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基础(5)

21,是因为每个人都是。很显然,一个富翁和一个贫民在收入分配的公平上会各持己见。那么,我们能不能为再分配政策找到某种最低限度的社会共同价值观———不能容忍的贫富差别程度的价值基础呢?①

在这方面,基于“原始状态”的“无知之幕”的思想试验,给我们提供了“再分配的社会偏好”的存在性及其相关的其他问题的合理证明。这种“原始状态”的假设类似于每个人刚出生时的“生而平等”的状态,就是要让每个人在选择再分配政策时排除后天的因素(诸如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社会地位等)对其主观偏好的影响。

虽然基于这种思想试验而提出的论点不完全相同,但都把实现某种程度的均等的再分配努力,视为是人们针对经济生活中某些不确定性而表现出来的“风险厌恶”偏好的反映。例如,罗尔斯把“差别原则”视为人们出于自己可能成为最贫困者的担心而做出的理性选择,这种思想可以构成对下述主张的强有力支持:收入的再分配必须保证每个人的收入至少能够维持其最低的生活标准。再如,科尔姆(1985)描述了在不知道自己的挣钱能力和得病几率等情形的“初始状态”中,人们可能会接受较为广泛的个人福利权利的合理性。他称这种理由为“集体礼物”。

31“移情偏好”与人际间效用的比较

虽然正统理论无法为人际间的效用比较提供任何基础,但在经济学文献中,确实存在着可以为人际间的效用比较提供一种较好的解释的理论。那是以Harsanyi(1953、1955)的“移情偏好”为基础发展起来的,Suppes(1966)、Arrow(1978)、Harsanyi(1977)、Hammond(1976)等都对这种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宾默尔(2003)则力图给这种思想提供一种自然主义的现实基础。

Harsanyi(1955)通过考察一种假想的“原始状态”的选择,拓宽效用选择的定义,以进行人际间的比较。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函数至多是测度一个人只有在其身心内部才能体验到的快乐与痛

),使得一苦,而Harsanyi则通过“拓展的同情偏好”概念(宾默尔认为更为确切的概念是“移情偏好”

个人也能体验其他人的快乐与痛苦。

①我们主要讨论的是理论部分,至于经验部分,是本课题的其他研究报告力图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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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学:和谐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这种“原始状态”的选择要求:(1)身处“原始状态”的每个人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世界,都要假设他有同样的概率处于社会中的任何一种状态;(2)每当碰到涉及道德或伦理选择的问题时,每个人都会设身处地地考虑到他人的处境,并在意识上接纳他人的偏好,进而,通过这种方式,对可供选择的某一种事态作出评价。

如果个人的这种伦理偏好是理性的,那么,它就必然会满足冯诺伊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的诸公理,从而,我们可以定义出一个等价于社会中所有个人效用的算术平均值的基数社会福利函数。这种原始状态选择的思想试验解决了两个问题:以每个人自己的主观偏好来评价效用函数,以及指派给每个人的权数都是相同的。这样,社会福利函数就可以简单地表述为所有个人效用的总和:

W=u∑ii

　　其实,这种函数的基础是,通过“移情偏好”,用其他人的主观偏好来评价效用函数。只要我们对其他人的情形拥有足够的知识,就可能在意识上接纳其他人的偏好,ui的评价中会趋同。因此,的一致意见和同质的伦理偏好。

既然每个人的偏好是相同的,效用函数u?借助于“无知之幕”构造的““理想观察者”,他对每个人的,可以对不同人的效用进行评估和比较。例如,

(他我”“i)时,他愿意用Ui单位效用来与

乙的Vi单位效用交换(交换比率为UiΠVi)。同时,当理想观察者充当乙的移情偏好时(此时的“他我”为j),他愿意以UjΠVj的比率与甲进行交换。由于在原始状态中每个人的偏好是相同的“观察,者”i和j愿意进行交换的比率,与甲和乙愿意交换的效用比率完全是相同的,即:

UiΠVi=UjΠVj=UΠV

①　　因此,也就可以进行效用的人际比较(宾默尔,2003;哈萨尼,1996)。虽然这种理论构思存在

着有待完善和发展的余地,但它至少证明了人们这样的直觉:每个人的偏好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伦理偏好,使我们可以进行某种类型的人际比较。

对于“移情偏好”假设的合理现实基础,Harsanyi(1977)是这样解释的“:现实中,在具有相似的文化环境、社会状态和人格的人之间的效用比较表明一个人际观察者的正确程度”。

41拓展人际比较的信息基础

要对“再分配的社会偏好”的程度作出说明,必然要求对不同类型的个人利益进行人际间的比较。效用的人际间比较,只是其中的评估方式之一。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基于非效用的其他类型信息,进行人际间的比较。也就是说,我们对人际间的比较,无需过分关注效用比较的心理学特征,不必非要对关于个人幸福的精神状态或心理状态进行比较。对个人幸福状态的人际比较,也可以建立在其他更客观的指标的基础之上,关注与效用直接相关的其他变量的人际比较(森,2006)。

假设ui(x)表示的不是个人i在状态x上的效用,而是反映这个人在状态x上的福利或利益,那么,即使x具体标识的是这个人拥有的收入、财富或商品之类的客观物品,我们也能够通过直接比较富人与穷人之间在收入、财富方面的差距来判断他们之间的福利差距。虽然个人利益这类物质指标的提高不一定带来幸福(效用)的同等程度的提高,但它们直接关系到个人的营养、健康等状态,而这类状态显示的是一个人的幸福程度。

①在原始状态中,理想观察者准备交换甲的个人效用与乙的个人效用的比率,取决于观察者的角色,U和V的下标i、j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在这里“,移情识别”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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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1期

(primarygoods)、更进一步地,我们还可以进行诸如机会这类的“社会基本品”“可行能力”

(capabilities)等类型的人际比较(ElsterandRoemer,1991)。

一旦引入人际间的比较,通过恰当的理论建构,阿罗定理的不可能性问题就会消失,就可以对社会福利问题做出量化的评判。正如阿罗在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只要掌握了基数效用函数,就能对那些迄今仍然无法用精确计算方式分析的问题,如财富从最富有者转移到最穷者的心理影响,或税赋的心理影响的评估等,进行数量分析”。正是这种理论上的魅力,促使一部分经济学家从来就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

51经验标准所体现出的社会偏好

“无知之幕”是一种极有益的思想试验。它给出了考察公平分配的一般性方法的一种精巧形式。自然地,由此得出的论点是纯粹概念性的,它们具有很强的启示性,但却缺乏可操作性的直接政策建议。为了弥补这种缺憾,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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