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伯伦文学作品中的先知形象解析 docx(5)

他给现代社会带来了疗救的讯息。他探寻生命存在的最本质的意义，他预见了一个时代的需要，这个时代见证了现代性本身在精神和思想上的困境。他轻灵的作品展示了一位预言者富有穿透力的洞见，他既不是一位演说家，也不是一位战斗者，他警醒人们，要留心降临在这个时代的可怕的危险：边缘意识、物质贪欲和激烈却又盲目的变革。他的作品富有抒情诗般的美，他以这种简单的形式，阐明深刻的意义，这对于那些致力于寻求生命意义的人影响深远，他的作品充满活力，跨越时空，对今日的变革仍富有启示。

纪伯伦出生在黎巴嫩贝舍里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他在生命的最初接触的世界是美丽的神的，接触到的生活是自然的淳朴的遵循人性的。他将他对于这个世界最初的认知植根于心，并且认为这是最美好的生活，这在他的《暴风集》中的“各自心中的黎巴嫩”中表现得很明显：“我有我的黎巴嫩，我只满足于它净洁无瑕。”他践行着自己强烈的“先知”意识，从东方文明中汲取力量和灵感，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指出一种复归生命本身、重建耶稣神圣性、尊崇“爱、美与生命”的宗教的心灵救赎和修为之路。倡导宗教对话的哲学家雷蒙·潘尼卡，曾描述人类生命存在的理想状态———参与到宇宙生命之中，回返到那个“凡人也受邀的宇宙的和神的交响乐之中”。

在纪伯伦的作品中有这样一句话：“穷人啊！你从田中归来后同妻小度过的那一点钟，正是未来人类大家庭的象征，是后代幸福生活的雏形！”

纪伯伦的文学作品中所推崇的就是这样一种回归人类最初的存在状态的生命状态。纪伯伦启示人们在专注于工业社会的飞速进步的同时，不要荒芜了精神的家园。他努力探寻人类精神的家园，努力找回人性的单纯和质朴。他对于“爱、美与生命”的哲学构建，对于耶稣神圣性的重建，都是对于现代主义所急需解决的人类灵魂出路问题的一个积极的支持。在一个追求技术和金钱的时代，呼吁回归质朴的纯真的生活，就是想让人们从逼人的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抽离出来关怀自己的灵魂，敬畏大自然，敬畏生命。纪伯伦用他的诗歌为人类灵魂吹奏一曲曲牧歌，唤醒人类阴霾的心灵。从《泪与笑》行云流水的文字中，我们感受到生命最初的欢乐忧伤。《暴风集》、《疯人》、《先行者》又以一种激烈的姿态揭示这个世界的虚妄与不公平，呼吁人们追求一种更公平的生活；并且指出人类思想道德、价值判断等方面的不合理，引导人们反省自身。《先知》中，纪伯伦更是将他毕生的智慧都凝结在这部作品汇总，那些仿佛来自上帝的箴言，让我们在神圣的文本形式中领受到心灵的洗礼。《人子耶稣》，纪伦将耶稣的神圣性和牺牲精神以及对于人类精神的意义用他自己的方式揭示出来，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因为在一个怀疑上帝，质疑神圣的时代，纪伯伦将耶稣的精神推崇至极，无疑是一种超越时代的思考和壮举。在众人都抛却敬畏的时候，纪伯伦重拾神圣信仰。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指出，现代主义“明显地尊崇历史循环论，倾向于启示论的、以危机为中心的历史观”。

正是在这一历史观的指导下，现代主义作家宣布人类处在一个危机的时代，现代文明走到了尽头，他们以具有强烈启悟色彩的语言，描画出现代文明崩溃的整体图景。现代主义作家既是精神荒原的描绘者，又在急切地探索着人类走出荒原的途径。这种探索主要有两个向度：其一是转向内心，从内在的、非理性的自我中挖掘精神能量。现代主义作家认为现代文明压抑了人的直觉、本能和欲望，只有将这些被压抑的生命力释放出来，人类才能获得拯救。其二是转向异国异域，在基督教文明之外的异文明，尤其是在东方文明或原始文明中寻求西方现代文明的拯救之路。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写道：“欧洲通过亚洲获得新生”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浪漫主义观念。在一些西方人看来，东方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对立面，可以挫败西方文化的物质主义和机械主义，从这一挫败中将复活、再生出一个新的欧洲。而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中的“东方”，实际上是作为西方自我意识的对立面、作为异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对立面想象和构建出来的。从欧洲舶来、经由波士顿先锋文化圈传递给纪伯伦的文化氛围，是作为西方现代

