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记事终止时间辨正-文档资料

《左传》记事终止时间辨正

关于《左传》的记事终止时间，现在流行的文学史和古代汉语教材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468年（游国恩、袁行霈、章培恒等人分别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及朱东润《历代文学作品选》等，都主此说）；一种则认为应迄于鲁悼公四年，即公元前453年（郭预衡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及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等持此说）。除此之外，由于《左传》中杂有一些战国史事及预言，许多学者据此在对《左传》作者及成书年代的考察中认为，《左传》应成书于战国初期或中期。虽然《左传》的最终记事年代和《左传》成书年代是两回事，但他们对成书年代的断定无一不是以《左传》记事的最晚时间为成书年代上限的。较有代表性的如（仅记其时间上限）：前403年说（杨伯峻等）；前375年说（徐中舒等）；前329年说（陈梦家等）；前四世纪初说（朱东润等）；田氏代齐、三家分晋、韩氏灭郑以后说（梁启超等）；前四世纪五、六十年代说（[日]新城新藏等）。本来看似十分明显且简单的《左传》记事终止年代，由于其中涉及了一些战国时事，却变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确定《左传》的最终记事时间，应该结合《左传》一书的自身性质、编写体例、行文风格、古书通例等因素进行综合考察，而不是仅据其中的个别事件来断定。

《左传》是为解释《春秋》而创作的，是配合《春秋》的一

部编年史，这已成为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春秋》用编年的体例记述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后人又续至十六年）（前479）共二百四十四年的历史大事。《左传》依经立传，也沿用《春秋》的体例和记事时间顺序丰富和补充了大量生动鲜活的历史事件。因此，《左传》的记事时间和《春秋》是大体一致的，只不过《春秋》止于鲁哀公十六年，《左传》为了将哀公在位的历史大事叙述完整，特延续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468年。因此，根据《左传》的编年体例和解经性质，鲁哀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468年，应该就是《左传》记事的终止时间。

但是，为什么《左传》末尾又附记了鲁悼公四年晋国韩、赵、魏三家灭智伯之事呢？为什么《左传》还间杂有一些战国时期的史料呢？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左传》记事应终止于战国时期呢？由于对此问题的澄清，是弄清《左传》记事终止时间的关键，下面我们对此分别加以考察。

首先，《左传》最后附有一段百余字的“悼之四年”（即公元前453年）的尾巴。为分析方便，引录如下：

悼之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郑。未至，郑驷弘曰：“知伯愎而好胜，早下之，则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门于桔?恢?门。郑人俘?魁垒，赂之以知政，闭其口而死。将门，知伯谓赵孟：“入之。”对曰：“主在此。”知伯曰：“恶而无勇，何以为子？”对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知伯不

悛，赵襄子由是知伯，遂丧之。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 这一段，如果孤立起来看，无论从编写体例上还是从行文风格上来看，都显得不伦不类，看似多余。因为《左传》的编写体例同《春秋》一样，是以年月日为纲将有关史料分列于某一年中集中叙述。当然，为增强叙事的完整生动，《左传》也往往将不在本年的事件穿插补叙，但这大都是对过去事件的倒叙，其典型标志就是以“初”字发端。另一方面，在行文风格上，这段前面写围郑之役，从容不迫，娓娓道来，似有详细陈述赵、知冲突之意。甚至连郑人的战前会议及?魁垒的被俘就义也要描绘一番。后面却惜墨如金，匆忙作结。这似与《左传》叙事摇曳多姿的风格迥异。

其实，若联系《左传》的整体叙事风格来看，这一问题则豁然开朗。因为《左传》的叙事多种多样，不仅有倒叙，还有预叙等，而且，《左传》的预叙（包括预言）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那就是每预必验。至于验辞的结果则表现形式不一，有的在预言后即交代，有的则置于应验之年交代。也正因为如此，左传预言才被研究者高度重视，并视为考察《左传》成书的最可靠证据之一。仔细分析上面引录的这一段，会发现其关键不是要记述晋阳之役，而是交代知伯之亡事。此段百余字，可谓句句都是围绕知伯而写：郑驷弘之设诱杀圈套，晋军之内讧分裂，知伯之贪愎不悟，都预兆着知伯之必亡。在这点上，其行文宕而有法，简练概括，与全书是一致的。

事实上，关于知伯必亡的预言见于《哀公二十七年》：知伯首次帅师伐郑时，郑请救于齐，齐陈成子因知伯诬告自己不恤祖国（“陈之不祀，郑之罪也”）和以陈亡为己利（“若利本之颠”）而预言说：“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陈成子对知伯的预言是《左传》众多人物预言之一。由于知伯被灭是在悼之四年（即公元前453），而《左传》记事止于哀公二十七年（即前468），故此事被置于最后交代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一段看似突兀，实系《左传》预叙之通例。故此则叙事并不是侧重在记述晋阳之围，而是对前面陈成子预言的回应和交代。

因此，《左传》末尾的韩、赵、魏三家灭智伯之事，是对《哀公二十七年》陈成子预言的照应和交代，不能由此而改变《左传》整体的记事终止时间，即哀公二十七年。

关于《左传》中杂有的战国史料，如仔细考察则会发现，并没有涉及战国史事的直接记载，全是《左传》预言史料所间接反映的史事，以示其预言的灵验。涉及战国时的预言主要有下列几类，滋条列并举例如下：

1.关于郑亡的预言：《襄公二十九年》：（季札）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按:郑亡在公元前375年。

2.关于岁星的预言：《昭公八年》：史赵预言“岁在鹑火”，陈国将亡；《襄公十九年》裨灶预言“岁在?埚ぶ?口”，伯有将死。据日本新城新藏考证，此年应为公元前365年或稍后几年。

3.关于秦的预言：《左传》文公六年：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按:秦自穆公以后，国势衰颓，至献公后期始复强大。故知此条应指公元前360年之前。

4.关于卫亡的预言：《僖公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昭公四年浑罕言“郑先卫亡”，按:卫亡于公元前330年。

5.关于周的预言：《宣公三年》：成王定鼎于郏?r，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按:周亡于公元前256年。

6.关于田氏代齐的预言：《庄公二十二年》懿氏为嫁女于敬仲而占卜，卜辞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按:“五世其昌，并于正卿”指的是前488年田成子专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指的是前379年田氏代齐。

7.关于三家分晋的预言：《闵公元年》晋献公赐毕万以魏，卜偃预言“毕万之后必大……诸侯曰万民”，而辛寥则占曰：“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襄公二十九年》季札适晋，对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说：“晋国其将萃于三族乎！”按:三家分晋在公元前403年。

由以上预言可以明显看出，虽然《左传》中涉及了战国初期或中期的有关史事，但同前述知伯之亡一事一样，这些史事作为一种叙事技巧也全都是同相关的预言相呼应的，是为了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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