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法治政府”已经成为我国法治建设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本文主要阐述三个方面。即一、我国“法治政府”的应有内涵。二、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探析。三、我国法治政府的构建，首先是，从“依法行政”到“法治行政”—— 实践层面的理念升华；其次是，从“立法”到“执法”—— 改革背景下的机制建设，包括体制改革与法治政府的冲突与协调、科学民主立法、严格行政执法等。
关键词：法治政府；法治行政；机制建设
一、我国“法治政府”的应有内涵
2004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纲要》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确立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明确提出了今后十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基本原则和要求、主要任务和措施。《纲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10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温家宝总理指出：依法治国要求国家是法治国家，社会是法治社会，政府是法治政府。关于“法治政府”的概念和内涵， 在学界以及实践中，往往不尽一致。随着我国“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已经成为我国法治建设最为突出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与“法治”和“法治社会”相联系，西方法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是由其构成市民社会的各个人群聚合体之间的冲突、协调、妥协及其所产生的合力作用的产物，现代西方的法治理论及其实践建立在市民社会的理论及其存在的前提之下。由此，西方法治政府的构建和发展，也必然是在其法治自身的发展框架下得以孕育发展。从走向法治道路的类型来看，我国大体上属于“政府推进型”或“政党推进型”。这种政党推进型的法治道路之选择，应该也是基于国情的实事求是的选择。与“自然演进型”的法治道路相比，我国的治法建设更多的是在面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影响和巨大压力，在借鉴西方治国经验，充分发挥本国政治资源的前提下进行的。
由此，我国关于“法治政府”的构建，也是在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以及带有极强“政府推动”或“政党推动”色彩情况下的“法治国家”，而非总体“法治社会”的前提下提出和进行的。也就是说，在总体“法治社会”尚未完全实现的情况下，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必然具备一定特殊性。在不否认共性的前提下，这种“特殊性”大体体现为两个方面，即一是我国特定的社会生活背景；二是我国的政治法律背景。前者是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大环境或“土壤”，后者则是直接的推动和关键因素。因此，在界定我国“法治政府”的应有内涵时，必须考虑到这两个因素。
从目前来看，对于我国“法治政府”的内涵，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法治政府”是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政府，即“政府由法律产生，政府由法律控制，政府依法管理，政府对法律负责”；其次，“法治政府”是人民民主的政府；第三，“法治政府”应是与“法治政党”建设相呼应的政府；第四，“法治政府”是强调公民权利本位、政府责任本位，提倡“公民自治”，尊重个人自由，进行“权力制约”的政府；第五，“法治政府”是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的政府；第六，“法治政府”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下，适应本土法治资源的政府。
二、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探析
近年来，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区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体现为：（一）政府法制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步伐加快,质量不断提高;（二）行政执法体系逐步健全,执法力度加大,基本保证了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逐步转变,行政监督制度不断完善;（四）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意识增强,依法行政能力有所提高。这些都为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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