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财政的三级本质

   　[摘要]教育财政的第一、第二、第三级本质分别是教育财政分配所产生的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教育财政能力与教育财政方式的关系。教育财政能力体现教育财政分配中人与物的关系，反映出产力。教育财政方式体现教育财政分配中人与人的关系，反映出产关系。公共教育经费的适量筹集及其有效分配、教育财政分配公平和适应教育财政能力发铺新要求而变革教育财政方式，是教育财政分配的四个永恒主题和基本规律。教育财政能力与教育财政方式的对立同一构成教育财政形态。教育财政能力与教育财政方式的矛盾运动推动教育财政形态由初级向高级发铺。深进熟悉教育财政的三级本质，有助于揭示和掌握教育财政分配的基本规律。 　　[枢纽词]教育财政　第一级本质　第二级本质　第三级本质 　　 　　教育财政是社会公共权力机构为知足公共教育需要而入行的公共理财流动。社会公共权力机构要入行公共理财流动，就要同物或人发生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教育财政的多级本质。人们对事物多级本质的熟悉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正如列宁所说：“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熟悉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穷运动……由所谓第一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往以至于无限。”教育财政的多级本质由浅进深可分为第一级、第二级和第三级。深进熟悉教育财政的三级本质，有助于揭示和掌握教育财政分配的基本规律。 　　 　　一、教育财政的第一级本质：教育财政分配所产生的人与物的关系 　　 　　教育财政分配是社会公共权力机构对公共教育经费及其税负所入行的分配。作为货泉化社会总产品或剩余产品一部门的公共教育经费是教育财政的对象物。作为教育财政主体的社会公共权力机构要入行教育财政分配，就要同公共教育经费发生关系。于是，教育财政分配所产生的人与物的关系就集中表现为教育财政主体与公共教育经费的关系。这种关系发生在教育财政初次分配的过程中，构成了教育财政的第一级本质。 　　教育财政能力体现教育财政分配所产生的人与物的关系。教育财政主体运用一定手段筹集和分配公共教育经费的能力，就是教育财政能力。教育财政主体、公共教育经费和公共教育经费筹集手段是教育财政能力的三个要素。教育财政主体是教育财政能力中最活跃的要素。教育财政能力的发铺以教育财政主体为主导气力。公共教育经费是教育财政能力中的物质要素。教育财政能力的发铺以公共教育经费为标志。公共教育经费筹集手段是教育财政主体筹集公共教育经费的方式和方法。教育财政能力的发铺以公共教育经费筹集手段为技术支撑。 　　教育财政能力与出产力、出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有紧密亲密联系。出产力决定社会总产品的产出量，入而决定社会总产品可用于教育的总量，决定公共教育经费的社会承受力，并在物的因素上终极决定教育财政主体筹集公共教育经费的能力。出产力越发铺，社会总产品用于教育的就会越多，公共教育经费的社会承受力就会越大，教育财政主体运用一定手段所筹集到的公共教育经费就会越充足。教育财政能力在公共教育经费筹集手段不变前提下会跟着公共教育经费的增加而入步。出产力是人类社会发铺中终极起决定作用的气力，适应出产力发铺要求的教育财政能力就是社会所必须的教育财政能力，适应出产力发铺要求的公共教育经费就是社会所必须的公共教育经费量。按社会所必须的公共教育经费量入行筹集就是公共教育经费的适量筹集。出产关系从出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分配形式和人与人的关系层面影响教育财政主体行为和公共教育经费筹集手段。上层建筑从政治、法律轨制和社会意识形态层面影响教育财政主体行为和公共教育经费筹集手段。适应出产力发铺要求的出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应该形成适应公共教育经费适量筹集的教育财政主体行为和公共教育经费筹集手段。因此，公共教育经费的适量筹集体现教育财政能力发铺的必然要求，成为教育财政分配的第一永恒主题和基本规律。 　　公共教育经费的适量筹集是以对公共教育经费适量的科学判定为条件的。在出产力一定的前提下，公共教育经费筹集多少才是适量?这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题目。美国学者C·本森不满足用教育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20％的比例作为判定公共教育经费适量的判定尺度，并提出公共教育经费适量判定的三个依据，即确保实现“(a)近乎普及的初等教育注册率；(b)充分的初等教育巩固率以及保证中等教育学生数的相应规模和性别平衡；(c)对全体人口高质量的教育以维持人们有文化的一生”。用这三个判定依据取代过往单一判定尺度，使得对该题目的熟悉更趋全面和深化。然而，这三个判定依据由于没有在出产力发铺水平或经济社会发铺水平上做出区分而缺乏科学性。判定公共教育经费是否适量的依据必需在出产力发铺对教育所提出的要求上寻找。这种要求划定义务教育的年限和非义务教育的适度规模。出产力发铺对教育提出的要求决定社会所必须的公共教育经费量，就是义务教育年限所具有的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接受义务教育所必须的公共教育经费量，再加上非义务教育适度规模所必须的公共教育经费量。 　　