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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伯伦文学作品中的“先知形象”解析

摘要：《浪之歌》《雨之歌》形象、亲切，能看出作者对纪伯伦的文学作品情有独钟吗？

绪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旅美派”作家哈利勒·纪伯伦——一个在绘画和文学两个领

域都取得不凡成就的艺术家和作家，是阿拉伯裔美国文学的奠基者②，以他的代表诗作《先知》驰誉世界。1883-1931 年，纪伯伦渡过了他短暂的一生。在世时，阿拉伯世界已将他视为那个时代的天才，在西方，他的作品已与布莱克、但丁、泰戈尔、尼采、米开朗基罗和罗丹相提并论。作为一位东方作家，他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欢迎，继 T.S.艾略和 W.B.叶芝的作品之后，《先知》是 20 世纪获得最高评价的诗作，同时也是 20世纪得到最广泛阅读的著作。纪伯伦本人也被读者和研究者视为“先知”一样的诗人。他的文学作品整体呈现出一种神圣的“天启体”形式，文本内容以充满博爱情怀与人生哲学的寓言故事、箴言等智慧文学为主体，在体裁形式上多采用散文诗这一（散文诗属诗歌的一种）文学体裁，以第一人称“我”直接进行叙述言说、抒发观点，如同一位博学富于智慧的“先知”对世人进行谆谆的教诲与悉心的抚慰，这就使得他文学作品的叙述者“我”与纪伯伦这一创作者几乎融为一体。也就是说，纪伯伦本人这一“先知”诗人形象与纪伯伦文学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作为“我”的叙述者的“先知”形象是一体的。文学作品中的叙述者像“先知”一样言说，表达的就是纪伯伦本人对人类的普遍性关怀。纪伯伦文学作品中“先知”形象的形成，有阿拉伯文学传统的影响，也有西方文学的作用。本论文立足于纪伯伦的文学创作，着重从纪伯伦“先知”意识的形成渊源、纪伯伦文学作品中“先知”形象的具体呈现及其文化解析三个层面，来论述纪伯伦文学作品中的“先知”形象。 一、国内外纪伯伦研究现状分析 （一）文化身份的研究

纪伯伦充满宗教关怀的作品深受西方世界的推崇，西方精英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纪伯伦形象”带有浓重的异域想象色彩，他们赋予纪伯伦这位来自阿拉伯的诗人某种精神救赎的内涵，将他看作一位来自“东方的先知”，关注他的东方身份，强调纪伯伦对于西方世界的意义和价值。

“凸显纪伯伦的民族或国籍身份、强调纪伯伦文学创作与东方语境的关联，是国内纪伯伦述的主导趋势。具体来讲，国内纪伯伦评述多在阿拉伯现代文学、旅美派文学、黎巴嫩文学的视野中探讨纪伯伦的文学创作。”最初译介纪伯伦的中国现代作家，如冰心、刘廷芳等，并没有刻意强调纪伯伦的东方身份，关注的是纪伯伦文学作品本身。新中国以后，在整体政治氛围的影响下，才开始强调纪伯伦来自第三世界，大力宣扬纪伯伦的东方身份，由此也定下了新中国以来纪伯伦研究的基点——纪伯伦是阿拉伯和东方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

随着研究的深入，有研究者开始在东西方文化关系视野中研究纪伯伦，对他的文化身份进行了更加客观的分析。马征的《文化间性视野中的的纪伯伦研究》将这位深受东西方文化共同影响的诗人置于西方语境中进行了更加全面的探究。这一开拓性的研究使国内纪伯伦研究更具学理性和研究深度，打破了长期以来以“东方视角”为基准的纪伯伦研究的困局，提供了更加宽广的思路和多元的研究视角。2012 年 4 月 16 日，马征发表在《文艺报》的论文《哈利勒·纪伯伦：阿拉伯裔美国文学的奠基者》第一次将纪伯伦定位为阿拉伯裔美国文学的奠基者，并且明确肯定了纪伯伦是以纽约格林威治村为中心的美国现代主义作家的一分

子，他的文学创作是美国文学遗产的一部分。她在这篇论文中提出：纪伯伦的英语文学创作不仅直接造就了纪伯伦文学的世界性传播，而且奠定了百年阿拉伯裔美国文学的基础。 （二）宗教学视角中的纪伯伦研究

