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市场业务、公告操作与国债规模研究(2)

　　采取公告操作方式后，人们发现当中央银行向社会公布操作目标利率的变化后，市场立刻做出反应，实际的利率迅速向目标利率靠拢，而中央银行并未马上进行任何实际的公开市场业务即买卖政府债券。1999年到2001年，加拿大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规模迅速下降，近期数据则表明加拿大银行已经很少通过市场干预来进行利率调控（Woodford，2001）。因此公告操作突破了公开市场业务对国债规模要求的严格限制，中央银行往往不需要或只需要进行少量的国债买卖便可以实现其利率目标。
　　公开市场业务是通过买卖政府证券来增加或者是减少银行的准备金，以影响货币市场上银行准备金的供求关系，从而改变同业拆借利率，进而引起各种期限利率变化，最终影响投资与消费需求、产出与价格水平。即：买卖政府债券→银行准备金→同业拆借利率→其他利率→消费与投资→产出与价格水平。
　　公告操作是通过引导公众预期来传导，当公布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目标利率变化后，公众对未来利率产生了新的预期，从而自动进行调整，而无需中央银行实际证券买卖的操作。就象Meulendyke说的那样“一旦银行知道潜在利率，利率就会变为新的和更合适的水平上”，因此，公告操作的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为：公告公开市场操作的目标利率→预期→同业拆借利率→其他利率→消费与投资→产出与价格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公告操作不能完全脱离公开市场业务，因为央行宣布目标利率的变动幅度，实际上是告诉公众央行公开市场业务将要实现的目标。公众确信如果实际的利率与目标利率背离，中央银行一定会通过实际的公开市场操作来使二者一致，市场才进行自动的调整。如果没有实际公开市场业务，公告效应便不会产生。公告操作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的公开市场业务的缺陷，提高了货币政策的运行效率。
　　1.节约了操作成本。通过向社会公告目标利率的变化幅度，引起公众对未来利率预期的变化，而促使市场自我调整利率水平，不需要中央银行实际的买卖操作或者只需要很少的实际买卖操作，这显然大大节约了买卖证券的交易成本，同时也避免了中央银行过去在一定情况下为实现调控目标而被迫高买低卖证券所造成的差价损失。
　　2.加快了政策传导的速度。在公告操作模式下，中央银行向社会公告政策取向的变化与操作目标利率的调整后，市场马上做出反应，在较短的时间便可以实现其利率的调控目标。
　　3.降低了利率的波动幅度。利率是影响投资、消费与国际收支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量，利率的大幅度波动会增加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经济的稳定。央行是在对经济运行状况作出判断的基础之上进行政策决策的，由于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的测算误差，这种决策并不能保证都是正确的。考虑到错误的政策决策（调整利率）会给经济带来严重的冲击，因此央行作出决策总是保持充分的谨慎态度，对于目标利率的调整采取小幅变动的方式，每次调整的幅度一般都在25个基点。由于市场根据央行公布的目标利率自动进行调整，而目标利率每次变化的幅度较小，从而大大降低了市场上利率波动的幅度。John B.Taylor对美国1998年到2000年9次目标利率变动进行研究后发现，当“目标利率变动时，市场利率的波动性剧烈下降。”
　　4.可以同时实现货币数量与利率目标。在公告操作模式下，由于央行经常可以不必进行实际的公开市场操作即买卖政府证券改变银行的准备金和基础货币进而改变联邦基金利率，仅仅通过向社会公告公开市场操作目标利率的变化即可达到目的。因此，可以在不改变货币总量的条件下，改变利率水平，同时实现货币数量与利率目标。
　　三、公告操作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自1998年我国中央银行取消了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控制的指令性计划后，公开市场操作逐渐成为我国中央银行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但是由于我国国债规模相对较小（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1995年为5.6%，到1998年为8.2%，2003年上升到17%），远远不能适应公开市场操作的要求，发挥公开市场操作在货币政策调控中的主导作用。例如，1997年以及其后的几年中我国出现了物价水平持续性下跌的情况，为了消除物价水平下降对经济与就业的不利影响，需要增加货币供给。但是市场上却没有足够多的国债来供中央银行购买，以增加基础货币投放从而扩大货币供给。近两年我们又遇到了相反的情况，针对2003下半年以来出现的银行贷款增长过快，投资增长率过高及物价水平显著回升的趋势，需要向商业银行抛售国债来对冲因外汇储备增加而投放的基础货币，以限制商业银行流动性增加，从而抑制贷款的大量投放。但是中央银行却苦于缺乏公开市场操作“弹药”，而不得不启用当前在市场经济国家已被搁置不用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一工具。从公开市场业务方面看，我国需要大量增发国债，扩大国债的规模，而且也有着广阔的经济增发空间，目前我国国债余额占GDP的17%，与这一比例的国际警戒线50%相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在一定时期，国债数量规模还受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财政收支状况、负债率、偿债率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从财政负担的角度看，经过近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即当年国债发行量与财政支出的比例，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水平为20%左右，而我国的这一比率1994年到2001年的平均值为44%，已大大高于国际警戒线的水平，进一步扩大国债发行的空间已经很狭小。显然，如果不顾财政的负担能力，单纯考虑公开市场业务需要而增加国债发行，扩大国债规模最终是得不偿失的。鉴于国债规模无法满足公开市场业务需要的现状，近年来我国中央银行采取发行央行票据的方式来弥补。但是，运用发行央行票据的方法常常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央行想保持现行较低的利率水平，则央行票据发行因招标利率低而使得金融机构认购不足，无法实现其货币供应量控制目标。而如果提高票据发行利率，既增加发行成本，又会增加市场利率水平上升的压力。所以解决问题的最佳路径是寻找一种不依赖于国债规模的且有效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可看到公告操作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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