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4)

　　(三)国际贸易利益的分割

　　马克思关于国际贸易利益分割的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国际价值理论中。

　　我们知道，商品的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作为衡量商品价值量的尺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商品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

　　虽然马克思没有为国际价值范畴给出明确的文字定义，但是按照马克思在经典文献中使用国际价值范畴的语义以及逻辑一致的原则，我们可以认为，商品的国际价值是指在世界市场上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说明分析具体问题不能简单套用一般经济规律这一基本原则时，马克思举例说：“例如棉花的价值尺度不是由英国的劳动小时，而是由世界市场上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2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也存在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只不过这一价值尺度是世界市场上各国必要劳动时间的平均值。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受到世界劳动的中等强度(或平均强度)的影响，而世界劳动的中等强度(或平均强度)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衡量，因为马克思明确指出：“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中等的劳动强度，……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3“劳动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从而表现为更多的货币。”4这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某种商品的生产行业的国民劳动强度较大，高于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那么这个国家生产的该种商品就具有更多的国际价值，从而也就具有更高的商品价格。

　　在世界市场上，价值规律还会因为国家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之所以说是“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是因为马克思已经指明：“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1也就是说，国民劳动创造价值的高低与国民劳动强度有关，但与国民劳动生产效率的高低无关。这样，当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而与其他国家生产效率较低但国民劳动强度相同的劳动相交换时，前者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价值，也就是两个国家国民劳动实际上处于不平等的交换地位。在现实中，“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从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交换中总是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对此，马克思还总结到：“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价值规律在这里有了重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甚至当后者像约·斯·穆勒在《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从交换中得到好处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2对于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可以作如下理解：

　　假设世界上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两国都能生产X和Y两种商品，表1列示了两国生产每一单位的两种商品所需要投入的劳动工时(不考虑劳动强度问题)。表1显示出，A国两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都比B国要高。在没有贸易的情况下，按照价值规律，A国国内商品交换比例为2X交换1Y，B国为1X交换2Y，也就是A、B两国X商品的国内相对价格分别为1/2、2。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原理进行国际分工与贸易，那么A国专业化生产X商品，B国专业化生产Y商品。如果假设按照1X交换1Y的比例进行国际贸易，那么A国在贸易后可以多得到1X，B国在贸易后可以多得到1Y。虽然B国实际获得产品的数量比贸易之前更多，但按照国际价值交换的比例看，B国3个劳动工时才能交换A国1个劳动工时。至于假设商品的交换比例是1X交换1Y，按照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只要国际交换价格在两国封闭市场价格区间内都是可行的。但是，当A国作为劳动效率较高的国家存在时，如果A国的国民劳动被算作更大强度的劳动，那么国际交换价格将更加接近B国封闭市场市场价格，A国的1个劳动工时将交换B国更多的劳动工时，此时，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的剥削将更为严重。

　　西方贸易理论完全不承认国际贸易中存在的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的剥削。无论是古典贸易理论中的优势原理还是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H-O原理，它们所要论证的是每一个参与贸易的国家都能比在没有贸易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产品消费，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这样，自由贸易所创造的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至于在国际贸易中究竟哪一个国家能够得到更多的贸易利益，西方贸易理论则不加以说明。

　　每一个参与贸易的国家都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利益，这种论证贸易可以带来双赢格局的学说在历史上确有进步意义，至少持有这种论调的古典贸易理论就曾经促使英国废除了《谷物法》，从而为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当然，这种论证贸易可以带来双赢格局的学说也存在欺骗性。它打着国际主义的幌子，掩盖了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掩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客观事实。但是，这种罔顾事实的西方贸易学说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也同样是经不起现实考验的。在奉劝落后国家参与自由贸易的时候，它们会说：“在长期内，扩大的贸易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使所有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得以提高。”1于是各国都逐渐意识到，向全球贸易体系开放自己的市场，是经济通向繁荣的最佳途径。或者说：“对于经济落后国家而言，与先进国家的紧密联系与交往是获取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尽管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和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曾经取得了表面上的短暂成功，但世界上还没有一个通过完全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增长战略而最终获得成功的先例”2。但是，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利益或国际地位可能因国际贸易而受损失甚至仅仅只是遭受挑战的时候，它们又会说：“有人或许想知道是否有某个或更多的后来者能够追上甚至突然超过美国。PWT数据库(PennWorldTable)和麦迪逊的类似估计似乎表明这种情况迄今为止并未出现。这难道表明随着美国原始创新在海外的传播，这种传播却是使美国逐步失去其领导地位的重要因素吗？答案是模棱两可的。事实上，已经出现的某些迹象是很发人深思的，比如法国和德国的每小时生产率的确超过了美国。如果法国和德国能赶上美国每周、每月的平均总工时数，那么法德两国的经济发展将会超过美国”。1理解了萨缪尔森的这段话中所隐含的判断自由贸易究竟“是福是祸”的基本立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克鲁格曼在标题为《流行的国际主义》一书中也要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而不是旗帜鲜明地站在真正的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向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宣讲自由贸易的好处。事实上，在现代国际经济体制下，体现资本霸权的国际贸易秩序仍然是在更大程度上维护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如果说西方那些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那么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这些人同样不想懂得，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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