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诉讼过程,并不轻松的时间成本和经济负担,使许多受伤的农民工放弃了法津维权。然而受到伤害的决不仅这一弱势群体,还有社会的法制环境。
2002年3月21日,对年过半百的XXX来说,是个噩梦般的日子。噩梦还有醒来的时候,而他的独子XXX却再也回不来了。
XXX是北京市天宇祥综合服务部的一名空调安装员。2002年3月21日,他与工友XXX、XXX一起为XX区北三里屯南28号楼一户居民进行空调移机作业时,焊具泄漏可燃气体发生爆炸。送往医院后,XXX于4月的一个凌晨抢救无效死亡。XXX、XXX全身大面积烧伤,后分别被认定为5级和4级伤残。那年,XXX,22岁;XXX,22岁;XXX,20岁。
据知情者说,事发以后,天宇祥综合服务部迅速搬离了原地址,相关的负责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如今,事故已经发生两年了,XXX、XXX手中空有一纸工伤鉴定书却得不到任何赔偿。XXX在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以后,仍要每天到地里干活,攒钱还债:当初XXX住院花了1万多元,后事处理花了两万多元,突如其来的灾难使这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陷入了困顿。8月16日,记者拨通了XXX和XXX的电话,当问到为什么不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时,XXX说:去北京打官司,包括吃住、请律师、路费等需要花很多钱,家里没钱,地里还有农活要忙。”他最担心的是白折腾一场,到最后还是要不到钱。“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了。”XXX也表示了同样的顾虑。
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按照现行规定,从工伤认定到诉讼结束,整个程序持续的时间至少在360天到510天之间。工伤者即使启动了维权程序,付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与最后所得到的补偿相比,往往也是得不偿失。
受到伤害的还有社会的法制环境。在北京的经历就使他们对这个城市失去了信心。记者在卷宗中看到了XXX家属写下的这样一段话:“XXX等人生命非常危急,经住院治疗,脱离危险期。用工单位不肯付医药费,实际负责人刘颖在支付了部分费用后就不肯再付费,而是要求空调单位海信支付,一直对我们职工亲属隐瞒受伤情况。天宇祥已将我们驱赶出该单位,不容许居住,我们只能流落街头。双方矛盾十分激化,他们对我们进行威逼利诱,我们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
也许正是出于这些原因,三家不约而同地放弃了通过法律来争取赔偿的权利,而是以中国农民特有的隐忍默默承受了社会带给他们的不公正待遇。然而,XXX和老伴都已58岁,XXX被认定为5级伤残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XXX被认定为4级全部丧失劳动能力,后半生该如何生活成为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头等大事。
亿万农民工进入城市,不仅解决了他们的温饱问题,也为国家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我们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时,不要忘记只有不到4%的农民工才有工伤保险。这一事实表明,社会对这一群体是不公平的。
在人多地少,土地受益日渐微薄的情况下,青壮年农民工始终扮演着农村家庭“顶梁柱”的角色。所以,一旦出现工伤事故,整个家庭一年可能将“颗粒无收”。有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农民工工伤者以男性居多,占84%,女性只有16%。他们的平均年龄为25岁,其中一半在23岁以下。另一些调查数据也显示,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伤的高风险人群。我国每年发生的各类事故死亡人数接近14万,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农民工。今年1～4月全国煤矿发生伤亡事故1093起,死亡1589人,死伤的主要是农民工。在这4个月期间,全国建筑行业共发生安全生产事故586起,死亡605人。我国建筑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80%以上,而建筑施工安全事故中受伤害的90%也是农民工。
XXX、XXX、XXX的工伤案例在农民工中是很普遍的,不是第一例,也不会是最后一例。工伤保险作为诞生最早的社会保险种类之一,就是要保障劳动者在工伤后应得的权利不受侵害。而在现实中,对于这些最需要给予保护的农民工来说,能够享受到工伤保险待遇的却是少之又少。以北京为例,目前外地在京施工企业中,没有一家为农民工上险,而在北京其他企业中的也仅有10万农民工上了工伤保险。 据不完全统计,到去年年底,外地在京农民工有272万人。也就是说,在北京,大约只有3.6%的农民工参加了工伤保险。北京尚且如此,全国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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