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国的城市化只能走城市建设与乡村建设并行的道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建设乡村而不是破坏乡村，让农民能在城市里不想呆或呆不下去的时候，愿意且能够顺利回到乡村，并能得到一定的保障生活和发展生产的条件和机会，从而“力避贫民窟式的城市化”，为我们的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定器。光是把劳动力转移出去从事非农产业的想法，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来说只是一种缘木求鱼的行为。如果最终留下的是一个凋敝的农村，这肯定不是我们心目中的新农村景象，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要求。
四、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村的几点建议
中国的农村有着相当浓的中国特色，这与中国的发展历史以及积淀的国情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必须从国情和现状出发，制定建设新农村的政策和措施，摸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村的道路。“新农村”在本质上还是农村，是“种田人”生产、生活的地方。如果农村各方面状况较好，农民大多是不愿意背井离乡的，因为这要付出情感、家庭和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成本。鉴于此，我提出“农村自城化”的概念。所谓“农村自城化”，是指立足于农村本土，通过政府的主导力量和其他辅助力量，引导和帮助农民建设适宜居住宜生产的、具有城镇生活质量的现代化农村。通俗地说，就是把农村建设得跟城镇一样，让农民在农村里过城镇般的生活。它和以“农民进城”为主要手段的城市化概念有着形式上的不同。那么，如何能更好地实现农村自城化，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村道路呢？这是个很大的课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在此仅就现阶段的农村现状略举几点不成熟的工作性建议以供讨论。
（一）政府主导
1、实行适度聚居化政策。目前，由于高度散居，农民的生产效率、生活效率过于低下，有限的收入被空耗，公共服务的成本过高，农业组织化程度也难以提高。若适度规划聚居点，每年实现10%左右的农村人口向聚居规划点移居，可望逐步提高农民的聚居化水平。聚居规划点可考虑以教育、卫生服务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较集中，水电、交通、通讯等较方便的地方为圆心，画出一个聚居生活圈，规划出移居农民的生活用地（含宅基地）以及用于种菜的自留地；生活圈外延为生产圈。这样，相当于相邻的几个小村聚居成一个大村，共同分享便利也共同分担成本。为了降低农民移居的门槛，除了可考虑以财政购买或投资的方式取得规划点土地并向移居农民廉价出售外，还可制定执行土地使用权置换的政策，允许移居农民用其原有的山场或田地使用权置换规划点的生活用地使用权。走聚居化的道路，经济门槛比城镇化低得多，有利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和降低公共服务成本，适合目前大部分偏远山区农村的实际情况。
2、实行财政倾斜政策。安排更大的财政资金投入到农村的基础硬件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产品提供上。这一措施应从中央财政预算做起，采取层层补贴的做法，中央、省、市、县、镇、乡各投入一点，专款专用于农村基础公共产品建设。
3、实行工业反哺农业政策。可考虑设置促农捐助基金会，以减税费、增优惠等经济政策鼓励工商企业捐助农村基础性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或其它项目建设，可由单个或联合企业自行指定捐助项目，并由企业和村民派选代表组成监督会对基金会资金筹集、使用等情况进行监督。
4、建立城归农民管理机制。以镇为单位，成立“城归农民交流协会”，把从城市回流的农村青壮年纳入协会管理，通过交流、培训等手段，对城归农民进行分类、引导，从而使城归农民中的优秀分子成为建设新农村的骨干力量。
（二）集体配合
1、分担建设资金。新农村建设不可能完全由农民来买单，但完全依赖政府财政的投入，目前来说也是相当困难。特别是如阳春等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财政力量相对薄弱，更是难以一力承担。因此，公私结合应当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公”主要指的是国家财政投入、社会上的捐助等等，侧重于基础建设、农村科教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私”主要指的是村集体和农民自己的投入，侧重于村容村貌的改善和农业生产的投入。也许要农民掏腰包并不是容易的事，但只要充分尊重民意，以农民自愿、村民自治为主，不搞强迫命令，不搞大包大揽，并把农民的利益融进建设项目中，还是大有可为的。江西赣州在这点上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他们坚持农民自主申报，凡是群众申报率未达到80％以上、自筹资金未达到工程总投资60％以上的一律不立项。建设模式、项目也由农民自行决定，建设资金由农民投入为主，政府奖励为辅。县、乡分别按项目工程造价的30％和10－15％，通过以奖代补的形式扶助农民。按照农民“自己办自己的事，自己的事自己办”的原则坚持农民自主管理。由民选理事会全权负责发动群众、筹措资金、组织建设、监督质量、后续管理等工作。他们的这一做法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的参与积极性，可推广至村一级的有关建设管理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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