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大学生思想动向调查_上_(4)

从家庭影响来看，信教比例最高的是来自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家庭的被调查者，分别占同类家庭被调查者的２８．５０％和２５．９５％；其次是来自自由职业家庭、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家庭，均高于总比例。不同的家庭背景对大学生信念的影响显而易见。

调查显示，大学生中的信教人群，其所谓的信仰是非常不牢固的。只有７．４％的信教者每周参加一次宗教活动，

２．１％，而大学生的家庭来源中则占到了１２．４％，高了１０个百

分点；教师和科技人员在社会群体中的比例为４．６％，在大学生的家庭来源中达到１０．７％；私营企业主在社会群体中的比例仅为１．０％，在大学生的家庭来源中上升一倍还多；一般干部和办事人员在社会群体中的比例为７．２％，在大学生的家庭来源中也上升一倍还多。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教师和科技人员两个社会群体的大多数人为大学以上毕业，较高的学历对他们职业的成功和社会生存无疑有较大的益处。所以，在子女的教育上他们更加重视、更加倾向于让子女获得高学历，这是很自然的事。一般干部和办事人员群体虽然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明显不及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教师和科技人员两个社会群体，但是又高于工人、农民等社会群体。他们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对于获得高学历给工作和生活带来的益处深有体会，加之他们在经济资源上一般有能力负担子女上大学，所以，这一社会群体的子女上大学的比例是上升的。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大学生的比例上升，则明显的是因为经济资源的占有具有的优势，同时他们是否渴望社会政治的话语权则值得进一步研究。

１０．６％每月参加一次以上的宗教活动，其余绝大多数不参加

或偶尔参加宗教活动。因此，对于绝大多数信教的大学生来说，他们所谓的宗教信仰，只是解决终极关怀的一种手段。大学生信教的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挑战，只要方法得当、工作到位，完全可以帮助信教的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三、大学生的家庭背景与生活状况

２．大学生的生存状况

大学生的生存状况首先反映在他们的生活消费支出上如表２所示：

表２大学生每月消费支出额比例表

１．大学生的家庭背景：

大学生的家庭背景如表１所示：

表１

回收样本的家庭背景构成

％

可以看出，

大学生的家庭来源比例与当代中国社会人员结构分布基本一致，但在比例构成上有较大的区别。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陆学“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

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３页），

观察表２可以看出，大学生每月的消费额主要集中在

３０１—５００元、５０１—１０００元这两个水平段上，分别占３４．３％和３４．９％，二者相加将近７０％。但是，表现在不同被调查者上则

有所差异。来自工人、农民和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家庭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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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中国社会人群中工人、农民占了绝大多数，占

总人口的８０％以上。从大学生的家庭背景看，来自工人、农民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大学生思想动向调查

研究报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ｐｏｒｔ

调查者的消费水平的最大百分比集中在３０１—５００元这一水教师和科技人员、一般干部平段，来自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

和办事人员、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等五种家庭的被调查者的最大百分比则集中在５０１—１０００元这一水平段。

每月消费１０００元以上者，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被调查者比例最高，为３５．１％；其次分别是来自自由职业和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每月消费支出３００元以下的被调查者，以来自农民家庭的最高；其次分别是来自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和工人家庭的被调查者。

大学生的消费支出说明，每月３００元的消费支出在北京这样的高物价、高消费的大城市中是维持生活的最低线，如低于这一水平，其生活状况将会十分窘迫。然而，来自农民、失业人员、工人等家庭的大学生中却有那么多人月支出在

２０余年，但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是政治型的社会，政治身份在

社会资源的分配上仍有相当影响力。

从学生自己付费在饭店吃饭的频率看，每周一次以上比例最高的是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被调查者（５１．３％），其次为来自个体户家庭的被调查者（３２．１％），来自下岗职工家庭（１２．７％）和农民家庭的被调查者（６．４％）最低，最高和最低相差了近４５个百分点。而在几乎不下饭店的学生中，来自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家庭和农民家庭的学生比例最高，分别为

３５．３％和２７％，来自个体户家庭和私营企业主家庭的被调查

者比例最低，分别为１１．４％和１０．５％。最高和最低相差了１５个百分点还多。

从学生买衣服的标准看，虽然一半以上的学生都选择实用的标准，但是在选择流行和必需的标准上显示了差距。选择这一标准的来自自由职业家庭的被调查者比例最“流行”

高，为２８．２％；最低的为来自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和农民家庭的被调查者，分别为６．９％和４．３％。选择标准的以来自“必需”农民和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比例最高，分别为５８．９％和３５．３％。

在饭店吃饭和买衣服的问题上，学生的家庭背景差别与高档消费品的家庭背景差别略有不同。来自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教师和科技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的位置下降，来自个农体户和自由职业家庭的被调查者的位置上升，来自工人、民和失业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仍然殿后。这种变化的出现，反映了教育带来的差别，来自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教师和科技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显然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特别是比较好的家庭教育，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生活问题上能够用比较正确的价值观指导行动。但来自工人、农民和失业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位置无变化，则说明经济的因素在指导学生的生活方式上起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

综合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由于经济来源的差距，部分由于教育的因素，被调查者在生活方式上确实存在比较大的区别，来自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家庭的被调查者等高居于上，来自农民、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生活拮据。

（作者：课题组负责人：李志英；课题组成员：刘木春颜晓华王军为姜涛；研究报告执笔：李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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