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2)

的声音，真正保证普通农民的利益在权力机关中得到维护。这就要求在设定农民代表的比例时，要按干部、群众身份、收入水平等设计比例，从而确保一定比例的普通农民代表。

其次，要改革信访制度。信访制度作为人大、政府主导的民意表达体制，是农民经常化、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但是，作为信访制度载体的信访部门在国家机构设置中并非实权部门，一般不直接处理相关事务，对一些涉及农民政治诉求的问题大都作原则性的答复或批转到县、乡政府处理。现实政治生活中，由于国家治理任务过于繁重，加上一些政府部门存在着推诿、拖延现象，处理时间过长，反馈不及时，或者并没认真去处理这些涉农事件，致使信访转了一个大圈后事情仍得不到切实解决。鉴于此，必须完善信访制度。信访制度的完善，最根本的就是要整合信访部门设置，将现在的人大信访机构作为总协调点，统一受理信访案件，而其他部门的信访机构作为人大信访机构派驻的部门，建立一种以人大信访为中心、各部门信访为具体负责办事机构的联合模式。这样，在将人大的信访机构作为主要负责机构的同时，再辅以各部门的信访机构，统一对人大信访机构负责。这样配置的合理性在于，既可充分体现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机关作用，有效地改变我国信访机构多而散的网点式设计布局，将信访资源进行统一的调配，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信访处理体系，也可以使现在不独立的信访机构相对地超脱出来，不再对原有的国家机关负责，从而为信访的公正和效率提供组织上的保障。

第三，要完善舆论性民意表达制度。大众传媒作为舆论性民意表达体制的主要载体，是广大民众对政府( 政治体系) 施加影响的重要的制度化渠道。广大民众通过媒体了解政府的活动，对政府的行为进行评判和监督，政府借助媒体了解民众的政治诉求，推进政府解决广大民众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并在政府的决策中体现其利益要求。虽然大众传媒在民众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我国社会中，大众传媒在代表农民政治表达、监督政府方面还存在着缺陷与不足。现有传媒的报道中，关于以农民为受众的报道偏少，反映农民诉求的更是有限，不能有效承担起农民政治表达的重任。大众传媒作为舆论性民意表达制度的载体，在中国农民的政治生活中正扮演着不可或缺的

角色。因此，我们要采取措施，规范和完善大众传媒在政治表达和舆论监督等方面的“缺失”行为，为农民的政治参与提供对话平台。一方面，大众传媒要增加涉农媒体，拓展覆盖范围。大众传媒要增加涉及“三农”的专业媒体，拓宽大众传媒的覆盖范围，倾听农民的声音，关注农民的利益及其表达，为广大农民搭建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平台。另一方面，加大介入力度，强化舆论监督。大众传媒不应在农民利益表达中失去宝贵的监督功能，而是需要加大介入力度，参与到农民利益表达的过程中去，强化其舆论监督功能。

( 二) 发展农村经济，增强农民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

经济发展与政治参与有重要关联。离开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就不可能有政治参与的良好发展，也不可能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对此，亨廷顿和纳尔逊指出，“社会－ 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造就参与基础的多样化，并导致自动参与代替动员参与”［5］( 69)，“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更高水平的发展相伴随，而且社会和经济更发达的社会，也倾向于赋予政治参与更高的价值。”［5］( 174)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了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以大幅度提高，但是从全国范围而言，农村明显落后于城市。在有些偏远山区，农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还在为生计而奔波忙碌，无兴趣过问政治，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过问政治，即使参与政治，也是消极被动参与，经济不发达成为制约他们制度化参与政治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要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制度化水平，重要出路在于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改变农村经济落后的面貌，尤其要改变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局面，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为农民的政治参与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 三) 建设新型农村政治文化

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要求公民有适度的政治热情、积极参与的政治意识，这都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政治文化规定了政治行为所由发生的主观环境，即规定了人们的政治倾向，成为一种内化了的政治行为规范，影响人们对政治的关心程度和争取或行使民主权利的行为力度，支

配着人们对政治行为方式的选择，指导人们的政治行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进行着分野和汇流，形成了以儒家政治思想为主线的政治文化传统，在深层次上成为封建政治的伦理纲常。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层面，使中国民众心理积淀成了“权威崇拜”、“清官思想”、“与世无争”等复杂的以小农意识为主体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至今还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抑制着社会公共空间和公民的主体地位。正如王亚南先生所说: “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6］长期专制统治使民众形成对政治权力的依附性、臣属性、顺从性，缺乏自主独立意识、民主政治意识以及公民权利观念和政治参与意识，而这些观念和意识的缺乏使民众不能主动、有序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为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引导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推进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就必须大力建设与我国农村政治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要依据农民的政治心理和行为现状采取符合实际的有效措施，彻底摒除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促进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发展和成熟，使农民从思想意识上摒弃附庸意识，增强主体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生成民主型的政治人格，形成民主型的价值取向。

( 四) 培养和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

公民素质是公民从事政治活动所必须具备的主体条件，而与政治参与密切相关的主要是文化素质，它直接影响着政治参与水平和质量的高低，决定着政治参与能否健康、有序、和谐地发展。公民文化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受教育程度。公民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就越有助于提高其知识水平，增强其权利观念和政治参与的兴趣，从而提高其参与能力，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其法治观念、责任义务观念、理性认知能力和正确表达思想的能力，实现制度化的参与。正如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所指出的:“正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最有可能坚持参与的规范。”［7］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也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自“普九”实施以来，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得到了提升，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我国的农村教育还很落后，大多数农民的文化

素质仍然偏低。2004 年，我国乡村人口为7． 69亿人，其中，文盲半文盲人数占7． 39%，接受小学教育的占29． 94%，接受初中教育的占50． 24%，接受高中教育的9． 68%，接受中专教育的占2． 11%，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仅占0． 64%［8］。因此，推进和完善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就要培养和塑造高素质的农民。这就要求一方面要振兴我国教育事业，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另一方面要对农民进行政治制度、政治过程以及农民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政治知识的教育。只有掌握了必要的政治知识，才能尽量减少参政的代价，提高参政的质量，在参与政治时会更多地凭理性而不是凭感情行事，在对参与方式的选择上会注意合法性和有效性。

( 五) 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

“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2］( 427) 因此，要推进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让农民进行有序化的政治参与，就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鼓励成立农民协会等组织，以形成农民利益表达的组织载体。这样“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9］，就能使农村社会中的零散诉求转变为团体的诉求，就能将社会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有序地参与到政策形成过程中去，就能使农民以一个整体组织的形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提高其在农村政治关系中的对话能力与政治活动中的博弈能力，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要求，就能均衡社会政治领域中诸多政治实体间的力量，优化农村政治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王旭宽． 乡村政治关系和谐构建与农民有序政治参与［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4) ．

［2］［美］塞缪尔·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3］邓小平文选: 第3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77－78．

［4］程乃胜． 论农民平等选举权的实现［J］．江海学刊，2007，( 2) ．

［5］［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6］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39． ［7］［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北京: 华夏出版，1989: 201．

［8］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2004 中国农民素质发展报告［R］．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73－74．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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