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决策案例与思考

案例与思考一

[案例] 科学决策保卫了荆江大堤

武汉，这座中国中部地区的历史名城和重要的工商业中心，紧靠长江之滨，宽阔的江面既给她带来了交通之便，也给她带来了洪泛之苦。每当洪水泛滥之际，滔滔的洪水威胁到武汉三镇的安全。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不久，党和政府为了武汉防洪安全的需要，就在武汉上游的荆江堤段修建了分洪区。长江分洪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分洪水位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当荆江水位达到或超过了分洪点时，长江防洪的决策者有权决定采用分洪措施，以保卫武汉的安全。

1998年8月上中旬，长江的水位一涨再涨，一次又一次地超过了1954年的最高水位。为了对付可能出现的灾情，长江防洪的指挥者和决策者们已经作好了包括分洪措施在内的一切准备。进入8月中旬，是长江防洪指挥者和决策者最紧张的日子。荆江水位大大超过了分洪点，用一位记者的话来说，人们的心已经提到嗓子眼了。是分洪还是严防死守？两个方案中的任何一个方案都具有同样大的风险。用一位多年从事长江分洪工程研究的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水利专家的话来说，如果该分洪不分洪，造成长江大堤溃决，无疑是千古罪人；但是，如果贸然分洪，同样是千古罪人。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的利益，使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最小，防洪指挥者和决策者们依靠现代科学技术，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科学技术手段来为决策服务。其一，组织水利专家对长江水位进行严密跟踪监测，并对水位变化及时作出预测，以供决策者参考。在最紧张的时候，水利专家提供的预测数据表明，当沙市水位超过分洪点45米后，预测最高水位在45.20至45.30米之间，水量比荆江大堤的正常抗御能力约多4亿立方米。其二，运用科学的方法对长江大堤安全系数进行测算，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荆江分洪区蓄洪量为54亿立方米，为多出的4亿立方米去动用分洪区值不值得？水利专家组运用“有限单元法”，对大堤的体积渗透计算，确定的安全系数为1.5。照这一系数推定，沙市水位就是涨到45.30米，也可以对大堤严防死守，不用分洪。其三，有效利用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提供的洪涝灾害信息。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信息室从

1996就建立了全国洪涝灾害监测系统并开始收集大量的监测数据。1998年8月15日的监测数据表明，洞庭湖的水淹面积在减少，这就意味着下游的蓄洪能力留有余地，江水下泄更畅通一些，从而增强了决策者严防死守的决心。

此外，准备充分的二线预案为决策提供了保障。下游洪湖、监利等要害地带虽然也形势紧张，但没有大的险情。加之荆江大堤沿线尚且有许多大的民垸没有动用，二线预案若发生大的险情，可先使用这些民垸蓄洪，这也要比使用荆江分洪区更有利。40万抗洪大军高昂的斗志为决策者增添了胆识，即使出现了险情，这支大军将是有效的保卫力量。

严防死守——决策者下定了决心。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多么的英明！荆江水位大大超过分洪点而没有分洪，人们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科学的决策终于将滔滔的洪水挡在堤内，中国人民又谱写了一曲人定胜天的凯歌。（资料来源：《文摘报》，1998年8月23日，根据雷厉、朱国顺文改写）

案例思考：

1、在这一决策案例中，决策者做出不分洪决策的科学依据是什么？这一案例是如何体现科学决策的精神实质的？

2、这一案例说明，现代科学技术对于制定正确的决策有什么重要作用？如何实现我国公共部门决策的科学化？

3、联系这一案例实际，谈谈科学决策对决策者素质的要求。

案例与思考二

某旅游区应该开放还是关闭？

[案例] 据预测，某旅游区及其附近在近两个月内有可能发生泥石流，如果真的发生这一灾难，必然会对旅游区造成严重破坏。为了确保旅游区的财产安全和旅游者的人身安全，当地政府就近两个月内继续开放还是关闭该旅游区这一重大决策问题召开了专题会议。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旅游区附近泥石流的发生，事关旅游者的生命安全，在没有绝对把握不发生泥石流的情况下，政府应该果断做出关闭旅游区的决策；另一种意见认为，旅游区附近有可能发生泥石流并不等于一定会发生泥石流，如果简单地做出关闭旅游区的决策，势必会造成不应有的经济损失。该旅游区的旅游经济在当地的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这样一项重要的决策，政府决不能简单了事，必须慎重；由于这一决策涉及到一系列技术问题，最好请有关专家先进行论证，然后再决策也不迟。会上

