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语言学苏联学术史的一个片段

斯大林与语言学——苏联学术史的一个片段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文 刘显忠编译

【摘要】肆意干涉学术争论,镇压“异已”,是斯大林通常的做法。但作为一个例外,斯大林对语言学采取了一种少见的科学态度。 【关键词】斯大林;马尔主义者;语言学

【作者简介】刘显忠,男,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苏联史。

【中图分类号】D1; 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 (2005) 01-0075-07

马尔及其“语言新学说”

在学者中间进行镇压,消灭一些重要的学派,提拔一些善于钻营的人以及一些狂热的教条主义者或假充内行的人——这些通常就是斯大林干涉学术争论的结果。但是不存在没有例外的规则。关于语言的学说就是这样一种例外。

语言学或语文学在苏联不被认为是一门主要学科,只有为数不多的系开设语言学这门课,同时,搞语言学的人一直都不是特别多。特别是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在这一学科中掀起了一股狂热,进行了一场很难说是正当的斗争,从而确立起了对科学有害的权力和权威等级。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学科只应该有一个无可争议的带头人。提出了自己的“语言新学说”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马尔渴望在语言学中充当这一角色。

一半苏格兰血统,一半格鲁吉亚血统的马尔,是在格鲁吉亚的库塔伊西市长大成人的。还在少年时代他就表现出了独特的语言天赋。他掌握了20多种语言,

早在大学时代就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格鲁吉亚语特点的文章。晚些时候,他研究亚美尼亚语的起源并在亚美尼亚领导过考古挖掘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学术成就。早在20世纪初,马尔就不仅被看成是一位最重要的俄罗斯语言学家,而且还被看成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俄罗斯考古学家——高加索学家和东方学家。1912年,马尔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尽管马尔最好的作品不是关于语言学的,而且很多大语言学家也认为他在该领域的专业知识甚至有些肤浅,但是,在1910年后,正是语言学成了他的主要兴趣及研究领域。马尔在语言学领域的观点一直都极为离奇古怪,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才使他有了知名度。比如,马尔认为,格鲁吉亚语和亚美尼亚语同源,同乌克兰语相比俄语更接近格鲁吉亚语;高加索山里的斯万人的语言通过语言学爆破的方法衍生出了德语;不同起源的语言可以通过互相融合,产生一些新的语言;等等。马尔的著作艰涩难读,其著作中充斥着一些用鲜为人知或已经消失了的语言所举的例子或难懂的论断。许多企图掌握“语言新学说”的人很快就放弃了这一课程,并说“有意思,但搞不懂”。

在20年代,为马尔进行最基本的广告式宣传的绝对不是语言学家。在苏黎世大学研究过自然科学和哲学并自认为是作家和戏剧理论家的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公开 称马尔为“我们联盟最伟大的语言学家”,甚至是“世界上目前在世的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之一”。我不认为卢那察尔斯基懂马尔的“雅弗语学的理论”(由圣经中挪亚的一个儿子雅弗的名字而来)。但是,马尔是1917年10月为数不多的几个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大学者之一。当时他甚至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成员和科学工作者中央联合会主席。

在20年代末以前,马尔的权威还没有对苏联语言学其他流派的发展造成太大的干扰。只是到了1928年,在马尔的文章中才开始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

引文,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术语也随即被应用于语言学。马尔院士声称,他正着手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不出所料,把语言学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使得马尔在科学中做出了一个接一个的发现。比如,他宣布,语言不是别的什么,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因而它也有阶级性。社会革命导致了语言发展的飞跃,而新的社会生活方式能够创造新的语言。当时,权威的党的思想家很乐意把马尔的理论当成“唯物史观的有力工具”(М·Н·波克罗夫斯基[1]语),因为,共产主义理想“在马尔的辩证法构架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В·М·弗里契[2])。斯大林也注意到了马尔。在1930年的联共(布)第16次代表大会上,正是马尔代表苏联科学家致辞。马尔说:“在苏维埃政权给科学提供了充分自由的条件下,我从事自己的科学工作,在理论上发展了语言学说。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时刻,我意识到了不问政治的虚伪性并抛开了这种虚伪。我凭着自己的一股因革命的创造力而焕发出的青春力量,坚定地站到了科研战线战士的岗位上,为明确的无产阶级科学理论的总路线而奋斗,为共产党的总路线而奋斗。”[3]院士没有像很多人所做的那样,在讲话的结尾处祝福斯大林,而是祝福世界革命。不过,讲话的一部分马尔是用格鲁吉亚语讲的,这引起了整个礼堂的热烈欢呼。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懂格鲁吉亚语,但他们很清楚这些话是对谁讲的。代表大会后马尔被吸纳为党员,一年后他成了当时苏维埃政权最高机构之一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把“语言新学说”宣布为语言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使得私下称马尔主义颓废的马尔的论敌已经不是马尔主义的批评者了,而成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反对者。这在30年代初甚至也不是没有危险的。当时授予马尔列宁勋章就意味着官方承认他的理论是语言学领域惟一正确的学说。其他学派学者的书和文章现在不仅被看成是“唯心主义”,而且是“学术私货”、“敌对的理论”、“学术上

