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道死的觉悟与宗教体验(6)

作为日本武道核心的剑道，从技术上讲就是追求快速杀人技术本领；从道德上讲，又有一个杀什么人、该不该杀，如何等待别人的生死的问题，这是武士道必须同时考虑的问题。剑作为兵器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武士之刀当如护法韦驮手中的剑，真正“武道”重要的不是杀人，即使出刀，乃是要除恶，除一恶人而救万人，这才是武道的根本。但是这一思想不能被一般武士领会，往往被嗜杀者用作侵略的借口。

这种兼有禅、儒两家思想的人道和仁道，对于武士的确具有很大的魅力，对一般人具有欺骗性。实际上，宽爱人甚至是弱敌也是日本人一般的道德，日本民间也有“穷鸟入怀时，《禅与人生》，第73页。

[日]宫本武藏著《五轮书》，柳生宗矩著《兵法家传书——杀人刀、活人刀》。何峻译《武士的精神——韬略训练》，中国盲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213页。 ２ １

论文

猎夫亦不杀”的格言，而“对于弱者、劣者、败者的仁，被赞赏为特别适合于武士的德行。”１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对源氏、平氏争霸时须磨浦激战（公元1184年）中的勇猛武士熊谷直实（1141—1208）的一边杀人，一边大叫“一念弥陀佛，即灭无量罪！”的仁慈经

２历大加赞赏。

其实这不值得作为武士道的夸耀，这个故事不过是把“武士的最残酷的武功，用温柔、怜悯和仁爱来加以美化”３，实际上，战国时代的武士、明治昭和时代的军人是普遍以强凌弱的，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日本武士之仁爱和武士之死一样往往是不可理解的，从禅宗对“仁”要求及其对象来看，日本武士的这种“死的觉悟”还表现在：“对一切有灵性之物闪避和宽恕，而这正是来源自禅

４宗中对世界万物（包括非生物界——作者补充）的‘慈悲’之心。”这与日本人万物有灵的

神道观念并不矛盾，而且是合一的。

在这种观念和精神的影响下，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有武士身份的日本武士，或自称武士者可能有时不忍杀一只小鸟，不忍伤害一草一木，但在彼时却可能杀成千上万的无辜。在武道和武士道的经典中普遍流传着此类故事。尤其是在战国时期的日本，对于一般具有武士身份的人来说，武道总是以杀人和博取功名为目的，杀人越多，功劳更大，奖赐愈丰。而在明治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人对于外国人简直毫无人性，侵略、屠杀亚洲其他民族手无寸铁的平民而不觉耻辱，而在家里未尝不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和好父亲。可见武道被日本“武士”们曲解了。这是武士的一种奇怪心态，如果联想武士的名誉追求就不难理解了，有统治天下抱负的人，往往以此种仁慈和恻隐之心来掩盖嗜杀的本性。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只有将这种一时的仁爱之心、仁爱之行，一闪的良心发现保持持久并推而广之，对所有同类生命和一切生物都能爱护，这才是高尚的宏大的仁，有此才可称君子。

武士眼里只有作为神道偶像的天皇和主君，不可能有对下对众的仁、爱。日本武士理想的“人道”和“仁道”是禅宗之“慈悲”和儒教之“仁”的结合，但武士“死的觉悟”仅达于“牺牲”而只能遥望佛教与儒家之“仁”，武士虽参禅而不能领会其精神，虽好儒而一知半解，只能改造其精神而适应本土之宗教——神道，他们的“觉悟”只是勇于实践、敢于冒险，却缺乏理智、缺少理性。 １

２《武士道》，第32页。 参考《武士道》一书第32——33页具体记载。或参见《平家物语》。

３ 《武士道》，第33页。

４ 《禅与日本文化》，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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