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6)

    1.关于诗人数量、分布与文学繁荣、高潮的问题。
    从上面所描述的四个时期的诗歌发展来看，增长曲线直线上升，至北宋末达到最高点，无论是从诗人分布的范围，还是从人、时之比例，都无可争议地证明徽宗、钦宗时（也包括南渡初在内）是北宋诗歌最为繁荣的时期。这似乎和一般诗歌史或文学史的描述很不同，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北宋末期大诗人少，因而人们可能在有意无意间忽视了诗人大量存在这一文学事实，二是在对于如何理解“繁荣”的涵义上有所不同。在笔者看来，文学繁荣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学高潮，二者有时可以取不同的步调，这其中有一个“量”和“质”的问题，也有一个诗史意义的问题。比如北宋初，诗人的地理分布非常广，列于《全宋诗》中的人数量也不算少，但此时的诗歌不仅从“量”上与中、后期无法相比（初期诗人作有5首以上者已经很少，至于像后世动辄几十卷上百卷的诗作更是百不一见），从“质”上更不能望后来者之项背，因此宋初诗歌仍处于不发达时期。但宋初诗歌的不可忽视处不在于其量之多寡、其质之高下好坏，而在于它从各不同地域文化中所带来的文化传统，比如巴蜀文化、八闽文化、吴越文化、江南文化等，这些不同的甚至是“异质”的文化与中原的传统文化相融合，才成为北宋诗歌和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基础。这才是宋初诗歌价值之所在。北宋末的情况与宋初又有所不同，诗人数量庞大，分布广泛，诗歌数量又非常多，不能不说是诗歌繁荣之盛世。但与第二、第三期相比，本期明显缺少诗歌“名家”、“大家”，如谢薖，有诗七卷；李彭，有诗十卷；汪藻，有诗五卷；王庭珪，有诗二十六卷；周紫芝，有诗四十一卷；曾几，有诗九卷；洪皓，有诗三卷，这些人在宋代诗歌史上可以算得上几流作者呢？其实讨论或者品评这些人为几流作者也许意义并不大，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一诗歌现象所能引发出来的思考。文学高潮有文学高潮的意义，文学繁荣有文学繁荣的意义。北宋末年诗歌正在走向普泛化、通俗化和世俗化，诗歌逐渐从内在的情感体验、生命体验转变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可供研习的课程或学问，转变成一种世俗生活中应酬往来的工具，转变为一种高贵、文雅的身份标志，因而与唐代以及唐代之前的文学判然有别，而与南宋文学尤其是与元明清文学有着某种内在的一脉相承的关系(23)。这也许远比单纯地比较高下要有意义得多。
    2.关于宋代“文化中心”的问题。
    学界一般认为北宋时期文化中心在北方，以汴、洛为中心，至南宋而南移（宋史及经济史亦有此说法）。如果从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状况，再结合宋代文学之演进情形来看，这一说法显然还缺少坚实的基础。首先要注意的是，北方诗歌虽然略输南方一筹，但北方以文名家者并不少，据《全宋文》所录，宋初时北方散文家要比南方为多，即使到后来，文的数量也不逊色于南方。而且北方之文与南方之文也很不同，它不是那种注重艺术性的“纯文学性”的文，而是以实用性为主的质朴无华的文，它不是像南方那样通过文来显示文人的艺术才能，而是通过文来表达思想、政见，传达信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南方成就在诗，而北方成就在文。这是地域环境使然，北方地域的厚实凝重与北方文学的凝重稳健，南方地域的轻灵清秀与南方文学的清秀俊逸，有着地理、文化的一致性，这是在讨论南北文学差异时不能不考虑的事情。其次，从动态的地理分布看，除第一期河南占天时、地利、人和而能排名第一外，在其余时段里，北方一直处于劣势，河南也从第二期开始不断下降；而南方诗人数一直占据压倒性优势，尤其是闽、浙、赣、苏、蜀等地，从最初即与河南分庭抗礼，到后期更是遥遥领先。再从静态的地理分布看，诗人数列第一至第五位的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苏、河南（五省中南方有其四），这五省诗人分别占占籍可考诗人总数的17.42%、16.15%、10.96%、10.82%和10.38%；这前五省之和为1913人，占北宋占籍可考诗人总数的65.74%，近三分之二！而其他十七个省份才占三分之一强。由此可以断言，在北宋时期，诗歌（以及文学与文化）就存在着多元化的格局。无可否认，由于封建时代文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和各地不同的政治地位，汴、洛很自然就成了北宋的“文化（文学）中心”，但是诗人数位居第一至第四的闽、浙、苏、赣呢？难道可以否定它们的文学重要性吗？难道可以否定它们在当时的“文化（文学）中心”地位吗？显然不能，因为如果没有相当厚重的地域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没有相当数量的文学创作，没有相当浓厚的创作热情和风气，要想出现这么多的诗人，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24)！当然，闽、浙、苏、赣与汴、洛毕竟有所不同，虽然同样都是“文化（文学）中心”，但汴、洛显然又是当时的“文化（文学）活动中心”。正是这一多元化格局构成了北宋诗歌的基本架构，这应该成为学界对北宋诗歌评估的一个前提和基础。其实不仅文学上如此，经济上也是如此。自唐以来，南方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每年通过漕运向京师大量输运粮食及其他物品，入宋后，数量更是大得惊人。正如北宋刑部侍郎王觌所说：“自祖宗以来，军国之费，多出于东南。”(25)富弼说得更为具体，他说：“伏思朝廷用度，如军食、币帛、茶盐、泉货、金铜铅锡以至羽毛、胶漆，尽出九道（指淮南东西二路、江南东西二路、荆湖北路、两浙、福建、广南东西路）。朝廷所以能安然理天下而不匮者，得此九道供亿使之然尔。此九道者，朝廷之所仰给也。”(26)北方的经济仰仗于南方已成为不争之事实，而在如此雄厚经济基础之上的南方文化和文学也完全可以和北方并驾齐驱，争一日之短长。但是由于南方在北宋时期还不是政治中心，因而对于注重在社会性实践（辅佐皇帝，治理天下）中实现人生价值的古代文人来说，北方（尤其是京都）便很自然地会成为他们聚集、活动之中心。他们来自四面八方，然后将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带入到北方文化中来，共同促成了北宋文化和文学的繁荣和鼎盛。因而最后的结论便是：北宋时文人之活动中心在北方，南渡之后，随着政治中心之南移，文人活动中心也移至南方，但是宋代始终存在着文学（文化）中心的多元化格局，南宋时如此，北宋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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