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执行制度的确立仅仅是立法者的理论预设或者说是良好愿望而非实践中的必然。如果依据这种制度而剥夺当事人的听证申请权，势必会使当事人丧失陈述和申辩的机会。尽管拘留决定执行过程中或者在执行后，当事人仍可以通过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诉讼寻求救济，但是，在人身自由权已经受到损害的情况下，仅仅通过现行的救济手段是于事无补的。
通过对暂缓执行制度局限性的揭示，我们认为，暂缓执行制度实际上是在法制建设不甚健全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项临时性措施，是在对人身自由权无相应救济体制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办法。但是，在《行政处罚法》已经引入“听证”制度的情况下，继续沿用暂缓执行制度，并据此阻止对行政拘留进行听证也许就不明智了。因此，立法者应当重新审视暂缓执行制度与听证制度并作出适当的取舍。
三、拒绝行政拘留听证的实践困境
依据现有的法律规定，行政相对人无法对公安机关拟作出的拘留决定申请听证。然而，法律所确定的各种行政处罚在实施中的情况相当复杂，行政主体对一个违法行为在选择行政处罚种类时，至少存在着“单处”或者“并处”的两种可能性。就行政拘留而言，虽然“单处”的概率大于“并处”，但这并不能否认行政主体将行政拘留与其他处罚“并处”的事实。如果说在单处的情况下，拒绝对行政拘留进行听证不会带来很大问题的话（前提是不考虑拒绝对行政拘留进行听证是否具有正当性基础），那么，行政拘留一旦与其他处罚特别是与较大数额的罚款并处将会遭遇尴尬的局面。请看下列模拟案例：张某为获取非法利益，在自己的房屋内开设赌场，每天按赌资的!"收取场地费。后经群众举报，县公安机关将其抓获。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2条——对赌博或者为赌博提供条件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三千元以下的罚款——之规定，对张某作出了行政拘留15天、罚款3000元的处罚决定。在处罚决定作出之前，公安机关告知了张某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如果仅从处罚决定本身来看，公安机关对张某的处罚并没有可以值得商榷的地方。事实上，公安机关对张某的一个违法行为给予拘留与罚款处罚，既符合法律的明文规定，同时也合乎行政处罚的基本理论。然而，该案例所凸现的问题并不在于行政处罚决定本身，而在于该案所涉及的听证问题，即针对同一事实而将行政拘留与较大数额罚款并用时所产生的听证问题如何解决？根据《行政处罚法》第’$条之规定，张某只能对公安机关拟作出的罚款决定申请听证，对于行政拘留，张某不得提出听证申请。即使存在异议，也只能通过事后的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加以解决。正是由于这种救济程序的“差异性”，使得行政拘留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
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际上是《行政处罚法》为澄清违法事实而设立的一种特别调查程序，其主要功能是夯实行政处罚的事实基础，使行政处罚真正建立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之上。在上述案例中，张某所承受的行政处罚实际上属于“捆绑式”的处罚，也即是说，公安机关对张某所作的行政拘留与罚款都源于“张某为赌博提供条件”这一事实。这种事实的不可分离性，导致了听证制度的理论难题。如果公安机关对罚款的事实进行听证，那无异于对行政拘留的事实进行听证。但根据法律的明文规定，对行政拘留的事实是不得进行听证的。也许有人认为，张某之所以提出听证，其导因是罚款而非拘留，但我们要追问的是，在两种处罚所依赖的事实为同一事实的前提下，再予区分以什么名义进行听证还有很大的意义吗？因为，在此情况下，对行政拘留进行听证已经成为了一种客观事实。因此，如果恪守法律的严格规定，否定行政拘留的听证性，将很难排除行政拘留与其他可以申请听证的行政处罚合并适用时的听证问题。
反过来，如果撇开法律的条文规定，对行政拘留与其他行政处罚合并适用时的听证事实进行默认，那么又将会导致同一种处罚所受到的待遇并不相同。行政拘留作为行政处罚的一种，其适用的情形并不就是与其他处罚“并处”，更重要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的“单处”。而根据法律的规定，“单处”行政拘留，当事人是没有听证申请权的。因此，如果对“并处”的行政拘留的听证性予以默认的话，势必又会产生同种处罚的不同“待遇”，这对当事人而言是极不公平的。因为，“听证是法律赋予行政相对人在受到行政机关不利指控时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行使的一项抗辩权，无论是公民、法人还是其他组织，都应当平等地享有，不能因为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性质或者实施违法行为的主体的不同而在听证上享受差别待遇。”我们认为，在国家法律设定的同一处罚中，该种处罚应当有着相同的地位，应当受着相同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为行政机关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提供法律上的约束，也才能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的维护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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