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诗歌领域的“乱”而言，“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国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汉书·贾谊传》）这段引文用“终篇”替代《离骚》中的“乱曰”，而“终篇”即“卒章”。《国语·鲁语下》云：
齐闾丘来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于恭。”闵马父笑，景伯问之，对曰：“笑吾之大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先圣王之传恭，犹不敢专，称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恭’，其满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阙而为‘恭’，楚恭王知其过而为‘恭’。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后恭’，道将何为？”
韦昭注：“辑，成也。凡作篇章，义既成，撮其大要为乱曰。诗者，歌也，所以节舞者也。如今三节舞矣，曲终乃更，变章乱节，故谓之乱也。”应该说，韦昭最早从诗乐舞角度来解读“乱”。对于“乱曰”，他认为有“撮其大要”的功用;对于曲终之“乱”，他认为起着“变章乱节”的作用。《诗经·商颂·那》篇是商王祭祀祖先成汤的乐歌。从“猗与那与，置我鞉鼓”到“我有嘉客，亦不夷怿”，主要通过演奏音乐，并伴有较大规模的舞蹈写祭祀时的盛况。“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写这种祭祀自古有之，强调先民祭祀时温和恭顺、谨慎其行。“顾予烝尝，汤孙之将”，指出汤孙应传承先民的这种祭祀活动，以歌颂祖先的功德。可见，《那》诗四句之前的部分与之后的部分之间并没有总括之意，而是在具体描写乐舞的场面后进一步升华主题，突出这种祭祀的重要性，故韦昭认为“乱”辞有撮其大要的功能有些牵强附会。同时，《那》诗四句与后面两句意思相承，应一并归入“乱曰”。既然这样，为什么《国语·鲁语下》只记载了《那》诗四句呢？实际上，从这段叙述可知，闵马父只是引《诗经·商颂·那》篇的四句正面阐释了“恭”，以嘲笑子服景伯的“陷而入于恭”。而“顾予烝尝，汤孙之将”虽然与这四句联系紧密，但与闵马父的本意相距甚远，故只引其中的四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了。这与《汉书·贾谊传》只引《离骚》“乱曰”中一部分的用法一样。
与上述理解不同，王逸则完全抛开“乱”的音乐特性而论：“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指，总撮其要也。”（《楚辞章句》）此阐释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洪兴祖《楚辞补注》：“《国语》云：其辑之乱。辑，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为乱曰也。”钱皋之《离骚集传》：“治乱曰乱。赋末有乱，所以总治一篇之义。”汪瑗《楚辞集注》：“乱者，总理之意。”
要之，“卒章”说主要强调“乱”在诗乐中的位置而很少关注“乱曰”，而以王逸为首的学者则更多强调“乱曰”总括其要的文学特征而较少探究其内在的文学功用。此外，虽然“乱”集诗、乐一体，但两者还是有区别，从整个音乐演奏来说，“乱”就是一首完整的乐章，比如在结尾处演奏《武》《关雎》;但就一首诗而论，“乱”就是卒章，比如《国语·鲁语下》所记载《那》“乱”四句、《楚辞》中的“乱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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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编辑部：《中国音乐词典》，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版。
[2]张国安：《<大武乐章>新辨——周乐之系统研究（之一）》，励耘学刊（文学卷），2005年，第2期。
[3]彭松：《为大武颂诗“卒章”正名》，舞蹈论丛，1986年，第2期。
[4]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
（陈志霞 北京水利水电学校 1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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