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不断发展的,战争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也在不断变化。综观整个抗战八年,中国主要是从苏、英、美、法四国获得借款的。如果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界,基本情况为:前期达成的借款协定共约51350万美元,其中苏联25000万美元,约占48.69%;美国17000万美元,约占33.10/0;英国7850万美元,约占15.92%;法国1500万美元,约占2.92%。这一时期,苏联的借款数额最大,约相当于英美借款的总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只和英美两国达成新的借款,中美之间达成5亿美元财政借款;中英之间达成约合20100万美元的财政借款。经济是为政治服务的,反之,政治也是经济关系的一种映射。这些借款的达成,在经济上有力地支援中国抗战事业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战争经济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但现代化进程的明显加速,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从1927年到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十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6%,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有学者因此提出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1937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在1940年代初期,早就进入“起飞”阶段。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打断了“南京十年”中国工业化的黄金时期,中国工业化遭受严重阻碍。战时,由于中国大部分在战前较为发达的地区多处于日军的占领之下,被纳入了日本占领当局“以战养战”的战时轨道。为了发展战争经济的需要,国民政府大后方工业发展计划的实施,抗战期间西南、西北的工业获得一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工业地域布局不合理的格局。但是,这种战争经济的特殊性决定了整个经济建设必须服务于抗日的要求,根本谈不上以改善人民生计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同时,由于战时经济财政紧张,国民政府实行大规模通货膨胀政策和优先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控制了以“四行二局”为首的全国金融体系,和以资源委员会牵头的国家重工业,对于集中有限的物质资源应用于战争需要,起到了重要的重用。但是,统制经济政策的实施也加速了政治体制的“威权化”,并进而在抗战胜利前后诱发国共矛盾的激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争取外援,因此努力与英美苏德等国斡旋,不仅在各个阶段都取得一定援助,而且进一步加速了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但由于战争经济过分依赖外交,中国作为一个事实上的经济弱国,最终难逃被操纵的命运。中国战时经济对美国经济依存度的加深,在抗战后期达到高峰。中国也因此卷入了美苏战后国际构想的布局中,成为美苏冷战思维下的牺牲品。这一结果,不仅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没有预料到,中国政府也是始料未及。
总之,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不仅改变了中国政治的走向,改变了东亚政治格局,更刷新了世界大国的构成格局。战争经济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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