采纳了第二种意见，即先聘请有关专家进行论证，然后再做决定。

经过与各方面协商，一个由技术专家、经济专家和决策专家组成的咨询论证小组成立了。专家小组通过对当地的地质地貌的勘察和各种经济指标的预测和评估，得到了以下数据：

1、该旅游区及其附近发生泥石流的可能性为30%；

2、近两个月内在没有泥石流发生的情况下，该旅游区开放可给

当地带来旅游收入3000万元；如果贸然关闭该旅游区不但不能给当地带来旅馆游收入，还会造成经济损失500万元；

3、如果泥石流一旦发生，在旅游区关闭的情况下，经济损失（包括旅游收入的损失、财产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和个别人员伤亡的损失）预计在10000万元左右；在旅游区开放的情况下，这种损失将有可能上升到20000万元。

专家小组运用科学的决策分析方法分别对以上两个方案进行了分析和论证。并将研究结果提交当地政府，当地政府在接到专家的论证报告后就这一重要决策问题再次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最终做出决策。

案例思考： 1、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决策问题（确定型的？不确定型的？风险型的？）？为什么？

2、假设你是论证专家小组的成员，请你为这一决策提交一个论证报告，并就如何决策提出你的看法。

3、结合这个案例，谈谈定量分析方法在公共部门决策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它对于保证公共部门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意义。

案例与思考三

董虎臣谈笑间一个轻率决定使国家损失逾亿元

[案例] 因为决策失误而被追究渎职者法律责任的还不多见。董虎臣被捕入狱在广东政界及金融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1993年3月，作为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的董虎臣，在事前未经省建行任何集体研究，也未按有关规定报请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及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情况下，一个人便轻率决定，在香港注册成立了“坚丰金融财务有限公司”。

1994年7月董虎臣赴香港坚丰金融财务有限公司“考察工作”，坚丰公司向董虎臣汇报说，他们准备与香港的宏贸公司、利荣洋行等公司合作投资购买香港威灵顿广场。听完汇报后，董虎臣头脑一热，当即拍扳同意。他认为坚丰公司在投资此项目后，可净赚3000万港元。于是董虎臣不经过任何集体讨论，先后投入了1.06亿港元。而完成购买威灵顿广场这笔巨额交易，其前提条件是，购买方必须将威灵顿广场抵押给该广场业主爪哇集团，倘购买方余下的那80%借款到期不能归还的话，爪哇集团将有权将该广场拍卖抵偿债务。

令董虎臣万万料想不到的是，威灵顿广场却未能以高出原价的价格卖出去，而向爪哇集团偿还8.2亿港元的借款期限已到。

此事被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发觉后，立即于1995年7月1日及时免除了董虎臣的行长职务，并于同年8月作出不再对威灵顿广场继续投资的决定，以避免给国家造成更为严重的经济损失。

1995年8月，威灵顿广场5楼以上的写字楼部分，以5.45亿港元卖给了香港荆丰置业有限公司，用于偿还爪哇集团的借款。坚丰金融财务有限公司所投入

到威灵顿广场项目的1.06亿港元损失一空，血本无归。同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董虎臣“玩忽职守”一案交由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审理，1996年2月对董虎臣执行逮捕，并查出董虎臣收受贿赂30万港元。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玩忽职守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及受贿罪判处董虎臣有期徒刑13年。（资料来源：《钱江晚报》1999年3月4日，焦东辉文）

案例思考：

1、从这一案例可以看出，董虎臣的轻率决策给国家造成了巨额损失。从整个决策过程来看，这一决策主要违反了决策的哪些基本原则和基本程序？

2、在这个案例中，本项决策属于哪种类型的决策？为什么？ 3、你认为应从这一决策案例中应吸取哪些教训？

案例与思考四

二滩电站：八亿元打个“水漂”

[案例] 随着国家对长江上游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1995年开建的二滩水电站过木机道工程随之停建。已耗资8亿多元的先期工程如今成了毫无用处的“摆设”。

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俊峰痛心地说：“二滩电站建设全部使用银行贷款，每分钱都是要连本带息偿还的。8个多亿就这样白白地付诸东流，损失惨重。”

在建的二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境内的雅砻江上，1999年底，其6台发电机组全部建成投产。届时，二滩水电站将成为我国20世纪建成投产的最大水电工程。

由于雅砻江流域属于我国三大林区的四川林区的重要部分，因此林业部门要求二滩电站配套建设相应的过木机道。1983年9月，在林业部门的强烈要求下，经国家计委审定，二滩水电站过木机道按年过木量110万立方米的规模设计。按1996年审定的概算，投资高达12.6亿元。

这一决策当即遭到有关方面人士的质疑和反对。1991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二滩电站概算审查会。建设银行四川分行拨款处处长谭问体尖锐地指出：“此前在四川修建的铜街子、龚嘴、宝珠寺等水电站都耗巨资修建了过木机道，但最后都因无木可过闲置不用，造成巨大浪费。二滩电站是否也会遇到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论证清楚。”