研究纪伯伦的作品，宗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西方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因为具有基督教文化背景，具有研究纪伯伦文学中宗教性问题的优势，而中国缺乏制度化的宗教传统，并且现代时期以来对科学精神的大力提倡，加上政治变革的深刻影响，因而经过了强大的世俗化潮流，使得中国对于纪伯伦作品中的宗教问题研究较为欠缺，并且不够全面和深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期从事阿拉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李琛撰写的《阿拉伯现代文学与神秘主义》，是第一部全面分析和论述纪伯伦文学创作中神秘主义特色的专著。她指出：纪伯伦正是通过疯狂、孤独等自知的途径去感知大自然的爱与美，他重视现世生活，从不主张遁世，其神秘主义倾向既来自大自然的启示，也有基督教潜移默化的影响，其特点呈现为“自然、静默与自知。”

纪伯伦作品中的神秘主义是理解纪伯伦作品的难点也是突破点。 （三）传记研究

当代英语纪伯伦传记研究成果表现出鲜明的学术倾向，讲究学理性和学术客观性，有相当的思想和理论深度。其中，既有《哈利勒·纪伯伦：他的生活和世界》这样历史感强、可读性强的奠基性作品；又有《哈利勒·纪伯伦：人和诗人》这样学理性强、高屋建瓴的学术论著；更有《哈利勒·纪伯伦的生活和时代》这样从精神分析视角出发，对纪伯伦进行深入分析的一家之言。每部作品都内容丰富，材料扎实，兼具了思想性和历史性的结合，有相当高的译介价值，对目前国内的纪伯伦传记研究，无疑是一个有益的补充。而纪伯伦作为一位早期阿拉伯移民作家的复杂的生活和情感经历，使其传记研究成为理解纪伯伦文学创作的一个必要途径。中国学界“学术性”的纪伯伦传记研究，目前仍是一个空白。国内纪伯伦传记研究相对薄弱，这与英语世界繁荣的当代纪伯伦传记研究形成了强烈反差，目前国内只有一本从阿拉伯语翻译过来、由努埃曼撰写的《纪伯伦传》，另外还有一本伊宏先生的《东方冲击波：纪伯伦评传》。目前马征正在翻译关于纪伯伦的两部传记：《哈利勒·纪伯伦：他的生活和世界》、《哈利勒·纪伯伦：人和诗人》，这两部传记的译介将为国内纪伯伦研究提供更加详实可靠的资料。

（四）比较视野中的纪伯伦研究

随着纪伯伦研究的深入，对于纪伯伦的研究出现了跨学科比较研究的新尝试：对纪伯伦的文学与绘画艺术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他的作品与宗教哲学的关系、将纪伯伦与中西方现代作家进行平行比较。在《纪伯伦作品中的“狂”及其内涵的延伸和演变──兼与鲁迅<狂人日记>比较》一文中，郅溥浩先生将纪伯伦与鲁迅进行了比较。林丰民的《纪伯伦与闻一多──漫主义的创作倾向》和《惠特曼与阿拉伯旅美诗人纪伯伦》分别将纪伯伦与闻一多和美国诗人惠特曼进行了平行比较研究。马亭的《纪伯伦对尼采的接受与疏离》分析了尼采对于纪伯伦的影响。这些新的视角和独特的思考为纪伯伦研究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和方法。总之,目前国内纪伯伦研究欣欣向荣，并且呈现出多角度多领域的研究局面，但对于他文学作品中最显著的“先知”意识以及鲜明的“先知”形象却并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开掘。本论文立足于纪伯伦的文学文本，主要从纪伯伦“先知”意识的形成、纪伯伦文学作品中“先知”形象的具体呈现、纪伯伦文学作品中“先知”形象的文化解析三个主要方面进行论述。 二、纪伯伦文学创作概述

纪伯伦的文学创作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1、早期阿拉伯语文学创作时期。指纪伯伦 1911 年迁居纽约以前的创作，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主要有散文诗《音乐短章》、短篇小说集《草原新娘》和《叛逆的灵魂》、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以及文集《泪与笑》。这一时期的创作体裁以叙事文学为主，“东方”是该时期创作的背景和主题。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

