的诗恰好相反，诗人反其道而行之，“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诗中虽没有“我”字出现，但明显使人感觉到一个特立独行、嗜酒如命的李白的存在。只要做主人的能使“我”开怀畅饮，对“我”来说就不会有故乡和他乡的区别。这样，李白的诗便呈现出一种“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7]王昌龄的诗，即使是像《从军行》、《出塞》这样的诗，你也能感受到诗中的静美，或是独坐海风秋，或是立马遥望，或是听笛望月，或是斜抱云和，故其诗显得异常优美；而李白的诗，则处在由动趋静的过程，或是天际孤帆，或是杀敌归来，或是月照深宫，或是舟过重山，始终有其宏壮之处。

结论

王昌龄、李白在唐代七言绝句创作上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人无法撼动其地位，也无法复制其艺术。二人作为七绝诗的登峰造极者，其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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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共同的艺术风貌：自然浑成、大气磅礴、境界高远。同为名家，亦各有各的看家绝技，展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特点：在题材内容上，王昌龄长于边塞宫怨诗，而李白重在写景纪行；在创作手法上，王昌龄作诗恪守章法，李白却不拘格套；在风格上，王昌龄七绝诗显得雄奇悲壮，李白诗却豪放洒脱；在意境营造上，王昌龄始终站在客观的角度阐发，呈现出“无我”之境；李白一直看重自我表现，抒发主观情感，呈现出“有我”之境。二人七绝本无优劣，只有异同。二人七绝诗皆是千古不易之神品，皆能给大家带来绝美的享受。后人研究七绝艺术，而要略过王昌龄、李白，那是不可能的了。

当然，王昌龄、李白二人的七绝诗妙处，本非三言两语就能阐述清楚，加之文献有限，笔者才力有限，更有佳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就需要读者诸君置身其中方能领会。

注 释

[注1].文中所选诗歌皆出自《全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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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8.

[2]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9.17.28. [3]王士祯.唐人万首绝句选[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2000.1.22.25. [4]葛景春.李白王昌龄绝句异同论[J].殷都学刊，1999，（4）:68-71.

[5]毕士奎.李白、王昌龄七言绝句比较[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20）：13-19. [6]陈静.李白王昌龄七言绝句比较[J].兵团教育报，2001，(11):21-25. [7]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12-96.

[8]孟凌君.唐人绝句成就略说[J].辽宁教育学院学报，2000，（17）：96-98. [9]郁贤皓.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96. [10]李攀龙.唐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67 [11]欧阳修.新唐书·文艺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8.

[1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04. [13]宋顾乐.唐人万首绝句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89. [14]傅璇琮.唐诗论学从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80.125.

[15]马极高，黄均.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一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283. [16]刘铁峰.论王昌龄诗中的感伤情结[J].娄底师专报，1993: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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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本文完成的过程中，得到了段幼平老师耐心细致的指导和帮助。段老师耐心而又专业的讲解和点评为我的论文指明了方向。论文几易其稿，其中甘苦只自知，然段老师不厌其烦的给我指导、修改，令我受益匪浅而又深受感动。在论文完成之际，特向段老师表示真诚的敬意和感谢！另外，也要感谢我的任课老师、辅导员老师以及朝夕相伴的同学们，他们是我成长中的良师益友，是我一直前进的动力。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主要文献资料已经开列出来，本文的有些句子或段落引自这些参考文献。在此向所有的作者表示深深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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