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56岁的阿·弗·卢金是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教授、俄外交部下属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大学的东亚和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他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大学,曾在中国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后供职于苏联外交部、苏联驻华大使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获英国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俄罗斯外交学院历史学博士学位,也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布鲁金斯学会访学,还是中国浙江大学、西北大学客座教授。2009年俄罗斯各界多位友好人士获得胡锦涛主席颁发的“中俄关系六十周年杰出贡献奖章”,卢金位列其中。
维·拉林,1952年出生,1974年毕业于俄罗斯远东国立大学东方学院,现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
近日,本刊围绕普京总统第四个任期的俄对华政策等问题专访了卢金、拉林教授。
《世界知识》:普京先生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已经开始。在这个任期内,普京总统将秉持什么样的国际秩序观,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將向什么方向调整?中国在其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卢金:普京总统已经执政18年了,他的对外政策路线是始终如一的,就是在坚决捍卫俄国家主权、维护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独立性的同时,与外界保持高水平的合作。由于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恶化和俄东部地区发展的需要,俄最近几年积极推行“向东看”政策。中国在这一进程中一直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未来也必将发挥更加重要作用,中国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拉林:未来几年,实现国内发展是俄罗斯坚定不移的国家政策优先目标,俄将致力于构建一种有利于化解国内困难的国际秩序。目前,俄正遭受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外部威胁,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俄没有按照华盛顿策划的“脚本”演绎自己的内外政策,也没有争取到伦敦、柏林的支持。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强国,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二战后主导建立的对它们有利的国际关系体系是不可能完全接纳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的。所以,对现行国际关系体系进行重构,是俄中战略合作的基础之一。
《世界知识》:回顾苏联解体以来的中俄关系,其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俄罗斯外交政策也由一度的“倒向西方”转为“向东看”,并且在处理对华关系的过程中逐步克服弥漫俄精英阶层的“远东黄祸论”“资源附庸论”“中国才是俄最大挑战论”的影响,确立中俄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主调。是什么促成了这样的变化?目前俄知识阶层涉华思维的主流是什么?存在什么样的谱系?
拉林:历史上,俄罗斯曾经四次“转向东方”,最早是在17世纪上半叶,每一次都与中国有关。但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可能从来就没有想过有一天中国会在俄罗斯的亚太政策中居于核心地位。上世纪90年代,俄实行积极的亚洲政策,中国当时只是与韩国、日本并重的重点之一。本世纪初,俄试图实现同东亚国家关系的多元发展,避免“过度依赖中国”,这也是当年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建设命运多舛的背景。然而经过这么多年,中国在俄亚洲政策当中的中心地位还是确立下来了。
上世纪90年代,俄政治精英阶层和普通百姓中的反华情绪都很高,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突然涌入俄远东地区的大量中国人所带来的陌生的、无法理解的文明和文化碰撞感;二是美国和西方盛行的“中国威胁论”的影响。现在,俄罗斯人对全新的、工业化的中国有了更多了解,认识到以往“中国人口扩张”“资源扩张”等预测站不住脚。美国执意奉行对俄敌视政策也改变着俄罗斯人的中国观。虽然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中国仍然具有难以理解的一面,但已不再是“陌生”“可怕”的代名词,个别俄专家已无法拿“中国威胁论”吓住俄百姓了。
卢金:苏联解体后,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一度相当盛行,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某些地方精英通过散布“中国威胁论”对抗中央政府的政策,掩盖他们在改善当地人民生活方面的无能。第二,在俄联邦中央层面,有些人出于亲西方的意识形态,利用“中国威胁论”推进他们主张的“西方优先”政策取向。而俄罗斯从中央到地方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们则借宣扬“中国威胁论”鼓吹封闭保守。
同时也要看到,当时的俄罗斯国力极度虚弱,国内状况非常不稳定,国家刚刚对外开放,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一下子涌入大量中国商人和游客,当地人极不适应,不知道中国人的到来将给他们带来什么,加上当时因假冒伪劣商品、不同生活习惯、租借土地纠纷等在两国普通民众之间产生的摩擦,于是俄罗斯有不少人一度在心理上倒向反华势力。
今天,俄罗斯国内局势稳定下来了,极端和激进势力的主张已经不能左右俄国内政治生活,东部地区的老百姓也已习惯了与中国人共处,并且意识到同中国加强合作可以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恐华厌华心理自然而然就消失了。尽管一些亲西方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仍时不时地发表反华仇华言论,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他们的论调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不会对俄普通百姓的心理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从近几年俄社会调查情况看,绝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中国是友好国家,支持俄联邦政府推行的全面扩大与中国合作的政策。随着俄政府对华友好政策的推进,我认为俄知识界、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中国观将进一步向好变化,最终锁定“阳光谱系”。
《世界知识》:自普京先生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俄罗斯外交提出“向东看”,或者说是实施俄罗斯版的“重返亚太”政策,乌克兰危机后更是进一步提速。这一政策调整的具体目标有哪些?落实效果如何?
卢金:早在苏联时期,俄罗斯就致力于同亚太国家发展关系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的专家学者们就讨论过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是否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命题,苏联领导人意识到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兴起有利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崛起,主张苏联应积极加入这一进程。1986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视察符拉迪沃斯托克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完整的“转向亚太”的外交政策方针。但后来由于苏联解体,有关计划都没来得及实施。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政府一度实施亲西方的单向政策,俄罗斯试图成为“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欧洲”的一部分。但最终实践证明,欧洲不会把俄当作平等的合作伙伴加以对待。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普里马可夫出任俄罗斯外长后,俄对外政策开始趋向平衡,他首次提出了中俄印三边合作的构想。普京接任俄罗斯总统职务后,不仅延续了这一政策,而且更加积极地加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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