义务教育年限通常以法律形式加以划定，所以，义务教育所必须的公共教育经费量是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与义务教育出产要素生均价格的乘积。非义务教育适度规模可理解为非义务教育适度在校生人数。所以，非义务教育适度规模所必须的支出量长短义务教育适度在校生人数与非义务教育出产要素生均价格的乘积。非义务教育适度规模在理论上是充分知足人们接受非义务教育需要的非义务教育规模。这种需要反映出产力发铺水平，并通过非义务教育的居民购买力和财政承受力分别转化为非义务教育的市场需乞降政府需求。因此，非义务教育适度规模在现实性上是充分知足非义务教育的市场需乞降政府需求的非义务教育规模。非义务教育适度规模所必须的居民支出量长短义务教育市场需求量与非义务教育出产要素生均价格的乘积。非义务教育适度规模所必须的财政支出量或公共教育经费量长短义务教育政府需求量与非义务教育出产要素生均价格的乘积。非义务教育适度规模所必须的财政支出量与经济和社会发铺之间相互联系。马斯格雷夫公共支出宏观模型表明，经济和社会迈向中等发达阶段政府对包括教育在内的基础举措措施的公共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据有相称高比例。罗斯托公共支出宏观模型表明，“经济一旦达到成熟阶段公共支出结构就会从对基础举措措施的支出转向对教育、医疗和福利服务的支出”。公共支出微观模型表明，教育出产要素价格随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而呈不断上涨趋势。这三个理论模型反映了公共教育经费必须量与经济和社会发铺之间的内在联系。我国教育财政支出所遵循的保证“三个增长”(保证教育财政拨款增长显著高于财政常常性收进增长，保证按在校学生人数均匀的教育用度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的法律要求体现了这种内在联系。琼斯、莫菲特和亚历山大通过对美国1950年至1980年有关数据的分析所得出的“教育需求的居民收进弹性在经济繁荣期会较大而在经济滞涨期会较小”的

结论表明，市场经济国家要避免非义务教育规模泛起大起大落，教育财政就必需肩负起保证非义务教育总支出平稳增长的重任，即在经济繁荣期适当降低非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占非义务教育总支出的比例，在经济滞涨期适当入步非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占非义务教育总支出的比例。我国事市场经济国家，保证非义务教育总支出平稳增长，应该成为我国教育财政的法律要求。 　　以社会资源为物质基础的教育财政能力由于受制于社会资源的稀缺性而使得教育财政能力发铺在现实性上依靠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面对稀缺的社会资源，教育财政主体要从出产力发铺要求出发来配置公共教育资源，不仅要实现公共教育经费的适量筹集，而且要实现公共教育经费的有效分配。因此，公共教育经费的有效分配体现教育财政能力发铺的必然要求，成为教育财政分配的第二永恒主题和基本规律。 　　实现公共教育经费的有效分配是与克服教育资源配置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相联系的。教育资源配置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是教育的产品特性使然。教育是一种既具有私益性又具有公益性、外部性和社会制约性的产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有一些服务是练习、保持劳动能力，使劳动能力改变状态等等的，总之，是使劳动能力具有专门性，或者仅仅使劳动能力保持下往的，例如学校教师的服务(只要他是‘工业上必要的’或有用的)、医生的服务(只要他能保护健康，保持一切价值的源泉即劳动能力本身)——购买这些服务，也就是购买提供‘可以出卖的商品等等’，即提供劳动能力本身来代替自己的服务，这些服务应加进劳动能力的出产用度或再出产用度。”作为练习、保持劳动能力并使劳动能力改变状态的教育，是实现劳动力的出产和再出产。因此，作为一种产品的教育是教育者或教育机构为实现劳动力的出产和再出产所提供的一种服务。无论是教育者提供的教育，仍是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都可以作量、质、类的区分，它在消费上具有可分性。同类的教育是由不同的教育者或教育机构所提供的，其质量多少存在差异。这使得教育在消费上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各个受教育者购买和消费教育产品老是以他对教育的私益性需要为起点。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任何情况下，个人老是‘从自己出发的’。”教育的公益性是教育给社会带来的好处。受教育者消费教育主要不是为了享受教育过程给他带来的愉悦，而是在获取知识、入步能力、增入健康等教育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社会要求。这对受教育者个人和社会都是有益的。教育的外部性是受教育者糊口所在的社区和邻居、他工作或未来工作所在的单位都会从他在消费教育产品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能力、健康以及文明行为习惯中获益且不必通过市场支付任何本钱。教育的社会制约性是说教育总要反映一定出产力、出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人的发铺提出的要求。市场配置教育资源的起点是教育的私益性需要，因此，教育资源配置在知足教育的公益性、外部性和社会制约性需要方面会发生市场失灵。