的破坏行为”、“社会法西斯主义”、 甚至是语言学中的“托洛茨基主义”。马尔院士于1934年大清洗运动的鼎盛时期逝世。

1937—1938年的镇压导致了马尔的很多反对者被捕和死亡。最勇敢的马尔的反对者Е·Д·波利瓦诺夫[4]教授之死对科学是一大损失。当今的百科全书称他为最杰出的东方语言学家之一。但在1937年他被描绘成了一位“黑帮分子的唯心主义语言学家”及“披着苏联教授皮的富农伪君子”。被捕并死于劳改营的还有一位破解了通古斯象形文字的著名语言学家Н·А·涅夫斯基。幸亏他的巨著《通古斯语文学》保存在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并于1960年出版。1962年这部著作被授予列宁奖金。但是,一些马尔的有权威的拥护者也死了,他们被指控与布哈林有染。马尔的很多大靠山也都名誉扫地。

马尔主义者的新攻势及语言学家的反应

1939年语言学领域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当时,苏联著名语言学家、多本高校教科书的作者、《俄语详解辞典》编者之一维克托·弗拉基米罗维奇·维诺格拉多夫[5]教授从流放地回到了莫斯科。早在30年代初,他就被逮捕并流放到维亚特卡市(基洛夫市)。流放期结束后,他获准在距莫斯科100公里的地带生活并定居在莫扎伊斯克。1939年2月初维诺格拉多夫致信斯大林,要求信任他,并允许他在莫斯科工作,将户口落在妻子家。维诺格拉多夫写道:“都认为我是一个大语言学家,但我却没有任何一个苏联语言学家所拥有的职业权利。”类似的信给斯大林寄去很多,但它们很少送到收信人手中。不过,维诺格拉多夫的信转给了斯大林的助手波斯克列贝舍夫,并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简要资料一起放到了总书记的桌上。斯大林用红铅笔写道:“满足维诺格拉多夫教授的要求。约·斯大林”。下面依次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的签名[6]。

在这种情况下,波斯克列贝舍夫通知了所有的相关人士,他们也都接受了对这一问题的决议。维诺格拉多夫不用担心新的镇压了。

1946年他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众所周知,维诺格拉多夫不同意“语言新学说”这一新发现;他认为自己是1920年去世的俄国著名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阿列克谢·沙赫马托夫[7]的学生。

在1939—1948年这段时间里语言学家们可以相对平静地进行工作,虽然还要求他们形式上承认“伟大”马尔的公设。伊万·伊万诺维奇·梅夏尼诺夫[8]成了“语言新学说”和雅弗学派的主要阐释者。不过梅夏尼诺夫既没有威望,也没有关系,更没有自己导师的自负。作为苏联语言学的新领袖,他只是在1932年才成为院士,他不得不奉行谨慎和中庸的态度。但是, 1948年,局势发生了变化。令人伤心的人人皆知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不仅为生物学领域的大清洗运动奠定了基础,而且也在其他学科中开始了大清洗运动。当时,除了要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进行斗争外,还要进行最坚决的反世界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对外国权威的崇拜”的斗争。在列宁格勒,当时我正在那里上大学,又出了一件所谓的“列宁格勒案件”,这一案件不仅牵涉党的干部,而且也涉及到了学术干部。很多大学者不仅被停止了工作、开除出党和剥夺了学术称号,而且还遭到了逮捕。来自军队的高年级大学生成了一些系的教师和系副主任。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马尔主义者开始敦促梅夏尼诺夫进行反对马尔反对者的斗争,争取“语言新学说”的绝对垄断地位。

以马尔命名的语言和思维研究所和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俄罗斯语言分所的学术委员会会议,为反对“反马尔主义者”的斗争奠定了基础。在这次会议上梅夏尼诺夫作了主题报告。他猛烈抨击那些继承了革命前自由资产阶级过时的传统语言学的反动语言学家。很多发言的锋芒是直接指向维诺格拉多夫及其学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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