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诺奖演说：当哭成为表演应该允许有人不哭(全文)(2)

文学创作必须颐指气使 独断专行

我在故乡 生活了二十一年， 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 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 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 什么风景时， 我沮丧地告诉她： 什么都没看到， 只看到了 一堆堆的木头。 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 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 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 2 月， 我应征入伍， 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 ， 走出了高密东北乡 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 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 我必须承认， 如果没有 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 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 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 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 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 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 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 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 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 就是写英雄模范， 所以， 尽管也发表了 几篇作品， 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 年秋， 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 、 《枯河》 、 《透明的红萝卜》 、 《红高粱》 等一批中短篇小说。 在《秋水》 这篇小说里， 第一次出现了 “高密东北乡” 这个字眼， 从此， 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 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 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 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 ” 的过程中， 美国的威廉· 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 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 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 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 使我明白了 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 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 但在文学创作中， 必须颐指气使， 独断专行。 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 即意识到， 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 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 而我是冰块， 如果离他们太近， 会被他们蒸发掉。 根据我的体会， 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 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 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 所以， 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 但只读过几页， 我就明白了 他们干了 什么， 也明白了 他们是怎样干的， 随即我也就明白了 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 讲自己的故事。 我的方式， 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 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 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 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 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的故事， 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 譬如《枯河》 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 譬如《透明的红萝卜》 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 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 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 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 小说必须虚构， 必须想象。 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 是我最好的小说， 对此我不反驳， 也不认同， 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 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 最意味深长的一部。 那个浑身漆黑、 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 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 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 我写了 很多的人物， 但没有一个人物， 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 或者可以说， 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 总有一个领头的， 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 他一言不发， 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 在高密东北乡 这个舞台上， 尽情地表演。

《丰乳肥臀》 献给天下母亲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 讲完了自己的故事， 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 于是， 我的亲人们的故事， 我的村人们的故事， 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 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 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 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 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 奶奶、 父亲、 母亲、 哥哥、 姐姐、 姑姑、 叔叔、 妻子、 女儿， 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 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 的乡 亲， 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 当然， 我对他们， 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 使他们超越了 他们自身， 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 中， 就出现了 我姑姑的形象。 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 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 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 但很快便不胜其烦， 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 。 姑姑确实是我写《蛙》 时的模特， 但小说中的姑姑， 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 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 有时简直像个女匪， 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 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 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 小说中的姑姑到了 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 身披黑袍， 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 我感谢姑姑的宽容， 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 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 她正确地理解了 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 我悲痛万分， 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 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 。 因为胸有成竹， 因为情感充盈， 仅用了 83 天， 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 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在《丰乳肥臀》 这本书里， 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 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 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 诸多母亲的经历。 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 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 的话， 但这本书， 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 这是我狂妄的野心， 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 ” 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写作者必须站在人的立场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 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 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 譬如《透明的红萝卜》 ， 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 。 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 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 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 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 典型人物的、 语言丰富多彩、 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 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 在《天堂蒜薹之歌》 中， 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 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 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 当然， 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 在我的写作中， 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 写作之初， 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 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 但作品完成之后， 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 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 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 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 我父亲说： “他在《红高粱》 中， 第一句就说' 我父亲这个土匪种' ， 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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