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以岸信介为首相的新内阁成立。提出日本外交三原则：1以联合国为中心2与自由主义国家保持协调3坚持作为亚洲国家一员的立场。1957年5月在岸信介主持下召开了一地次国防会议，制定了《国防基本方针》，借此向美国证明日本将履行增强防卫力量的义务，积极承担防卫责任，为修订安全条约创造有利条件，并增强日本在谈判中的地位。
1958年9月，日本外相藤山爱一郎借赴美出席联大会议之机，与杜勒斯举行会谈，双方才就修约举行会谈，双方才就修约举行正式谈判达成协议。这是美国同意修改条约是有其原因和打算的。从经济上看，战后由于美国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大量的军事援助，导致美元不断外流，国际收支连年出现赤字，在1958年美元危机的征兆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为此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得不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大幅度削减用于局部战争的军事开支；从军事战略上看，自50年代后期，美国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使美国基地的核装备化，并逐渐修改对盟国的防务政策，要求各盟国分别具有能够应付局部常规战争的能力，而自己则作为核战略后盾提供核保护伞；从日美双边关系来看，美国担心日本各地不管高涨的反美运动将损害两国的政治关系，从而影响美国的整个远东战略利益。出于上述种种原因，美国一方面撤出一部分驻日美军，另一方面打算通过修改条约消除日本统治集团的不满，继续保持驻日美军基地，并通过经济合作，维持和加强对日本的控制。
1960年1月16日岸信介专程赴美，19日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赫托正式签署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以及有关条约实施细节的换文、会谈纪要和往来信件等八个附属文件。新安全条约的内容及修改条件如下：1缔约国保证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用和平方法并以不致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和正义的方式解决可能涉及两国的任何国际争端，从而明确了条约与联合国宪章的关系。2，两国将设法消除在他们国际经济政策中的矛盾，并且将鼓励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这就表明日美将加强经济合作关系；3，日美将单独和相互合作通过继续不断的和有效地自助和互助，维持并且发展他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规定了日本不断增强防务力量的责任；4缔约国将随时就本条约的执行问题进行协商，确立了事前协商制度。5，两国对日本管理下的领土上的任何一方发动的武装进攻，将采取行动以应付共同危险，从而明确了美国对日本的防务义务。6，本条约生效十年后，在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宣布终止以前一直有效，确定了条约的期限及废约的法律程序。此外新安全条约删去了损害日本国家主权的不平等条款。
比较两个条约，可以看出新条约突出了日没关系的对等性，扩大了两国合作范围，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全面加强了日美同盟关系，表明日本在继续追随美国的前提下，对美争取了某种有利于日本国家发展的环境和条件，谋取了一定的自主权。但值得注意的是，新条约规定美军以日本和远东的安全为由被允许驻扎日本兵使用军事基地，这就强化了日美军事同盟的性质。首先，驻日美军不仅为了日本的利益，同时也可以为了美国自身国家利益。其次，当远东地区发生战争而出动驻日美军时，或驻日美军基地受到攻击时，这就大大增加了日本卷入美国队第三国战争的危险，并与日本宪法相抵触。第三，新安全条约还明文规定了日本承担在本土上与美国共同作战的义务，这又违背了日本政府根据宪法第九条宣布的日本只有单独自卫权而无集体自卫权的诺言。
由于新安全条约增强了日美军事同盟的成分，突出了日本在美国远东军事战略中的地位，把日本作为美国在六十年代侵略亚洲的得力帮手，这就加剧了亚洲地区的动荡不安，因而遭到了广大日本人民和亚洲各国的严厉谴责和强烈反对。
*3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
第一阶段：反安保斗争的主要目标是反对日美修改条约，第二阶段：日美在1960年1月19日签订了安全条约后，日本人民在国际舆论的声援下，饭安保斗争的目标转向阻止国会批准该条约。第三阶段：由于自民党采取了破坏民主，否定议会制的粗暴行动，这就更加激起了日本人民的无限愤慨，斗争矛头随之转向了“解散国会，打倒岸内阁”的目标上，反对安全条约运动发展成了维护民主主义的斗争。
【四，日本的多边自主外交------1，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2，日本开展多边自主外交和全方位外交3，日本对东盟政策的调整】
