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法治理念下的依法治市(2)

　　第四，权力制约。法治的基本要求是限制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国家、政府、执政党享有的公权力必须接受法律、权利和权力的制约，禁止滥用权力，政府和官员的行为应当与法律保持一致，不仅要坚持依法行政，而且要强化法律监督机制；不仅应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要特别强调政治家和各级官员效忠于法律，严格执行法律。

　　第五，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在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之路，必须实现司法独立，必须积极、稳妥地进行司法制度的改革。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衡量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制度的理性化要求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一个独立的司法权，既能处理由于政府和公众在法治框架内活动而引起的各种问题，又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先决条件，更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终的保障。

　　第六，民众对法治的信仰。“法律必须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治的理念必须把信仰视为法治的精神意蕴，法治主要表达了社会公众对法的一种神圣的法律情感；法治表明社会公众通过对法律的高度认同普遍形成了一种珍视和爱护法律的态度；法治反映的是社会公众的独立意识和自觉意识；法治意味着社会公众有权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愿望、期待和要求，并对法律的好坏善恶作出判断；法治意味着政府的绝对守法义务和社会公众的相对守法义务。可以说，法律信仰的本质是通过法律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只有当法律关怀人类的终极价值，每个人才会在其情感、梦想中关切法律、尊重法律，才会为法律献身。

　　从中国走向法治的历史进程，特别是近20年来的发展来看，“依法治国”方略的制定，已经为我们勾画出了中国实现法治国家的美好前景，法治目标的确立为推行法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二）依法治市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1.依法治市是法治的具体实践。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及其实践得到了法学界广泛、热切而深入的理论回应。理论界始终讨论“什么是法治？为什么要法治？怎样走向法治？”的论题，其中，“怎样走向法治”这样一个中国化的问题，关切度最高、涉及的范围最广。近几年来对中国法治化的道路进行探讨，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见解和土张，它们相互交锋、对话，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思路：（1）人文主义的法治之路。强凋以尊重人，关怀人的价值和尊严为主旨来建构中国当代的法制模式。（2）改良主义法治之路，强凋政府在法治建构中的主导地位，即通过政府推进型的法制发展战略，使中国实现法治。（3）历史主义的法治之路，主张中国当代法治的建立和形成，应循渐进发展的模式；法治必须从中国的本土资源中演化而来。（4）“折衷主义”的法治之路，主张走政府推进型与社会演进型相结合的道路，以政府推进法制的改革为主导，辅之以社会、民间自然生成的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制度、规范和力量。学者们对中国法治之路的分析、论证，体现了经验理性与建构理性两种法治理论倾向，这标志着中国法治理论由宏观理论没计向具体操作层面的推进。但是，中国法治理论构建的不足也是明显的，尚缺乏法治深层历史底蕴、终极关怀及法治发展趋向的总体把握能力，从而导致了对中国法治进程的理论和解说的有限性。所以，有学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应到市民社会理论框架中寻求答案，进而认为，如果不上升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理论视野层面，是难以克服其理论局限或困惑而更好地促进中国法治进程的。从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实践来看，应当说，中国法治化进程是由国家启动的，基本上是以政府推进为主的政府推进和社会演进结合型。从根本意义上，反映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元化的必然要求。法学界也逐渐认同了这样的发展模式。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泊国家”的治国方略的理论深入和展开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回应，需要在实践中具体地操作中国法治化道路选择，需要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而依法治市的出现为中国法治之路的实践，开辟了一条切实而新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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