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女性的身份危机_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角度解读_喜福会_中女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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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女性的身份危机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角度解读《喜福会》中女性形象

江苏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

谢亮

［摘要］本文拟从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角度，对谭恩美的《喜福会》中女性形象进行解读，说明华裔美国女性面对

帝国主义的内部殖民和男权社会的双重压迫，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境地。但随着被殖民女性的逐渐觉醒，她们终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对殖民主义进行抵抗和颠覆，积极的建立多元文化语境环境下的华裔女性的文化身份。［关键词］喜福会身份危机文化身份

华裔美国女作家谭恩美于1989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喜福会》，该书一推出就在美国文学界引起巨大反响。一度跃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达9个月之久，并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25种文字。该书获得当年国家图书奖。1990年获得联邦俱乐部图书奖和加州书评会最佳小说奖。随后她创作了《灶神之妻》（TheKitchenGod’sWife,1991）、《百种神秘感官》（TheHundredSecretSenses,1995）和《接骨师的女儿》（TheBone-setter’sDaughter,2001）,终于跻身美国主流文学界，成为新生代华裔女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谭恩美出身于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利亚奥克兰市，父母都是移民美国的华人。双重文化背景和女性的身份使得她能够敏锐的观察到华裔女性在主流文化中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自己母亲的故事也为她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她的大部分作品都以母女关系作为载体，通过母女之间的冲突到融合的过程探寻华裔女性在美国这个殖民与后殖民社会形态并存的国家主流语境中的身份危机。谭恩美的作品一方面受到西方主流社会的追捧，另一方面也遭到了以赵健秀为代表的学者的猛烈抨击。谭恩美具有的特殊双重文化身份及对东方的了解使她能代表东方来叙事，她作品中关于“他者”的神秘故事的描写满足了主流社会读者对东方的好奇心和优越感。因此自觉不自觉的使得“东方主义”具体化，成为被抨击的焦点。但笔者认为引用赛义德的“向内航行”策略，谭恩美的作品在“有意识的进入欧洲或西方的话语，与其融合在一起，逐渐将其改变，最后使其承认被边缘化，被压抑了的或者被忘却了的历史”的方面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谭恩美的作品因为其这一具有争议的主题而成为后殖民批评的绝好对象。本文拟将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女性主义结合，分析作者笔下被帝国主义和男权社会双重压迫的女性从沉默到发声，进而确立自己多元语境环境下的华裔女性身份的过程。

一、华裔女性作为少数族裔的身份危机

美国和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一样是个独具特色的殖民社会。确切的说，随着二次大战的结束，前殖民国家对殖民地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物质上的占领和统治已经结束。但帝国主义的殖民并未结束，而是呈现隐蔽化的趋势，继续在经济、文化乃至心理上对殖民地人民产生影响。“白人优越论”和“白人至上”的思想使他们相信白人殖民者的历史、文化、宗教和习俗比自己的更合理，更优越。这就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自卑心理，导致了被殖民者对本土文化的疏离，将自我弱智化、原始化，丧失文明和本质化。

《喜福会》中的女儿们从小接受西方主流文化的教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帝国主义的内部殖民和心理殖民在她们身上得到体现。她们相信自己只要抛弃中国文化，不使用中国语言，追捧美国的穿着、语言、行为举止和生活方式就能成为真正的美4国人。丽娜甚至嫌弃过于中国化的外表，“我的眼睛，是妈妈给

的，它不是深陷的，倒像万圣节里南瓜灯上的眼睛；那种用小刀仓促镂出来的两个孔眼。猛一看，好像没有眼睑。”她为了使自己看起来更像美国人故意“瞪圆双眼”，导致父母总会问她“为什么显得那样紧张惊恐”。（《喜福会》，85）除了试图改变外表，女儿们不约而同的认为进入白人主流社会的一种途径就是选择白种人丈夫。这一点从露丝的心理独白可以得到证实。“我不讳言，特德最初能引起我注意的，恰恰就是那些与我哥哥和我所认识的男孩子们的不同之处……还有，他的父母是来自纽约泰兰城而不是中国的天津。”（《喜福会》，99）她们不承认中国文化和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的母亲，将母亲们视为落后的“他者”。精美嘲笑母亲和喜福会的阿姨穿着硬邦邦的竖着紧箍着头颈，前襟绣花的旗袍，样子十分好笑。中国的烹饪方式使厨房沉积重重的油气。唐人街的菜市场上的广告“只供食用，不出售宠物”另她们感到恶心反胃。中药铺“把那种稀奇古怪的蛇虫百脚的干壳，和着什么东西的枯叶和干花，包成一小包一小包地卖给病家。”（《喜福会》，72）使她们感到落后文明的怪异。母亲们常常聚会的麻将协会“喜福会”也被当成类似“三K党”的怪异组织，认为是民间的陋习。在她们眼里母亲们会无休止的拿她们攀比，会与店主喋喋不休的讨价还价，当众剔牙等等。女儿们以为抛弃中国文化就能跻身主流社会但是特德母亲乔顿太太的一番话却揭示出了华裔女性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本质。表面上乔顿太太说自己对少数族裔“没有一丁点任何偏见”，“和公司里的一些东方人，西班牙人甚至黑人，印象都很好，私交也不错。”但是却又指出“特德将来所持的专业有其特定的局限和准则。他的活动范围将是病人和其他医生们，他们不可能像我们乔顿家那般通情达理”。（《喜福会》，100）华裔女性作为少数族裔，依然和黑人越南人一样被西方人歧视、孤立和边缘化。她们被主流文化视为他者，她们自身由于内部殖民的精神烙印排斥母亲和其所代表的文化，但最终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的身份危机。在许多华裔美国批评家看来，华裔美国人不应该迎合美国主流文化的强势话语，远离或“他者化”那构成自我另一半的母国文化，因为这样只能导致自我身份的迷失和分裂。

谭恩美笔下的母亲们从中国移民到美国后也饱受后殖民主义的压迫。为了躲避战乱、摆脱贫穷、忘记痛苦的过去和重拾生活的信心，她们来到这个新的国家，满怀着美国梦的憧憬，认为美国遍地是机会，处处平等，只要努力抓住机会就能成功。她们怀着希望，保存着从遥远的中国带来的天鹅羽毛，羽毛上承载着所有的祝愿。但是美国的生活却并不如意。由于语言障碍和主流社会的排斥，她们找不到体面的工作。琳达和安梅只能做甜饼工厂的女工，素云给别人做家务来补贴家用。她们只能通过结婚的方式拿到公民身份，琳达嫁给了薇弗莱的父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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