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努力了解西方,倡导学习西方长处。林则徐自从1839年3月10日抵达广州,到1840年10月3日被革去两广总督职务,共计不过19个月时间。他除了成功收缴和销毁两万多箱鸦片,加强防御力量、抗击英国挑衅之外,还努力从事调查研究,翻译西方书籍报刊,使自己对英国以及世界各国,由知之不多到知之不少。他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不但扩大了自己的眼界,而且惠及当时与后世。《四洲志》实际上是林则徐在组织译员把英国人慕瑞(HughMurray)编著的《地理大全》择要译出的基础上,由他精选编辑补充,并加润色而编成的,基本上包罗了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最重要情况。它使中国人的眼界扩展了一大步,不失为中国人认识世界的一块重要里程碑。后来魏源接受他的委托,以《四洲志》的内容为主干,加以补充扩编,最后编成的100卷《海国图志》被广为流传,使中国近百年的几代人都从中受到教育。魏源在编辑中始终没有忘记林则徐的开创之功,凡是摘抄《四洲志》的內容,他都置于卷首,并注明“林则徐译”。
二是倡导师法西方先进军事技术,抵制西方侵略。林则徐在1840年年初海防吃紧的时候,就提出“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亲身体察到英国船炮的优势,立刻着手购买或仿制,“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篷如洋式。”最可贵的是,当他得知自己被革职之后,仍然以国家利益为重,向道光帝密奏,强调“船炮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于猝办,而为长久之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并建议从关税中抽取十分之一,用来专门“制炮造船”。1841年4月,奕山到达广州后,向林则徐询问防御英军的办法,他提出六条书面意见,苦劝奕山,“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这是“海疆长久之计”,应该“及早筹办”。后来被流放新疆伊犁,在赴戍途中,他致信姚椿、王柏心,仍然强调“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林则徐的这些远见卓识,至今仍有启迪意义。
三是针对敌强我弱的形势,提出把敌人引入内地进行持久作战的战略构想。在当时与船坚炮利的英军硬拼,期望速战速决,几乎没有取胜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把敌人诱入内地,坚持持久作战,使敌人失去所长,后援不继,或许可以取得最后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明证。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敏锐地看到敌强我弱的形势,提出不与敌人在海上交锋,主张把敌人引入内河,“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争取最后胜利。应是可行的方策。后来他又提出把湖北、陕西、四川等内地作为抗英基地,并与敌人打持久战。这一设想确实是一种远见卓识。
四是一定程度上依靠人民,抗击英军入侵。人民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在当时清朝统治腐败无能,军队一触即溃的形势下,林则徐把希望寄托于人民大众。他认为:“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士端人衔之刺骨,即渔舟村店亦俱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身家,团练抵御。”为此,他一方面兴办团练,一方面发布告示,号召人民行动起来,共同抗击来犯之敌,“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尔人人痛杀,凡杀有白鬼一名,赏洋一百元;杀死黑鬼一名,赏洋五十元”。他作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能有这种认识,也是难能可贵的,这与奕山污蔑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总之,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批先进人士,爱国爱民,忧国忧民,努力抗击英国侵略,力求振兴,并为此提出一系列爱国强国主张,是宝贵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努力继承与弘扬。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林则徐虽然难免存在缺点与不足,但不宜苛求,更不应无端夸大,哗众取宠,图一时之快,应该用正确的历史观来分析和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作者:箫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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