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收入按照8％左右增长速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按照年增长10％、土地出让收入和预算外专户收入按照年递减10％测算，省、市、县三级政府年度还本额占当年地方政府综合财力均在20％以内，低于国外警戒标准。从未来负债率和债务率变化趋势来看，即使按照政府债务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逐年放慢的趋势测算，尽管未来几年我国债务负担仍逐年增加，但各项指标仍处于国外警戒标准以下。此外，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支出主要用于土地储备、基础设施和市政项目建设，这些优质资产具有较强的变现能力，使地方政府拥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因此，总体来看，我国政府债务仍处于可控范围内，不存在全面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参见表4、表5)。
(二)我国地方公共机构债券融资现状与变化趋势。
(1)我国地方公共机构债券融资现状。单就债券融资来说，我国地方公共机构债券融资呈现加速发展状态。在2008年以前，我国地方公共机构发行的债券是以企业债券的形式发行的，且数量并不大。根据笔者对中国债券信息网上相关数据的统计，2003～2008年，我国共发行城投类企业债券89只，融资1218.55亿元，而2009年一年，就发行城投类企业债券105只，融资1566亿元，占当年地方企业债券发行总额的70％，大体相当于此前历年城投类企业债券之和。如果再加上中央政府代发的2000亿元地方债以及城投类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则地方公共机构2009年全年利用债券的融资规模要远远高于此前所有年份城投类企业债券融资之和。可见，2009年是我国地方公共机构利用债券融资的飞速发展的一年(见表6)。
(2)我国地方公共机构债券融资变化趋势。近年来，随着我国地方公共机构债券融资规模的扩张，内部结构呈现以下变化趋势：
第一，从发行主体来看，范围呈现扩大趋势。2004年以前，“城投债”的发行主体均为省级政府代理机构，2004年地市级政府授权或委托的代理机构获准发行企业债券，进入2009年县级地方政府的城投公司也获准发行企业债券。据统计，2009年共有10家企业来自区县级别地区，占比为7.6％，而最为集中的是市级企业，发行数量达到68只，占比为51.9％。
第二，从债券品种来看，呈现出多样化趋势。2009年以前，只允许城投公司发行企业债券或公司债券，而进入2009年，相关政策有所突破，允许中央政府代发地方债券，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也向城投公司打开了方便之门。据统计，2009年发行中期票据占全部城投类企业债券总规模的29％，短期融资券占12％，企业债券占59％。城投类企业债仍是地方公共机构主要的发债类型。
第三，从期限分布来看，呈现出逐渐缩短的趋势。2009年以前，“城投债”主要以10年期债券居多，但在2009年，尽管80％的“城投债”都为中长期债券，但7年期的债券最多，占到总发行量的41.22％(见表7)。
三、我国现行的地方公共机构债券融资模式
从我国现行的地方公共机构债券融资模式来看，呈现出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主的多种融资模式并存的状态，且融资模式的多样化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总体来看，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模式：
(一)与澳大利亚相同的中央政府代发地方债券模式。
2009年，我国为解决地方配套资金不足问题，推出了中央代发地方债券模式，该模式与澳大利亚曾实行的联邦政府代发模式基本相同，但两国在模式推出背景与具体运作方面存在着诸多不同。
(1)模式推出背景不同。澳大利亚实行联邦政府代发模式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央与地方政府同时发债所形成的竞争问题，在中央与地方举债问题上建立起协调机制。而我国此次中央代发地方债券，主要是对过去曾实行的国债转贷地方模式的一种改进。从1998年以来实行的国债转贷地方模式实施效果来看，存在着地方还款不及时、资金使用缺乏必要的监督。而中央代发模式可以明确地方政府的还款责任、强化对资金使用的监管。
(2)债券发行规模的分配方法略有不同。我国的代发模式主要是依据中央投资项目需要地方配套资金的不同来分配各地的发债额度。而澳大利亚各地债券发行规模主要由借款委员会根据各级政府的借款计划并结合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状况来协调、确定。
(3)模式中上下级政府间关系不同。我国代发模式运作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未作调整，中央基本上缺乏应对地方政府违约行为的手段。而澳大利亚则法律上明确联邦政府可以通过强制没收相关州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惩罚其违约行为。
(二)类似于美国市政债券模式的城投类企业债券模式。
城投类债券我国被学者广泛地称作“准市政债券”，这主要是从其本质上讲，我国现行地方政府利用融资平台发行的企业债具有类似于美国的市政债券的性质，都是将所筹资金用于公共项目的建设，还本付息资金来自于项目收费或财政补贴。但与关国的市政债券情况不同之处，在于我国的“城投债”一般不与具体项目相联系，而是将某一类项目打包来融资，并不像美国那样是单个项目融资。显然，两种模式的资金透明度存在较大差异。
(三)类似于市政发展基金模式的“打捆贷款”模式。
从运作流程来看，早期由开发银行推出的“打捆贷款”类似于市政发展基金模式。相同之处在于，开发银行也是通过向债券市场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来筹措资金，再将所筹资金以贷款的形式发放给各地政府及其委托机构。但不同之处在于，市政发展基金是以基金作为中介机构，而“打捆贷款”则以银行的形式充当地方政府与债券市场的枢纽；市政发展基金是以为地方公共机构筹措资金目的的，而我国开发银行为地方公共机构提供打捆贷款只是其业务的一部分。
(四)类似于抵押债券模式的市政资产支持证券。
从运作流程来看，市政资产支持证券类似于抵押债券模式，相同之处都是以应收账款作为基础发行证券，但两种模式所依托的中介机构性质与债券品种不同。其中：抵押债券模式是以银行作为联结资本市场与地方公共机构的中介机构，发行抵押债券；而市政资产支持证券是以信托公司为中介机构，发行市政资产支持证券。
四、我国地方公共机构债务性融资与债券融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地方公共机构债务性融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过长期的实践摸索，我国地方公共机构目前已形成了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主、多种债务性融资手段并用的局面。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地方政府的建设资金不足问题，但这种融资模式也存在着诸多问题，直接威胁着财政的安全。
(1)地方政府的债务性融资行为不规范。尽管我国预算法明确禁止地方政府举债，但事实上，我国地方政府却同时拥有非正规的私下借款、财政借款、发行债券、银行借款、资产信托等多种融资方式。虽然从融资方式的种类上看，比国外地方公共机构要丰富得多，但其中一些融资方式属于不规范的非制度化的借贷方式，本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相关制度的完善而逐步淘汰的，但在我国却仍然存在。如我国长期存在的地方政府拖欠工程款、工资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2)地方公共机构债务性融资结构不合理。从地方公共机构债务性融资的构成来看，存在着重银行贷款、轻债券发行的问题。根据2011年第35号审计公告，在10.7万亿元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中，银行贷款达到8.47万亿元，占到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的79％，占到当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18％(见表8)。这种以银行贷款为主的地方公共机构债务性融资结构不仅使地方政府的债务透明度低、地方财政风险加大，还增加了银行的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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