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制度环境与地区经济增长(3)

　　已有法与金融的相关文献已经证实了制度环境对于金融发展的作用（La Porta，1998），特别是对于新兴市场的重要影响（Fan et al.，2011）。制度环境可以通过建立有效的法律机制，提供廉洁高效的公共治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等路径有效的降低商业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强和保障商业合同的执行。制度环境好的地区，法治水平和金融市场环境更好，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会对民间金融产生更多的约束，并为民间金融合同提供超过社会网络关系这一非正式执行机制以外的更多保障，从而降低了民间金融的风险，削弱其对实体经济的侵蚀作用。同时，基于假设1的分析，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民营企业更多的向正规金融机构寻求资金，随着民营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和违约风险下降，也更容易获得相关金融机构的支持，由此引导更多社会富裕资金流向正规金融市场，减少对民间金融的依赖程度，进而有效的降低民间金融对于地区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民间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的关系。

　　H3b：制度环境可以减弱民间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如前文所述，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考察的民间金融取其狭义范畴，即主要指企业与非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本文的主要数据来自于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4家机构联合进行的私营企业调查。该项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对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民营企业进行问卷调研，根据各地区的民营企业总数，以平均1‰左右的样本量进行随机抽样。在公司层面的分析上，我们主要选择了2006年的数据，共3851个样本观测值。在地区层面的分析上，我们选择了2000年、2002年、2004年和2006年共计4年的数据进行地区层面的汇总，其中前3年用于地区加总的样本数量分别是3073、3258、3012个观测值。

　　本文公司层面的主要数据包括民间金融规模，正规金融规模，公司业绩以及相关的控制变量，上述数据都来自于2006年的调研数据。地区的制度环境变量采用了樊纲等（2010）的市场化指数及各项分指数。地区的经济增长及相关控制变量来自中国及各省份统计年鉴。为了控制极端值的影响，我们采用winsorization的方法对极端值进行处理，对所有小于1%分位数（大于99%分位数）的变量，令其值分别等于1%分位数（99%分位数）。

　　（二）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

　　为了验证假设1，根据问卷调查所获取的信息，本文分别从创业初期和日常经营两个维度考察民营企业的民间借贷行为。由于企业融资来源中是否有民间借贷是一个虚拟变量，因此我们采用Logit模型，将被解释变量（Informal Finance）分别定义为IFDum1，如果创业初期的资金来源有民间借贷，则IFDum1取值为1，否则为0；IFDum2，如果企业在日常经营的资金来源中有民间借贷，则IFDum2取值为1，否则为0。此外，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同时构建连续变量（IF），表示企业现有资金中民间借贷资金的规模，取自然对数。待检验方程设定为：

　　Informal Finance=α0+α1 Institution

　　+αiCon trol+ε

　　（1）

　　在制度环境的度量上，本文参照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等做法，采用目前被广泛使用的樊纲等（2010）②编制的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指数体系中的相关指标来度量地区的制度特征。在具体指数的选择上，本文首先选择总的市场化指数（Market）来表示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制度环境发展越完善。同时，本文还选择了非国有经济发展（Private）、法律制度环境（Law）、金融市场发达程度（Finance）三项分指标。这些分指标都会对资本配置形成影响，从而影响民营企业对于民间金融的依赖程度。在公司层面的分析中，我们选择2006年的各项指数与2006年的调研数据相一致；在省级层面的分析中，我们分别选择2000年、2002年、2004年和2006年4年的各项指数值与相应年份的地区数据进行匹配。

　　根据已有的文献（Cull and Xu，2005；Ayyagari et al.，2008；Li et al.，2008），我们设置了一些控制变量，包括民营企业的权益总额（Equity）、企业销售收入总额（Sales）、企业员工总数（Employee）、企业所处位置是否是大中型城市（Location）、企业创办至今的年份（Age）等企业特征变量。为了消除规模化影响，对相关变量取自然对数。上述变量反映了企业自身融通资金的能力，比如权益总额较高、销售收入较多、经营时间较长的企业比较容易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资金，位于大中城市的企业更容易接触到较大的金融机构，因此这些企业更倾向于较少的依赖民间借贷。

　　此外，根据问卷调查对象及可以获取的信息，我们还设置了民营企业主的年龄（CEOage）、教育背景（CEOeducation）、是否为中共党员（Party）、是否为市级以上人大代表（Political）等有关民营企业主背景的特征变量。这些指标反映了民营企业主融通资金的意愿和能力。一般来说，年龄较大和受过更好教育的企业主通常具有更低的风险偏好，更不愿意向利息较高、风险较大的民间金融渠道借贷；而成为中共党员以及人大代表的企业主则与政府有较好的政治关联，可能更容易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资金（Li et al.，2008；余明桂、潘红波，2008），进而减少对民间金融的依赖。根据调查问卷对于行业的分类，加入行业虚拟变量以控制行业的影响。

　　为了检验假设2，本文将待检验的回归方程设定为：

　　Performance=β0+β1 Informal Finance

　　+βiCon trol+ε

　　（2）

　　其中，Performance为公司层面的业绩变量，鉴于问卷调查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设置净利润（Netincome）和净资产收益率（ROE）两个变量作为主要业绩指标。

　　最后，为了检验假设3，本文建立回归方程如下：

　　Growth=γ0+γ1 Informal Finance+γ2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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