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政绩观,主要是指怎样创造政绩和如何衡量政绩,是执政者的价值取向。将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作为衡量公安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这是一种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民本位”政绩观。但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受封建遗毒影响,“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当前,在公安机关中出现的种种伤害群众感情、漠视群众疾苦、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充分说明要真正树立“民本位”的政绩观至少还有相当一段长的路要走。
(一)要积极破除“官本位”政绩观。江泽民说:“当前,‘官本位’意识的要害,就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任,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任,只对自己或亲属或小团体负责,因此,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意识,必须狠狠批判和破除”。当前,“官本位”政绩观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唯名,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对容易出成绩的狠抓,对难啃的骨头唯恐避之不及;二是唯新,月月都有新思路、年年都有新规划,习惯做表面文章,工作脱离实际,经常是“只闻雷声,不见下雨”;三是唯稳,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倡导不出事就是政绩;四是唯上,凡事以上级领导所好是瞻,“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满意”。以上种种政绩观和“执法为民、立警为公”的理念背道而驰,人民警察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法为民是这一宗旨的浓缩,而将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作为衡量公安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则是这一宗旨的发展。要树立“民本位”的科学政绩观,必然要求广大民警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即要有正确的宗旨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尤其是要正确对待权力,要通过社会主义法治教育、“大学习、大讨论”等活动,真正解决民警对“权力是谁给的,为谁掌权”这一基本问题的认识。
(二)要真正理清“民本”和“民本位”的区别。“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开明、进步人士的治国执政理念,他们虽也有爱民、重民、保民、利民、惠民、济民等思想,但只是为了缓和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维持剥削阶级的统治体系,实质仍是“官本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八十多年由革命到执政的实践,全心全意地领导、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才真正从理论和实践上开始了由“民本”向“民本位”的历史性彻底转变。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邓小平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思想,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思想,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民本位”思想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升华。公安机关要真正做到执法为民,真正将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作为衡量公安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就必须要将“人民作为社会的真正主人”,绝不能随意损害群众利益、侵犯群众权利,要真正做到“为人民而管治安”,而不是“为治安而管人民”。
(三)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是一个主观概念,如何将这一主观概念通过客观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需要建立一个科学的评估体系。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全局和局部的关系。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不仅仅局限于对社会治安的需求上,就目前来看,有卫生安全、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等等,涉及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但各方面之间又相互影响。近年来,各地出动警力处置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各类事件十分频繁,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的“三慎”原则没有很好得到落实,导致警民关系进一步紧张,很多社会矛盾激化或转移到了公安机关身上,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满意度评价就大幅下降。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客观条件和主观能动的关系。群众的安全需求,受到当地历史、文化、教育、经济等等客观条件的影响,特别是和富裕程度联系密切,富则思安,拥有财富越多对安全需求就越高。因此,基础不同、客观条件不同,不同地区达到同样百分比的安全感满意度,公安机关所要付出的努力和难易程度也就不同。因此,在确定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指标时,要充分考虑客观因素,确定一个适当的参照值。对于目前经常在各级媒体出现的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达到百分之九十多,甚至接近百分百时,要保持清醒头脑,我们要重数据但不能“唯数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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