性困境之想象的东方，这一东方作为西方的异质“他者”，是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救赎之地。

正如德勒兹的公式“他者=一种可能的世界之表现”。纪伯伦作品中的泛神论思想，表现出神意统治下的宇宙万物的“普遍的和谐”，他作品中的“美”具有建立在普遍生命存在之上的绝对超越性，蕴涵着“神圣”的审美体验。所有这些对于西方来说都是新奇的，他用自己的方式书写面对着现代社会的迷茫、异化、流离，他指引着人们如何找到出口，让生命得到最舒适的解脱。而纪伯伦的出现对于西方社会来说是及时的，对于纪伯伦自己而言则是“恰逢其时”，迎来了他巨大的声誉。他的文学作品就是西方渴望已久的“东方”，就是西方寻求久的“救赎”。虽然纪伯伦的众多诗歌以英文进行创作，并且受着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他的诗歌中更多的是自觉或不自觉的东方式的言说。例如他的诗歌中经常出现“国王”、“宫殿”、

“葡萄”等等携带着鲜明东方文化基因的意象。而且他的诗歌精神是源自生命最初的那段于叙利亚的纯真岁月。《音乐短章》、《泪与笑》、《疯人》、《先知》中都萦绕着一种东方的诗意飘渺。而这种东方式的言说，与西方式的理性之光有着很大的区别。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品味出他对于宗教黑暗、社会不公的强烈憎恨，但是更多的感受是背后那颗哭泣的心，这颗心为人类灵魂哭泣，为受苦难的众生哭泣，这颗心想传达的是一种更加绵柔和惆怅的忠告。而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中的“东方”，实际上是作为西方自我意识的对立面、作为异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对立面想象和构建出来的。

东方文明对于西方社会有着一股神秘的吸引力。西方社会的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使得西方社会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和迷茫。而他们意识当中的东方就是作为西方的救赎之地的异域的神秘的“他者”。他们自觉地将一种救赎的希望投注到了东方，对于东方的解读在很

大程度上也是基于自身的想象和需要。纪伯伦的东方身份，文学作品中的神秘气质让他的诗歌对于西方社会的精神痼疾具有神谕一样的力量和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在现代主义的失望情绪已经充斥了西方世界的时候，纪伯伦的作品就是涓涓清流。这样一种独特的思考，是与西方理性之光完全不同的思维和哲学，是一种新生的希望。西方世界对他充满了期望，并试从中找出疗救西方文明创伤的蹊径。而纪伯伦充满东方哲学智慧的作品也确实对于西方社会有着巨大的疗救作用。独特的思考、神秘的诗歌氛围、清新明丽的语言、振聋发聩的哲理箴言，还有作者那忧郁的气质，都让西方社会感到激动。这样新鲜的文学作品和哲学智慧，是西方认定的来自神秘东方的灵魂丹药，所以他们无比推崇，深深喜爱，从中汲取精神养分。需要指出的是，纪伯伦作为阿拉伯裔美国人，属于美国少数族裔的一员。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民来自欧洲、非洲、亚洲和南美洲各地，他们带着各自家乡的民歌、民间故事和民间音乐到这片新土地来，纪伯伦是这其中一员。读者经常会根据单独的一本书或一个作品来判断一作家所属的民族群体优秀与否。因此，少数族裔作家们倾向于渲染他们的成就。作为强调美国种族包容性策略的一个平衡性因素，少数族裔文学在提及家乡和非“美国的”性格特征时，表现出肯定态度。在提及故国的同时，他们常常流露出一点对美国微妙的抵制和公然的批判。即使在最亲美的作品和表面上推崇同化主义的作品里，情况也是如此。

纪伯伦给自己编造了一个很体面的家世，不能不说是为了让自己更加融入美国这样文明社会当中。无论如何，少数族裔文学常常被当作社会证据来读，一些作品因为其作者的民族性而被阅读。20 世纪前半叶的少数族裔文学显示出对美国社会现代性的格外关注。玛丽·安婷把移民过程描写成是一种穿越时空的旅行。她说，从比喻意义上来说，她的人生跨越了几个世纪，她的笔锋集中在这个悖论上：“仅仅我的年龄，我的真实年龄，就足以成为我写作的原因。我的人生始于中世纪，这一点我会证实，但我依旧是 20 世纪的人，和你们同一时代的人，因为你们最新的想法，我激动不已。”