多取材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黎巴嫩或“大叙利亚”地区，文中常常直接表达了作者对于现代东方现实的评判态度。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由美国的阿拉伯移民杂志及出版社出版，不仅在美国的阿拉伯移民中享有声誉，而且受到阿拉伯本土的关注。2、双语文学创作时期。1911—1921 年纪伯伦用阿拉伯语和英语进行创作的时期。这一阶段纪伯伦在纽约初步获得成功，文学创作涉及东西方两个世界，精神状态也处于剧烈的震动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对于后期英语文学的完美蜕变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一时期的英语文学作品主要包括《疯人》（1916—1918）和《先行者》（1919—1920），阿拉伯语文学的代表作有《暴风集》（1915—1920）及“笔会”时期创作的阿拉伯语文学作品。3、英语文学创作时期。1921 年至 1931 年间是纪伯伦文学创作的巅峰期，并且这种巅峰状态一直持续到这位伟大作家因重病离开这个世界。《先知》、《沙与沫》、《人子耶稣》、《大地之神》、《流浪者》、《先知花园》都完成于这个时期。这个时期的作品体现出了纪伯伦重建生命神圣，建构“爱、美与生命”的宗教的努力，也呈现了纪伯伦文学作品中“先知”形象的哲学内涵。马征在《文化间性视野中的纪伯伦研究》一书中，用尼采的“精神三变”来诠释纪伯伦的文学精神轨迹。尼采在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中讲述了精神的三次变形：精神怎样变为骆驼，骆驼怎样变为狮子，狮子怎样变为孩童。骆驼代表“坚强、负重的精神（strong load-bearing spirit)”；狮子代表冲破“你应该（Thoushalt）”的旧价值锁链，大胆创造新价值的“我要（I will）”精神；而孩童是“对生命自身意愿的神圣肯定（a boy Yea untolife：its own will）”，是“一种纯真、遗忘，一个新的开始，一场游戏，一个自转的圆轮，一次最初的运动，一个神圣的肯定。”

在《解读尼采》一书中，德勒兹曾以精神的这三次变形来分析尼采的生活和创作。他这样写道：骆驼是驮东西的动物：它驮着既成价值的重荷，驮着教育、道德和文化的重荷。它在沙漠中驮着这些重荷，并且在沙漠中变成狮子；狮子打碎偶像践踏重荷，对所有的既成价值进行批判。于是，狮子的使命就是变成孩子，即变成“游戏”和新的开端，变成新的价值和新的价值判断原理的创造者。马征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勒兹对精神三变的解读，同样可以用来诠释纪伯伦文学的精神轨迹。纪伯伦的文学创作经过了三个阶段：早期阿拉伯语文学创作、双语文学创作和英语文学创作时期，这三个阶段的精神发展历程经过了“骆驼—狮子—婴孩”的转变。”关于这三个精神阶段，马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在早期阿拉伯语文学作品中，暗含着“强与弱”这一二元对立模式，作者着力刻画的是众多弱小者的群像。这一群像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以负重求救赎。这种负重精神就如同尼采“精神三变”中的骆驼：“驮着既成价值的重荷，驮着教育、道德和文化的重荷”。而双语文学创作时期的阿拉伯语和英语创作具有内在一致性。在阿拉伯语代表作《暴风集》和第一部英语作品《疯人中，个体与社会二元对立模式中个体的革命精神是作品突出的重点，这种革命精神就如同尼采笔下精神三变中的狮子：“打碎偶像，践踏重荷，对所有的既成价值进行批判。”在后期英语文学创作中，作者在“爱、美与生命”的核心理念中建构“新的价值”。

这是一次“新的开始”，生命的神圣性由此彰显，前两个创作阶段中紧张的二元对立关系不复存在，“融通”成了这新的价值理念的精髓：灵魂与肉体、西方与东方在纪伯伦的文学创作中不分彼此、水乳交融，塑成一个“新的开端”。

文学精神轨迹三个阶段的区分，是对纪伯伦三个创作阶段精神状态的深刻理解和解剖。理解纪伯伦文学创作的不同阶段和时期，是理解纪伯伦“先知”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纪伯伦文学作品中“先知”形象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先知”形象的哲学内涵的关键所在。

因为纪伯伦文学作品中“先知”形象的形成和发展与他的三个创作阶段、三个精神阶段 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第一章先知意识的形成

