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4可以看出,当文读时,选择舒化读音的有115人,选择入声的有0人,分别占100%和0%;当白读时,选择舒化读音的有0人,选择入声的有100人,分别占0%和100%。从表5可以看出,皮尔逊卡方和似然比卡方的检验值均低于0.05,说明文白读与变式的选择具有明显相关关系。
4)声韵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入声舒化的速度。通过对巢湖方言音系的调查,发现巢湖方言的语音结构中,[p]、[t]、[ts]等不送气清塞音以及清塞擦音声母没有阳平字,而在巢湖方言中,出现促声舒读现象的“雹”“德”“即”等字开始填补空缺,这些字在舒化速度上快于其他的入声字,贺巍(1995:195)指出:“舒声音节的空位,是入声舒化最容易进入的部位。”由此可见语音结构对于入声舒化具有重要的影响。
(2)词汇
汉语词汇发展的趋势是“双音节化”,其中一个主要途径是单音节语素的前后加上没有实际意义的附加成分,如名词词缀“子”“儿”等以及动词词缀“着”“了”“过”等。这些词缀大都读轻声,如果前字是入声,后字读轻声,前字的喉塞韵尾弱化乃至消失。在调查中发现,巢湖方言中的入声字,名词后加“子”尾后舒化程度高,如“勺子”和“铁勺”这个词相比,前一个“勺”的舒化程度高些;动词后加“着、了、过”后舒化程度高,比如“给了”和“给我”两者相比,前一个“给”的舒化程度高些。这与汉语的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双音节化趋势以及词尾的产生与发展不无关系。贺巍(1995:202)指出:“入声的消失是词汇发展变化到一定阶段时引起语音变化的产物。……我们认为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可能是促使入声向舒声转化的最重要条件。”
2.语言外部因素
社会语言学研究发现,与语言变异最明显相关的社会因素是性别、年龄、阶层、民族和种族(徐大明,2004:82)。鉴于巢湖地区并没有显著的民族和种族差异,所以不予考虑。在很多社会语言学相关调查中,受教育程度也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徐大明,1999;葛艳红,2005;王玲,2016),阶层和城乡关系对于入声舒化也有一定的影响。
(1)性别与(?)变项
从表6中可以看出,男性和女性选用[?]的分别有47人和68人,占样本数的44.7%和61.8%;男性和女性选用[?]的分别是58人和42人,占样本数的55.3%和38.2%。其中使用新式变式[?]的男性有只有44.7%,女性则高于男性,达到了61.8%,证明女性比男性更加偏向使用新式变式。从表7可以看出,皮尔逊卡方和似然比卡方的检验值均低于0.05,说明性别与变式的选择具有明显相关关系。从表中可以看出男性很大程度上保留喉塞韵尾,女性的数据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也显示出女性有超过一半的人使用标准变式,体现出了女性倾向使用标准变式。邢五洲(2008:52)在调查中也发现女性的入声舒化比例远远高于男性,与本次调查结果相同。
拉波夫(Labov,2007)认为在语言变化中,存在“性别悖论”。“性别悖论”是指男性和女性在促进语言变化的方式上存在相反的趋势。拉波夫(Labov,2001:293)称其为性别悖论,并用“遵从”来解释它:女性比男性更严格地遵从已经被认可的社会语言规范,而比男性更少地遵从那些还没有明显地被认可的社会语言规范。在这次入声舒化的调查中,女性确实偏向使用新式变式,也就是选择使用无入声韵尾的读音,也就是被认可的语言规范。徐大明(2006:410)提出普通话的推广,使入声的舒化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被社会认可的语言规范,女性就更容易接受促声舒读的方式,进而有更多的女性选用入声韵尾脱落后的读音。
(2)年龄与(?)变项
在调查中发现青年与少年选用的倾向相似,且认可人数较少,缺乏代表性,因此将两项合并为“青少年”(青年和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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