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税曾一度是我国各级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积累原始资本、建立新中国工业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据有关资料显示，1949年至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3945.66亿元，农业特产税从1983年开征到2003年，累计征收1366.25亿元。近年来，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农业税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逐步变小。全国财政收入中来自农业税的收入从1950年的41%下降到2002不到1%。由此可见，改革农业税已是势在必行。 2002年，党中央、国务院从“执政为民”的高度，决定在包括湖南在内的16个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实行“三个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这是继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第三次重大改革。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实现了“耕者有其权”，农村税费改革实现“耕者有其利”。就我们县而言，通过税费改革，全县共减少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及其附加3543万元，农民人均减负达45元。不仅如此，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加大了农业税的减免力度。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各项政策，取消农业特产税，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切实减轻农民负担”。2004年中央“1号文件”又进一步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或免征农业税”。今年以来，在一些发达省份的带动下，全国大范围开始取消农业税。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28个省全部免征农业税。据测算，全国减少农业税一个百分点，将为农民减负120亿元，仅湖南省全面取消农业税，一年可为农民免除税赋13.6亿元。
全面取消农业税，彻底减免农民负担，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没有解决的难题，我们党仅用了20年时间。媒体报刊评论说：“中国取消农业税，是中华文明史上一块最伟大的里程碑，是中国社会与封建告别的历史分野，是中国现代化最为强劲的动力支撑点。”从20年前中国农民实现了“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到目前实行的“零税赋”，中国的农民政策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彻底改变了2600多年来农民种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
（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局面已经形成。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总体上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新的发展阶段。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发展的新形势，提出了“两个趋向”的科学判断。第一个趋向是：在工业化初级阶段，农业支持工业，农业为工业提供原始积累；第二个趋向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我们国家目前已经进入了第二个趋向。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产业政策一直沿袭向城市和工业倾斜的做法，从2004年开始，包括取消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迈出了工业反哺农业的第一步，构建了中国工业化条件下新的农村政策雏形。在中国工业发展初期，为加速积累经济发展所需资本，从1953年开始，国家对粮食、棉花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由于统购价低于市场价，农民在承受价格损失的同时，还要高价购买农药、化肥、地膜等农用工业品，使资源配置长期向工业、城市倾斜。从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到1985年取消统购统销政策，32年时间里，农业对工业化、城市化的贡献约为8000—1万亿元。根据国际工业化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均收入达到700-1500美元以后就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在这个阶段，工农关系将发生转折性变化，经济发展也将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从我国来看，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3万亿，农业产业和非农产业的比重为15：85，财政收入达到了2.6万亿，人均收入超过了1000美元，农业对财政的贡献为300亿，只占国家财政的1%左右。这些数据充分表明，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已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实力和条件。目前全国逐步减免税收，减轻农民的负担，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就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具体体现。2004年是两个“反哺”力度最大的一年，国家为 “三农”支出超过了2600多亿元，增幅达22.5%，增长近500亿元。其中为落实1号文件出台的政策措施，中央财政就增加450多亿元。按9亿农民计算，人平直接、间接受惠达289元。我们县享受国家粮食直补、良种补贴资金达1000万元，仅此一项，全县农民人均直接受惠达12.8元。可以说，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国家对“三农”投入支持的力度只会逐步加大，不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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