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家采取加大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力度、扩大内需、启动经济的办法,对于发展我国经济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固定资产的投资从决策到实施,会出现“时滞效应”,即投资要经过一个时间过程,才能显现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代写职称论文 由于项目施工建设需要有一定的建设周期,在投资项目的建设周期里,其投资完成额一般呈现一条从低到高再到低的“马鞍形”投资曲线。目前我国大中型项目的平均建设周期为3年半左右。第一年的投入一般占项目建设投资的10-15%,第二年占40-50%,第三年占30-40%,第四年占10-15%。它表明项目的投资高峰一般出现在第二年和第三年。固定资产投资活动本身的这种规律决定了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一般是在项目实施后的第二年才会明显表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在安排年度投资计划时,一方面要考虑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掌握好当年投资的强度,同时必须考虑在建总规模增长的合理性,防止由于在建总规模增长过大而导致以后年度出现投资和经济过热。
三、政府投资会挤出民间投资
经济的增长,归根结底在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而物质财富的增加则根源于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利润率的提高。因此,企业投资增加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动力。只是为了弥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缺陷,才由政府将社会资金的一部分集中起来,然后再将其一部分用于社会急需投资的产业或地区。政府投资虽然有利于经济全局,但由于增添了中间环节,加入了许多人为因素,其效率自会大打折扣,由政府扮演主要投资人的角色常常会导致投资过度和投资效率的下降。
更为难以操作的是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即在社会资金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政府投资规模增大,民间投资规模就会被迫缩小。这是因为政府支出或赤字的增加可能造成投资的减少。如果政府在增加支出的同时不提高税收,由此产生的预算赤字将导致政府借款的增加。这又将减少私人部门可借资金的供给。由此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政府借款将挤出私人投资。由于挤出效应的存在,政府在资本市场上与私人厂商和个人竞争。如果可用资金的数量是固定的,则由于政府获得较多资金(以支持赤字),厂商将只能得到较少资金。在最极端的情形,政府支出(税收固定)以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方式挤出投资:政府所作赤字支出越多,厂商所作的私人投资就越少,政府支出的增加根本不会刺激经济。另一种极端情形是,国家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以固定利率借到所有想借的资金。于是,政府借款并不排挤国内投资,而是仅仅引起资金从国外到国内的流动。但是,事实可能介于两者之间:随着政府获得较多资金,一些额外资金从国外被吸引过来,一些人的储蓄较其他情况下多,因此可用资金总额有某些增长;与此同时,有一些投资被挤出,以至于增加的政府支出提供给经济的总刺激要比预计的小。当然,挤出效应的大小还可能依赖于经济是否有大量超额生产能力,假如经济沿着总供给曲线的水平部分运行,在此时的均衡价格下,经济所生产的实际产出的水平远未达到其生产能力,增加政府支出而不减少其他商品的产出是可能的;相反,如果经济沿着总供给曲线的垂直部分运行,在此时的均衡价格下,经济所生产的产出不可能有较大提高,政府支出的增加必然被国民产出某一其他组成部分的减少所抵消,即必然存在挤出效应。
四、投资结构过于倾斜
投资结构失衡会导致资本效率难以提高,产业经济学理论表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一般经历农业社会、轻工业社会、重工业社会(包括能源、交通、原材料和重加工业等)和后工业化社会。我国目前处于第三阶段,即重工业社会,理应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和重加工业。代写留学生论文 而且,据有关资料表明,在人均收入140-1120美元的发展阶段,基础设施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将由16%提高到30%。这充分显示了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具有超前发展的客观必要性。我们也不否认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成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或“基础工业”战略而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反映投资结构倾斜的工业化战略并未取得满意效果。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实施的“基础工业”战略过分强调基础设施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片面地追求基础工业在经济运行中的“后向联系”的效应,机械地认为重化工业在国内乃至国际经济运行中具有很高的比较优势利益,而将本来就稀缺的资本资源投入于关键产业中,这不仅加剧了资本资源的稀缺性,而且由于市场缺损、技术、组织、制度等诸多复杂的原因的综合作用,这些所谓以资本密集为特征的“关键产业”并未发挥较强的联动机制,因而,关键产业的投资效率就显得极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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