纠正教育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是实现公共教育经费有效分配的必然要求。政府配置教育资源的起点是教育的公益性、外部性和社会制约性需要，因此，教育资源配置在知足教育的私益性需要方面会发生政府失灵。克服教育资源配置的政府失灵也是实现公共教育经费有效分配的必然要求。 　　 　　二、教育财政的第二级本质：教育财政分配所产生的人与人的关系 　　 　　教育财政主体要入行公共教育经费及其税负的分配，就要同受教育者、教育者或教育机构和纳税人发生关系。于是，教育财政分配所产生的人与人的关系就表现为教育财政主体与受教育、教育者和纳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发生在教育财政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过程中，构成了教育财政的第二级本质。 　　教育财政方式体现教育财政分配所产生的人与人的关系。教育财政主体对公共教育经费及其税负入行分配的轨制安排和行为规范，就是教育财政方式。它主要包括教育财政体系体例、教育财政机制和教育财政政策与法规等。教育财政体系体例、教育财政政策与法规是教育财政分配的轨制基础。它们决定了人们在教育财政分配中的地位、利益关系和行为方式，从而决定了教育财政分配所产生的人与人关系的性质。教育财政机制是教育财政体系体例、教育财政政策与法规的实践方式。它具有对教育发铺的推动作用、对人们利益关系的调节与整合作用、对经济和社会发铺的促入作用。教育财政分配所产生的人与人的关系回根结底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同等交换就是社会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道德要乞降社会提高标志的教育财政分配公平是教育财政方式应有的价值取向。因此，教育财政分配公平是教育财政分配的第三永恒主题和基本规律。 　　教育财政分配公平是教育财政分配所体现的各受教育者之间、各教育者之间和各纳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同等交换，实在质是体现利益均衡化。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教育财政分配所体现的利益均衡化是教育财政分配的利益主体与利益客体的对立同一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化需要，详细说来，就是体现发铺成果由各阶层、各群体的人们共同分享以及人们之间收进、财产差距的不断缩小。教育财政分配是国民收进再次分配的重要手段。教育财政方式要追求教育财政分配公平，就要体现利益均衡化。 　　教育财政分配所体现的各受教育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同等交换，就是教育财政分配在调节各受教育者之间利益关系上所体现的以完全同等或比例同等为原则的利益均衡化。人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是人权的组成部门。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权之作为人权是和公民权不同的。和公民不同的这个人毕竟是什么人呢?不是别人，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为什么市民社会的成员称作‘人’，只是称作‘人’，为什么他的权利称作人权呢?只有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政治解放的本质来解释。首先我们肯定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不同于公民权的所谓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即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人权是每个人介进社会缔结所赋予的基本权利。每个人介进社会缔结所作的贡献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每个人在人权上应该完全同等。社会应该保证每个人完全同等地享有他介进社会缔结所赋予的基本权利。王海明先生把这种基本权利视为人们“至少应该得到生存和发铺的必要的、最少的、最低的权利”。人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是人们至少应该得到生存和发铺的必要的、最少的、最低的权利，因而是人权的组成部门。人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应该完全同等。各受教育者之间利益关系在接受义务教育权利上的同等交换应该体现完全同等原则。教育财政分配应该保障每个适龄儿童和青年完全同等地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保障每个适龄儿童和青年完全同等地接受等质等量的义务教育。这种保障体现利益均衡化。我国致力于促入义务教育均衡发铺，无疑是促入利益均衡化所必须的。 　　人们接受非义务教育的权利是马克思所说的“公民权”的组成部门。公民权分配所体现的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同等交换，就是人们在社会上所得到公民权的多少与他们为社会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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