所谓先知，原指一种具有“先知先觉”能力的人。古犹太人相信他们是上帝在世间的代言人，先知领受并向众人传达上帝的旨意。在内忧外患的年代因目睹各种社会罪恶，深感民族危机之严重，而愤激地吟诗撰文，抨击当权者，劝诫国民明辨时局，弃恶扬善。他们不仅无情地指责社会弊端，还设计宏伟蓝图，指引人们追求光明美好的未来。纪伯伦早期阿拉伯语文学创作时期，在作品中表达的对于祖国和人民的深切的爱，对腐朽的东方和祖国的深刻鞭笞，对祖国和人民所承受的苦难的深切同情，就是先知这种忧患意识和庄严责任感的突出体现。同时，先知在某种程度上也充当了教师角色，职责主要是向人们阐明律法，将祖先的遗训教导人们，同时对王权贵胄，以及社会的腐化、堕落和不公进行抨击。他们“以预言家的身份出现，借助神的名义，依据神的律法，警示现实、预测未来、昭示罪恶、号召悔改、预言弥赛亚、引导光明。”并且，作为神的代言人，“他们是一个声音的传送运载者，正是这个声音评判事件、盟约、战争、灾难、偶像崇拜、放荡、荒淫、不公正行为等。先知规定惩罚，行教化，劝人补赎，宣布光明对黑暗、生对死的永恒胜利。”因此，《旧约》曾以“师傅”称呼先知（2:5，16），意谓他们是解释神意和律法、教导民众的为人师者。在以色列陷入罪恶与堕落时，上帝派遣他的先知，并且通过先知来推动历史。纪伯伦的几乎全部作品都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晓谕意味，具有“天启”般的“神谕”效果。尤其是在《先知》中，穆斯塔法就是一个“先知”形象。他用他的智慧教谕着众人如何面对生命、死亡??如何耕作、恋爱、结婚、教育、成长??如何正确认识财富、贫穷、幸福、快乐??穆斯塔法既是一个传达神谕的使者——先知，又是一位和蔼的师长。

在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先知文化传统中，“先知”一词具有特定的内涵，也就是说，先知向人们宣讲的言论，并非出自他自己的创造，而是上帝经由他传达给人们。因此，先知的独特性首先在于，他的能力是神授的，并非经过后天训练。在伊斯兰文化中，先知与普通智者的根本差异，在于他能“不学而知”，具有“非凡的天性”。而早在古希腊时期，凭灵感作诗的诗人，就同占卜家和预言家一样，被认为拥有一种神授的禀赋。因此，经上帝的灵（spirit)感动（possess）而向人们传达神谕的先知，在某种程度上与“具有艺术天赋的天才”有相似之处。对于纪伯伦遇到的那些波士顿艺术家来说，他们心目中“来自东方的先知”，常常与“具有神授气质的天才”混为一谈。就是这种混淆与误读，让纪伯伦在进入波士顿文化圈的时候对于波士顿艺术家们具有着非凡的吸引力，这些有地位的西方文化人对于他的这种先入为主的“先知”身份的肯定，促成了纪伯伦更加自觉与坚定的“先知”意识，并且选择了一生没有婚姻，专注思索与创作的神圣生活方式。

纪伯伦在文学作品中自觉地采用了“圣经文体”，并且选用直接与读者沟通的文学体裁——诗歌尤其是散文诗，传达生命神圣的主题，构建了他的哲学体系“爱、美与生命”的宗教，像“先知”一样晓谕人类要相信生命的神圣，所有这些因素让他的作品呈现出“天启”般的“神谕”效果。这种充满“先知”情怀的文学创作，源于纪伯伦的“先知”意识，是他自觉努力的结果。纪伯伦童年时期自己潜在的意识中就已经有了“先知”身份的自我认知，后来到美国又在戴伊、约瑟芬、玛丽以及波士顿艺术界人士的影响与肯定下形成了更加坚定“先知”意识。

然而，纪伯伦对自己的生活背景讳莫如深，并试图粉饰过去，这为相关研究增加了一定的难度。本论文试图从纪伯伦的出生地——黎巴嫩的小山村贝舍里开始，梳理这个“先知”诗人先知意识的形成。这个孕育了纪伯伦 12 年童年生活的地方是纪伯伦灵魂的栖息地，是他梦开始的地方。到美国之后，在戴伊等人的引领下进入美国波士顿文化圈，西方精英阶层的认可，进一步催生并坚定了他心中的“先知”意识，进而促使他一步步地走向了他的“先知”文学创作。