会后，建行攀枝花分行二滩专业支行的陈连跃、廖国宏等人专门对整个雅砻江林区进行了专题调查。他们历时46天，行程6000多公里，对沿江生态状况及各林业局、林场的森林面积、生产效益、运输方式和设计生产规模都作了详细了解，并掌握了各林业企业1986到1991年的实际年生产量。以此为依据，他们撰写出《雅砻江二滩水电站过木机道年过木量的调查》，报送了国家计委、林业部、国家建委及四川省的有关部门。建议取消过木机道，改水运为陆运，以避免投资浪费。遗憾的是，调查报告报送后，如泥牛入海。为此，时任建行二滩支行副行长的陈连跃于1992年7月专门前往国家计委重点建设司、林业部计划司及四川省建委、林业厅等部门“游说”。这次“游说”最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国家计委当即责成四川省政府召开了论证会，并决定按60万立方米的年过木量进行设计。即使如此，二滩过木机道的土建和设备投资也需要9.5亿元。

1995年，过木工程正式动工，至1998年国家下令停建时，整个土建工程已

基本完工，库区拦漂设施也基本建成，机械设备已经订制，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总共耗资8亿多元。（《楚天都市报》，1998年11月30日）

案例思考：

1、在二滩水电站的设计和论证过程中，为什么林业部门要提出建设过木机道工程的要求？提出这样一个决策问题在当时是否有其合理性？为什么？

2、在本案例中，有关过木机道的决策先后提出了两个决策目标，最初提出的决策目标是年过木量110万立方米的规模，后来又被修改为年过木量60万立方米的规模。后来证明，这两个目标都是错误的。运用决策理论的基本观点分析本案例中导致错误决策目标出现的原因。

3、你认为应从这一决策案例中吸取哪些教训？

案例与思考五

两种“炸药”中的选择

[案例] 1953年上半年，我国粮食供销矛盾进一步加剧，中央要求中央财经委拿出具体办法。中央财经委经过反复研究，共提出了八种方案。这八种方案是：（1）只配不征，即只在城市搞配售，农村不征购；（2）只征不配，即只在农村搞征购，城市不配售，还是自由市场；（3）原封不动，即继续自由买进，自由卖出；（4）临渴掘井，即先自由购买，实在买不到的时候，再去重点产粮区征购；（5）动员认购，即层层下达控制数字，而控制数字不向农民露底，由村支部动员农民认购，认购量达不到控制数字不散会；（6）合同预购，即在收获前先与农民签订预购合同，收获后按劳取酬合同收购；（7）不搞统一办法，由地方各行其是；（8）有利于又统又配，即农村统一征购，城市统一配售。

那么，上述八种方案究竟哪一种方案更解决当时的粮食供销矛盾呢？中央财经委经过反复论证认为，第一种办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农民看到城市搞配售，他就会有粮不卖了；第二种办法也行不通，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边征边漏，农民会拿交征购粮所得的钱，到城市里从粮食公司再把粮食买回农村；第三种办法更是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这样做，困难会日益加剧，结果必乱无疑；第四种办法所以行不通，道理很简单：政府到了实在买不到粮食的时候，城市自由供应也就无法继续进行了；第五种办法曾于1951年在东北实行过，实践证明，这实际上是一种强迫的办法；第六种办法也曾于1949、1950年在东北、华北收购棉花时试行过。前几年合同预购证明，预购合同对小农的约束力是有限的。收成好，他按合同交售；收成不好，市场价格看涨，虽订了合同，他也不一定会履约。当时的粮食产量不是多，而是不足。因此，希望全面推行合同制来完成粮食的收购任务，没有把握。第七种办法也行不通，因为那样做，怕各地互相影响，不好掌握。这样剩下的就只有第八种办法了，而且非采用不可。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粮食收购少，销售多，国家粮食库存已严重不足，粮食紊乱时间要提早到来，范围也要扩大，从乡村一直到大城市。其结果是物价必然会波动起来，并立即逼得工资上涨，涉及工业生产，预算也将不稳，建设计划也将受影响。而且会引起人人各自囤积，人心不安。采取又统又配的办法，难点在于统一征购，但只要价格公道，还是可以实行的。当然，采用这个办法，也不是没有毛病。毛病是有的，这就是：妨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逼死人，打扁担，个别地方暴动，都可能发生。但不采取这个办法后果更坏，那就是要重新走上旧中国进口粮食的老路，建设不同，结果帝国主义打来，扁担也要打来。经过讨论，中央做出决策，选择农村征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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