*1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日本经济进入10年代以后，在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转入了就稳定增长时期，其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虽然从60年代的8.5%下降到70年代的3.4%，但仍高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由于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始终保持着高水平，从而使其经济实力得以迅速膨胀，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大。石油危机后，日本开始对国内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在重化工业的尖端技术基础上，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相继建立起新型原材料微电子、生物工程等三大高技术产业。作为国际竞争能力增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日本出口商品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的结果，必然促使他的对外政策思想发生转变。这时的日本已经不满足于充当美国俯首帖耳的小伙伴角色，在政治上日益表现出独立行事的倾向。对外经济援助是日本用于提高其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日本和西欧经济实力的增长，打破了美国一统资本主义世界天下的局面，一个由美日欧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已具雏形。
*2日本开展“多边自主外交”和“全方位外交”
70年代初期，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日本和西欧的崛起，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格局出现了多极化的发展趋势。面对这一现实，尼克松提出：美国、修、苏联、大陆中国、日本这五大力量将决定世界在本世纪最后1/3时间里的经济前途。以及在其他方面的前途。尼克松之所以把日本成为世界五大力量中心之一，宣称建立日美平等伙伴关系，一是看到日本在经济实力壮大后，政治上奉行相对独立政策的愿望日益强烈，为此美国不得不改变以往对盟国的政策，二是从作为尼克松主义支柱之一的伙伴关系出发，通过成人日本与美国的平等地位，继续获得并借重日本的支持来牵制苏联。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结构的重大变化，日本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加紧调整其外交政策，从迄今“对美一边倒外交”转变为“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多边自主外交。
自从美国决定战略收缩，从越南撤军后，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在亚太地区的作用明显抬高，同时，美国也有意抬高日本，使日本在亚太地区部分接替美国承担大国责任。正是在美国的许可和鼓励下，日本凭借经济大国的实力调整其对外政策，在70年代前期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多边自主外交：一、随着印支半岛形势的变化，积极推行“亚洲外交”，力图在印支问题上取得发言权，对东盟与印支实现和平共处发挥影响力。二，为确保石油供应实行“新中东政策”。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日本不顾美国的压力，宣布了新中东政策，这是战后日本在外交上第一次采取了与美国不同的政策，它标志着日本对中东政策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三，加强同苏联对话增大外交自主性。背景：70年代初，日本利用中美日三国接近，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地位进一步下降的有利形势，以经济实力为后盾，不失
时机的对苏展开自主外交，以寻求解决北方领土的突破口，扩大日苏经济合作，提高自己在大国中的地位，同时也减少来自苏联的压力。苏联为了扭转处于孤立的被动局面，使日苏关系维持在日中关系之上，一方面利用日本缺乏资源的弱点，不断以开发西伯利亚资源为诱饵拉拢日本；另一方面从军事上加强在远东和北方四岛的兵力，造成保卫和威胁日本的态势；同时在外交上力图通过缔结日苏和平条约来冲淡日美安全条约的同盟性质，诱惑日本参加“亚太集体安全体系”，以达到分化日美同盟的目的。
三木执政时期（1974年12月至1976年12月）在中苏之间推行“等距离外交”，其结果是使中日缔约谈判由于三木内阁拖延而中断，缔结日苏睦邻合作条约也因领土问题而告吹，同时引起美国的不满和批评。在福田内阁时期（1976年12月至1978年12月），日本推行“全方位和平外交”。日美两国将以美国负责提供军事保护，日本承担经济援助的战略合作关系来体制苏联的扩张，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1978年9月20日，福田首相在第58届临时国会发表政见演说第一次明确提出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全方位和平外交”。这一外交政策纠正了三木的中苏“等距离外交”，为70年代末期中美日三国在亚太地区共同抗衡苏联扩张的反霸格局的客观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3，日本对东盟政策的调整