一、贝舍里的贫困岁月：“先知”意识的孕育

纪伯伦出生在黎巴嫩的一个偏僻山村——贝舍里。黎巴嫩当时隶属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的叙利亚行省。对于西方艺术家来说，“来自叙利亚”就已经赋予了纪伯伦某种神秘色彩。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现代叙利亚国家建立之前，叙利亚一词并非一个国家称谓，而是一个地区的概念，它包括了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等国家和地区。从历史文化角度看，叙利亚涵盖了非常丰富的内涵：它是《圣经》中讲述的地方，是曾经产生“先知”的神奇土地。这片地区早在公元前 3000 年前就被称为“迦南地区”。须知，这片土地正是犹太教、基督教的发祥地，伊斯兰教兴起后，这里是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同时，伊斯兰教把耶路撒冷当作它的又一圣地。此后，西方的历次十字军东征的终点都在这里。出生在这个令人充满神圣想象的地方，也是西方世界对于纪伯伦产生浓厚的“东方想象”、并且认定他是来自东方的“先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片充满了神圣想象的土地上，纪伯伦开始了他对于这个世界最初的认知。并且在这个多种宗教都很发达的地方，纪伯伦对于神圣的体验必定也是复杂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充满宗教信仰和神圣之感的地方，纪伯伦形成了最初的神圣体验。

纪伯伦的家庭并不是一个常规意义上幸福家庭，纪伯伦的母亲卡米拉来自一个显赫的牧师家庭，第一次婚姻是嫁给了她自己的堂兄汉拿，并生下了纪伯伦同母异父的哥哥彼得。在她第二次婚姻中，她的丈夫也就是纪伯伦的父亲伊萨克·哈利勒，是一个经常恃强凌弱，骄傲自负的人。他善变，性喜铺张，还是一位赌徒，轻视体力劳动。然而，在纪伯伦眼中他是一个“大人物”，他的出身被成年后的纪伯伦形容为“高贵”。父亲在纪伯伦心目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虽然真正给予纪伯伦温柔的关爱和无条件的支持的是他的母亲卡米拉。因为纪伯伦的父亲卷入了小镇上的一桩政治诈骗案件（纪伯伦从不愿提起这件事），使得卡米拉深感羞耻，毅然决然地独自带领着纪伯伦和哥哥彼得以及两个纪伯伦的两个妹妹离开贝舍里去往美国。纪伯伦的母亲卡米拉是一个光辉的母亲形象，她坚韧不拔，并且深深地呵护着他的这个从小就看起来不合群的小儿子纪伯伦。也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的果断地决定和勇敢，才给予了纪伯伦进入美国的最初的机会，她不知道她这个决定竟是她的小儿子在日后的美国成为一个享誉世界的“先知”诗人的第一步跨越——地理的跨越。

家庭的不幸福，无法给予成长中的纪伯伦安全和爱。但作为一个天才的诗人，纪伯伦能够从他生活的充满神圣光辉的自然环境和他敏感丰富的内心世界中，汲取了力量和灵感的源泉。他最重要的慰藉，是乡村的美景。那时的贝舍里仍保持着过去的风貌：几乎是一个自足安全的城堡，四面环绕着高耸、突兀的石山。它高出地中海海平面 5000 英尺，踞于今天黎巴嫩共和国 193 公里狭长地带的北端。这个古老的地方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史前原始初民们居住的山洞仍留存至今。曾居住于此的腓尼基人引入了表音字母。此后数百年间，埃及人、巴比伦人、亚述人、波斯人、罗马人、拜占庭人、十字军东征时的欧洲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都曾品尝过黎巴嫩大地的果实，见证过黎巴嫩人民的聪明才智。这座小山村历经沧桑，但她的人民却幸免于侵扰，孑然不变。他们固守自己的田园生活，生老病死，世代传袭。在他们的世界，有一个恒久的存在，象征着他们生命的源泉，体现着他们生活的意义，永远与他们的生命存在息息相关：那若隐若显、白色的“山”的幻景。在黎巴嫩，绵延不绝的黎巴嫩山是整个地区的标志，它高大突兀，耸立于沧海之中。在这个仅有 1 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度——这面积约为新泽西州的一半——人们可以从每座房屋和村庄看到山峦。山下，历经千年的各种文化、宗教和语言自然地混融在一起，但山却是它们所拥有的共同之处——一年中有 6 个月，那一点白色的积雪覆盖着山峰，与常年在白色地平线中闪烁的沉积岩交相辉映贝舍里美丽的风光，如同那山顶白雪一样始终闪烁着神圣的光辉。

在纪伯伦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经常能感受到这样一种圣洁纯净的神圣光辉。对于以后身处美国的哈利勒·纪伯伦而言，这个小山村，是他思想的源泉和灵魂的栖息地，是他梦绕魂牵、流连驻足的地方。这表征了上帝之爱的神奇的自然界，强烈震撼了这个小男孩儿。哈利勒躲开家中父母无休止的争吵，从自然界寻求庇护和安慰。成年后的他开始理解这种不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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