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鸦片利益集团密切协作的英国纺织利益集团是策动侵华战争的另一支重要力量。在当时的英国,纺织业是最主要的工业部门。其纺织品的出口值,1780年还只有35.5万英镑,而1835年至1840年间的纺织品年出口值平均达2400万英镑,相当于1780年的67倍多。1827至1830年,棉纺织业为英国提供了一半的出口收入。⑩随着纺织业的迅速发展,产品很快供过于求。为寻觅过剩产品的销路,摆脱经济危机,纺织利益集团迫切希望到中国开辟新的市场。1829年,英国著名政客柏金汉在一次演讲中鼓吹,“中国有庞大的人口,其人富有积极的消费的性格,如果把那个国家的市场开放给自由贸易商人,则英国货在那个市场上的销售,将比其余全部世界的总销量还要大”。1831年,广州英商大卫荪(W.S.Davidson)在英国议会作证时认为,要开辟中国市场,“中英之间迟早会有一场战争”。1832年,东印度公司广州管货人委员会(东印度公司特派委员会)前主席马奇班克斯(CharlesMarjoribanks)也认为,“英国的海军司令是最好的大使”,“因为海军司令在几小时内就可收到外交官几周、几个月才能得到的效果”。1936年2月,曼彻斯特商会上书首相迈尔本(Melbourne)和外相巴麦尊,强调“中国为英国制造业提供了一个销量庞大而又迅速扩张的市场,同时又为印度的出产(按:指鸦片)提供销路,众信其数达300万镑,而这又使得我们的印度人民借以能够消费我们的制造品”,因此“以最迫切的心情呈请不列颠政府施加保护(英商的)威力。”1839年,中国严厉禁烟的消息一传到英国,曼彻斯特、伦敦、里滋、利物浦、卜赖克卜恩、布列斯特等城市的纺织资本家近300人纷纷上书英国政府,要求对中国采取迅速的、强有力的、明确的对策,“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他们认为,面对中国严禁鸦片的系列举措,英国政府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屈服;一是用适当的武力,要求中国方面让步。”但“自从1805年以来的对华贸易,使我们得到一个强有力的印象:屈服只有使危机加深,我方应当用武力强迫中国方面让步,将贸易置于一个安定的、永久的基础之上”。曼彻斯特商会主席莫克·维卡(JohnMacVicar)还亲自参加了8月7日伦敦鸦片集团的紧急会议,并且担任会议主席,商讨如何煽动英国政府动用武力。从此时起,纺织利益集团和鸦片利益集团合流,连续进行了3个月的紧张活动,终于促成了英国政府决定派兵到中国去,并继续为英国打好侵华战争这一仗出谋划策。
英国政府在上述两个集团的积极推动下,很快把发动对华战争提上日程。巴麦尊多次听取了这两个集团的意见与建议,并于1839年9月23日建议首相迈尔本认真考虑被中国没收的鸦片赔偿、动用武力、占领岛屿、缔结条约等问题。10月1日,英国内阁举行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问题。巴麦尊详细介绍了中国禁烟方面的大致情况。军政大臣麦考莱(ThomasBabingtonMacaulay)坚决主张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终于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去,“决定对三分之一的人类的主人作战”。10月18日,巴麦尊根据內阁会议的精神和两个利益集团提供的情报,写成致义律的第十五号秘密训令,并告诉他“女王陛下政府打算派遣一支海军部队前往中国海面”,而且很可能还派遣一小支陆军部队前去,并对舰队抵华后的行动作了初步安排。11月4日,巴麦尊对义律又发出第十六号秘密训令,告诉他对华作战方案,嘱咐他努力收集有关情况,做好作战准备。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又向海军总司令、全权代表乔治·懿律(GeorgeElliot)和副代表义律发出1840年第一号训令,详细规定了对华作战的行动计划和条约要求。这一训令是巴麦尊依据鸦片和纺织两个利益集团提供的情报、建议和要求拟定的。正如巴麦尊在1842年4月28日致密士的信中所说:“基本上是借助于你和查甸(顿)先生那么慷慨地提给我们的帮助和情报,我们才能够就中国那边海陆军和外交各事发出那么详细的训令,从而获得如此其满意的结果的(结果指江宁条约——译者),体现在1840年2月训令里的那些帮助和情报是那样的精确而又全面,以致我们的后继人对于那些训令找不出任何修改的理由来。”
上述事实无可争辩地表明,1840年的鸦片战争,完全是英国鸦片利益集团和纺织利益集团,为维护鸦片贸易和开辟中国市场,策动英国政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英国内阁会议决定发动这场战争的时间是1839年10月1日(道光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以1839年第十五号训令通知义律的时间是10月18日(九月十二日)。道光皇帝谕令林则徐封港并断绝英国贸易的时间是10月30日(九月二十三日)林则徐接到这道谕令的时间是11月20日(十月十五日),随后正式发布“断其贸易”的封港告示是在11月27日(十月二十二日),实行封港的时间是12月6日(十一月初一)。由此可见,无论是道光皇帝发布谕令的时间,还是林则徐奉命封港的时间,都是在英国决定发动对华战争和巴麦尊发给义律秘密训令之后。因此,《谎言下的鸦片战争》一文作者说,鸦片战争是林则徐“一系列的谎言”,使道光皇帝“最终发布圣旨:断绝一切与夷人的贸易往来。于是鸦片战争的战火开始蔓延”。从时间上来看,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该文所说的“断绝一切与夷人的贸易往来”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林则徐的封港告示中对“各国夷船遵式具结者仍准通商,以示劝惩而分良歹”这一点说得非常明白。
二、林则徐“谎言”引起鸦片战争不实
《谎言下的鸦片战争》一文认为,林则徐说了“一系列的谎言”,而其举出的事例,却只有九龙炮战和穿鼻海战两桩军事冲突事件,而且错误百出,言过其实。实际上,这两次中英之间的军事冲突,都是义律蓄意挑起的。英方在这两次军事冲突中并未占到上风。
九龙炮战发生于1939年9月4日(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谎言下的鸦片战争》一文作者将其说成7月9日;穿鼻海战发生于同年11月3日(九月二十九日),该作者说是9月17日。两次冲突的时间都搞错了。其用来说明是“谎言”的一段话:“收军之后,经附近渔艇捞获夷帽二十一顶,内两顶据通事认系夷官所戴,并获夷履等件。其随潮漂淌者尚不可以数计。”“查夷人捞起尸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受伤者,尤不胜计。”经查对,文中这段引文实际出自林则徐的两件奏稿。前段从“收军之后”到“尚不可以数计”,见于道光十九年十月十六日(1839年11月21日)的《林则徐等奏英兵船阻挠英商船具结进口并在各处滋扰击退折》;后段从“查夷人捞起尸首就近掩埋者”至“受伤者尤不可胜计”,则见于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一日(1839年9月18日)的《林则徐等奏义律袭击师船及葡人转圜情形折》。这种把分别载于两道奏稿中的内容,硬拼到一起,实在是牛头不对马嘴。同一段引用道光皇帝的批语,同样是拼凑而成的。其中首句“可嘉之至”见于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一日林则徐的奏折中,该奏《筹办夷务始末》收录时未曾注明,中华书局出版的《林则徐集·奏稿》(中)第六百八十四页第一个注释有载。其余是道光皇帝看了林则徐这份奏折后而专门发布的“廷寄”。这样把道光皇帝的朱批和上谕拼凑在一起,至少是欠严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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