东南业地区对日本的国家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日本直接投资的重点以1970年为界限，开始由北美转向亚洲。日本对东盟的认识是在实践中提高和转变的。
1977年是日本和东盟关系发生转折性的一年。同年三月，福田首相访美并与卡特总统举行首脑会晤。美国早就希望日本能取代自己填补亚洲的空缺，对即将公布的“福田主义”事先得到了美国的首肯和支持。日美两国在对东南亚政策上已达成共识。
1977年8月福田赳夫首相在访问东盟各国的最后一站马尼拉时，发表了题为《我国对东南亚政策》的演说，主要内容有：1，日本不做军事大国，并从这一立场出发，为东南亚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2，日本与东南亚各国之间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广泛的领域；作为真正的朋友建立起心心相印的相互信赖关系；3，日本从对等合作者的立场出发，对于东盟及其成员国加强团结合作与坚韧性的自主努力，给予积极合作。以这三根支柱为核心的日本对东南亚政策被称为“福田主义”。
它的出台，调整了日本迄今推行的掠夺东南亚国家资源、抢占东南亚市场的“经济外交”，表明日本要改变以往对东盟只追求经济实惠的那种“物质和金钱”的关系，第一次规定了日本和东盟双边关系的政治原则，确定了今后日本对东盟外交的基调，标志着日本已经开始从全球观点出发，把对东盟政策纳入日本对外总体战略之中，并构成80年代日本推行大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1，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提出和实施2，日本的环太平洋经济合作3，日美加强同盟关系】
*1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提出和实施
自70年代初日本摆脱向美国一边倒的追随外交以后，开始了自主外交的摸索，先后采取
了“多边自主外交”“等距离外交”及“全方位和平外交”，在不断实践和调整的基础上，终于在70年代末推出了战后日本第一个具有全局观点和长远考虑的国家总体战略--综合安全保障战略。
1980年7月，综合安全保障研究组向日本政府提交了《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报告书》，这份报告从国家安全高度对战略的主导思想，基本措施等进行全面论述。根据该报告及有关材料，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主要内容是：1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增强，已经到了全球社会时代，但由此产生的世界对立冲突的一面也在加剧。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各种因素相互影响，交错发展，对世界和日本构成多种多样的综合性威胁。2为了应付各种类型和各个阶段的威胁，当然所采取的手段也必须多种多样，在这个意义上，安全保障政策必须是包括各种政策在内的综合性的，要把防卫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一切力量综合的汇集起来，充分加以运用，注重多种手段综合的综合效果，它们之间是互补关系而不可能用一种手段直接取代其他手段。3，要应付综合性为记得挑战，不能单靠一锅力量，必须依靠集体努力，联合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国家，而日本的安全与稳定所能依靠的地区，应当考虑的是日美欧三方关系或经合组织，其核心是紧密的日美合作关系，因此维持日美两国的亲密关系是日本综合安全保障政策的支柱，今后亦是如此。4，防卫努力是综合安全保障努力不可缺少的部分，在坚持日美安全条约、依靠美国核保护的前提下，有节制的扩充防卫力量，重点放在提高防卫质量上，为日美间公平分担防卫责任进一步作出努力。
1980年7月铃木内阁成立。对综合安全保障政策定义为：因国际性威胁的发生，对给予或可能给予我国生存基础造成严重影响之各种类型的威胁，通过外交国防经济等各项政策的综合运用，防患于未然，或在已经发生威胁时妥善应付，以维持国家的生存并防止发生大的社会动乱。1981年度的日本《外交蓝皮书》明确规定，综合安全保障政策的重点是“在平时尽可能地维护我国周围国际环境的和平与稳定，以此防止危机的发生于未然。日本学者认为：国家安全未受到任何威胁时防患于未然，则是努力使受到威胁和损害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点，从而具有主动改善现状的战略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带有积极主动追求国家战略目标的性质。
1984年12月，中曾根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提交一份题为《国际国家日本的综合安全保障政策》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当今世界形势是军事上的两极，政治和经济上的多级。太平洋时代的先兆已经出现，随着太平洋重要性的增大，在这个地区的争夺将加剧，根据对这一形势的判断报告提出：1在政治方面，日本要更多地参与制定世界政策，承担相应的义务和分工，坚持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基本原则；努力扩大与苏联东欧国家的交流对话，已实现东西方之间的核裁军创造条件；促进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谋求亚太地区的稳定。2在国际经济方面，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大幅度增加政府开发援助，扩大日元结算的国际贸易，促进以内需为中心的经济增长。3在安全保障方面，在有节制地提高自主防卫力量的同时，加强日美军事合作体制，要重新研究防卫费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决定，运用综合安全保障政策等其他手段，确保日本的安全。