有关现代性的主题在1910年到1950年间的美国少数族裔文学里是盛行的；少数族裔文学探讨了现代性的特征，很可能甚至比许多主流作家更加广泛深入。有些作品虽然主题是

现代的，但不一定意味着其作者就是真正的现代主义作家。各个族裔有着互不相容的过去，导致了社会的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可能是最广泛范围内共享的文化特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或许现代性别无选择。移民和加速的文化冲击促进了“边缘人”的产生，这个词是芝加哥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Robert E.Park)从乔格·西米尔（Georg Simmel)的“陌生人”的概念衍生而来的。对西米尔来说，这个陌生人身处一个社区之内，又在其外；他们之中的艺术家可能希望把现代性的经历转化为现代主义的美学实验。换言之，他们在现代性的世界里所处的边缘位置可能推动一些移民和移居者向现代主义迈进。他们的一些用语具有“翻译的”特点，这让他们的作品接近先锋派散文。诸如此类英语被生疏化的例子似乎介于自然主义写实和现代主义散文之间，具有两者的特点。而纪伯伦的文学作品在西方世界取得巨大的成就无疑也与他的这种少数族裔的身份有关。笔者认为，纪伯伦的现代主义书写也是属于美国少数族裔的现代主义书写。这个问题需要笔者继续进行研究和认真思考，纪伯伦的作品具有无限的魅力，需要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去发现他的价值，从更多角度分析他的作品。

结语

统观东西方世界对于纪伯伦的评价，无论在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纪伯伦都被视为“东方的”先知。尽管纪伯伦后期英语文学作品中的“先知”形象是普世的，但是无论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都关注的是他的“东方”身份，对他的认定依然是来自东方的诗人，是来自东的“先知”。“东方”因素是促成纪伯伦文学作品中“先知”形象形成的重要促因。因为来自东方，让他在西方社会充满吸引力；因为来自东方，让他在东方社会备受推崇。纪伯伦所生活的 20 世纪是一个东方与西方相遇碰撞的时代，植根于阿拉伯文化，浸淫于西方文化的纪伯伦在两种迥然而异的文化中，都树立了持久、显赫的声名，并且能够最终贯通融汇两种文化，超越东西方文化各自的局限。他没有一味的推崇东方文化也没有被西方文化冲刷掉他身上的东方印记，而是在经受了阿拉伯古老神秘文化和美国最前沿现代的思想的淬炼之后，站在全人类的视角，用一种诗意的方式建构了他的“爱、美与生命”的宗教。他继承了阿拉伯文学的优良传统，对阿拉伯现代文学的革新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在现代化程度极高的美国，他又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他天赋诗才的有力明证，也是他努力践行自己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的明证，更是他践行强烈的“先知”责任的明证。他忧郁的气质、博爱的情怀，注定了他的一生是敏感多思的，是孤独求索的。他将他一生的思考与求索，都用他的作品向这个世界言说，向世人倾诉。在他的作品中既弥漫着神秘主义与古典智慧，也充满现代精神的革新与求变。他想为东方疲惫的倦体中注入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文明之光，也渴望将东方的哲学智慧传达给西方世界。而最终他创作出了跨越地理、民族、国家，超越了时空的普适的文学作品。他采用了诗歌的体裁形式，用英语进行创作，模仿《圣经》的语言风格，采用“圣经文体”，在神圣的形式中灌注他的哲学思想，推崇耶稣神圣性，建构“爱、美与生命”的宗教，为整个人类哭泣哀伤，为全世界指引出路和方向。这种超越与普适让他避免了单纯迎合西方社会对于东方世界的想象而去书写东方，也避免了亦步亦趋地追随着西方世界的脚步，这是一种天才的超越。而这种超越在文学中集中体现就是他作品中的“先知”形象。他作品中的“先知”形象经历了民族的“先知”、叛逆的“先知”、普世的“先知”三个阶段的转变，最终实现了纪伯伦幼年时期对于自己“先知”身份的确认。他完成了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思索，表达了他对这个世界的爱，对世人的爱。他来自黎巴嫩，但是他的思想是属于全人类的，他的哲学是普适的。正是因为他天才的超越让他的作品中的“先知”形象是普世的。因为纪伯伦作品思想的复杂性，本论文有许多的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会继续深入阅读作品，积累理论知识，加深对于纪伯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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