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股和普通股的权利区别 文档(3)

现实就是如此，我们看一看劳动力的供给。每年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量，不是指绝对量，我分农村和城市来划分，这是我们请国家统计局的同志帮我们计算的一个结果，农村是净减的，红色的是农村的，它是每年都在减少，而且越减越多，由于它的减少，大规模农村工转移到城市，能够保证城市的劳动年龄人口是增加的，但是增加的速度越来越慢，农村减少的速度越来越快，到了白色的那个点，农村减少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增量和城市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就相等了，相等意味着一正一负，2015年也可以看成是2013年，都差不多，是劳动年龄人口的零增长点，从那以后劳动年龄人口就是负增长。大家看蓝色的绝对数量就会少于红色的绝对数量，这也表明我们已经在经历着这个劳动力供给逐渐减慢的这么一个发展阶段。

我是从别人那儿借鉴的一张图，我们的储蓄率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做过实证，不能说绝对意义上，但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储蓄率是由于人口抚养比越来越下降而提高的，因为我们人口抚养比下降，意味着人口的负担轻，因此，经济剩余可以把它储蓄起来。可以说他们两个走一个相反的方向，很显然，我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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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以后，人口抚养比就止跌上扬了，那么，会不会出现相应的储蓄率也就下降了？我们今天都很担心，老说我们的储蓄率太高，但是其实长期看，也不用担心，有一天你想提高都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因此，世界银行曾经在一个报告里对中国的命运给了一个预测，也就是说如果在本世纪早期的一些年份里，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可以维持在10%以上的话，未来是逐渐下降的。也就是说今后五年，“十二五”时期很可能潜在经济增长率会降到8%，7%的水平，你内在的支撑力量就不再能够保证像过去三十年一样平均达到10%的增长速度。这是我们的一个变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我们的工资持续的上涨。其实工资持续上涨就是中国经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因为刘易斯定义就是说劳动力的需求增长速度已经快过了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越来越少，预期很快就要结束，因此，早就表现出来了。与此同时，中国的劳动需求在大部分提高，我们每年城镇新增就业量，包括农民工其实已经超过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它的结果按照供求关系，很自然的是工资，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工资的持续上涨。

我们现在先看正规部门，我们统计局颁布的工资数据，主要还是正规的部门，正规的职工的工资水平，我们看最近这些年处在很高的年增长率上，这是正规部门。当然，我们更关心的是那些非正规部门，农民工会怎么样。我们会看到，制造业是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建筑业也是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再把农民工的工资再提出来，再看一看，也都能够看出他们都处于上涨比较快的阶段上。工资水平在上涨，增长率在提高。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有同志在一个会上说今年的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工资平均已经涨到1600，比去年又有一个显著的新的提高。一个结果就是刚才我说到的，粉色的图是劳动年龄人口每年的增量，蓝色的是全部城镇就业的每年的增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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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包括农民工，城市本地人和农民工加在一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再看到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不是这样一个格局了，其实我们看到的是需求超过了供给，因此，我们首先纠正这个概念，说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如果说它是国情的话，它是一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会变化的。

同时，为了反映我们工资上涨是不是劳动力短缺的结果，我们也应该看看农业中的工资是怎么变化的，我们从90年代开始，出现了农业雇工的现象，我劳动力转移了，但是农忙季节或者一些重要的环节我要雇佣当地的工人，我付给他工资，这个工资我们也看到了2003年以后，它的上涨幅度也是相当高的。有一种说法，有一位老师他说其实你看农民工出现一定短缺，工资有一定的上涨，原因是我们“三农”政策好了，政府给农业很多补贴，废除了农业税，调整提高农业的收购价格等等，因此，农民务农的收益好了，我很自然的会提高我的保留工资，也就是我外出的机会成本就高了，因此很多农民不爱外出或者外出得给更高的工资，说工资是由这个引起上涨的，和劳动力本身与否无关，我想这个说法逻辑上也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过去我们读《资本论》都知道，如果对农业的贸易条件好了的话，一般都是地主得到收益，它不会把这个收益转给工人，假设我们承包户，实际上他是土地的所有者，他是经营者，如果真的是农业比较收益变的越来越好的话，很值得不外出的话，他应该投入自己更多的劳动，而不是雇佣更多的工人，也不是给雇佣工人付那么多的工资，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而且事实上如果我们研究农业的话，我们发现农业的比较效益远远没法和外出打工相比，而且政府的那个补贴，粮食直补这几年都达到一千多个亿，这些东西在农民的四项收入过程中它表现为转移收入，转移收入的比重很小，就是几个百分点，从来不会超过十的。这部分涨一个百分点，涨半个百分点，其实对农民外出与否的决策应该说不起什么作用，当然这种争论还有待于做更细致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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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有人说用自己的数据计算了，说农民工工资是有点上涨，第一不像你说的那么高，第二，农民工上涨是因为农民工人力资本回报的提高，因为农民工我们知道更新换代，80后，90后为主，他们大概占了62%，这部分人很自然比前辈受教育水平高，教育回报就得到高，因此，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大部分可以归结为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不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这个说法我们目前没法辩护，没法批评，原因是你有你的数据，我有我的数据，这就不好争了，但是我过去一直在讲，我们在讲刘易斯转折点的时候，虽然很多人都在批评，但是有一类人特别关注，就是那些投资公司的大的跨国的投资公司的经济学家，他们非常关心这个概念，尽管他们会跟你争论，但是他们一直密切的注意。还有一个是真正的投资者，真正的企业家，他们也关心这个工资上涨没上涨，所以，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些“鸭子”因为它是实实在在的在做投入，在期待回报，如果他做出错误的判断，或者他不自己直接观察现实，听经济学家的就要赔钱了。

因此，我们从目前产业出现的专业的趋势，少量的是转到了印度，转到了越南，还有更多的是从沿海地区转向了内地，他们疯了吗？或者他们会听蔡昉的话，说刘易斯转折点？他们不可能，他们一定是自己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劳动力相对稀缺性相对价格的提高。如果我们有了更多的证据考虑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而且成为中等收入阶段的重要特征的话，我们很自然的就会问中国的经济是否正在丧失比较优势，丧失它的竞争力？我也没那么悲观。如果按照传统的理论和简单的判断，它会得出一些结论。比如第一，人们知道东亚有一个描述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国家到国家之间转移的模型，叫做验证模型，这个模型最早第一轮是日本，日本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工资成本高了，劳动力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也毕业了，又把它的专业转移到东盟国家，东盟国家又跑到中国沿海地区，以此类推，如果中国的也进入到劳动成本提高，资本相对稀缺性下降的话，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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