为了推行这一战略，日本采取的措施有：第一，公开宣布日本持西方一员的立场，建立日美欧创造性的相互依赖关系。所谓西方一员的含义是：坚持民主主义和自由等西方国家共有的价值观；在处理重大国际事务中与欧美国家保持协调。第二，充实防卫力量，对美分担防卫责任。第三，突出经济安全保障在综合战略中的核心地位。推行环太平洋经济合作成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中心环节。第四，确立”科技立国“的方针。加强官民学三位一
体的合作研究体制。
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使战后日本外交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从追随美国的被动外交逐渐转变为追求国际战略目标的主动外交，由偏重经济转向注重政治，其外交的出发点也从双边关系到的低层次上升到世界战略的高水平，从而标志着日本开始朝着争取政治大国的目标迈进。
*2，日本环太平洋经济合作
1978年12月大平正芳内阁成立以后，环太平洋合作随之成为日本政府的政策纲要内容之一，确定为今后二十年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项基本国策。1979年3月，九个政策研究组中的环太平洋合作组成立，该研究组于1979年11月和1980年5月分别提交了有关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中间报告和最后报告。
这两份报告就环太平洋合作提出了五大课题和具体措施，其要点有：1增进相互了解2加强海洋开发和资金合作3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4充实经济合作和促进对外投资5改善货币金融制度，推进日元的国际化。使日元逐步成为本地区经济决算和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形成以日元为中心的太平洋货币体系。
1980年9月，美日澳新东盟等太平洋国家在堪培拉召开了第一节”太平洋共同体讨论会“，标志着亚太区域合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从本质上来讲，日本积极推进亚太合作既有经济上的客观需要，又有在政治上掌握亚太地区主导权的主观意图。日本经济存在一些致命弱点，如国内资源极度匮乏和市场相对狭小，从而产生了强大经济实力与严重对外依赖的失衡。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一对矛盾变得更加突出。正是这种日益加深的对外依赖性，决定了日本把稳定周边国际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谋求在太平洋地区寻找出路。太平洋地区的许多优越条件也为这一选择提供了依据，首先，太平洋地区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为该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其次，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充满活力，已与日本发挥经济大国的作用，形成以日本为核心的区域合作。再次，太平洋地区是世界最广阔的贸易市场，各国贸易关系日趋加深。最后，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产业结构的多样性，有利于日本通过资本转移使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到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同太平洋各国形成相互依赖和相互补充的连带关系。
东盟对日本构想的戒心实际上反映出了区域合作中的南北矛盾。在东盟态度发生变化的同时日本不失时机的朝着推动区域合作的方向迈出新一步。1982年6月铃木首相在美国檀香山发表题为《太平洋时代的来临》的政策演说，提出了被称为”铃木主义“的”环太平洋团结设想“五项原则，主张太平洋必须要成为”和平的海“”自由的海“多样的海”“互惠的海”“开放的海”、较之大平构想侧重经济合作的特点，铃木主义则突出政治色彩，把日美安保体制、太平洋五个发达国家的联合以及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当做增进该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因素，在做法上日本由后台走到前台，亲自出面推动区域经济合作。
美国和东盟的态度变化，给日本增添了信心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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