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光年间鲍东里编纂的童蒙读物(2)

　　无论是鲍源深的上奏还是俞樾为《酿斋训蒙杂编》所作序言，都可以证明《安徽历史名人辞典》及《中华蒙学集成》的说法错误。主要错误有三：一是同治帝下诏内廷之事是在咸丰十一年，而并非同治元年;二是鲍源深所上之书即为《史鉴节要便读》，而不是自己所重新编纂的;三是《史鉴节要便读》的作者是鲍东里，而非其子鲍源深，证据确凿，并无异议。 
　　二、《史鉴节要便读》等的版本、流传及其影响 
　　鲍东里所编纂的书籍，涉及到经学、史学和文学，从形式上来看，均是以四言或六言韵语的形式，这种形式适合于童蒙，作者的旨趣也正在于此。即是用于家塾对孩童的教育，“特录以课家塾者也”。[8]这些书都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影响最大的为《史鉴节要便读》。 
　　《史鉴节要便读》编纂之初，仅仅为家塾教育子弟而用，这可以从鲍源深在咸丰十一年上奏同治帝的折子中得到证明。在同治六年刊本卷首有这样一段同样是用四言韵语写成的题辞曰：“史称浩繁，读之不易，韵语括之，以便诵记，卷帙无多，全史已备，置诸家塾，为童蒙计，庶几读之，俾知世系，金匮能窥，嚆矢可弃”，而落款写作“道光十六年岁次丙申夏月和州鲍东里古村识”。道光十六年，是目前所见到此书最早的日期，故而成书年代最晚当在道光十六年。作为家塾刻本，尽管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很大。到了咸丰十一年，同治帝即位之时，出现了重大的转机。俞樾在序中曰“和州鲍古村先生著《史鉴节要便读》六卷，令子穆堂中丞进呈乙览，得备石渠天禄之储，可谓极稽古之荣矣。”即此书统治者的认可，得到同治帝的青睐，可谓是荣耀至极。在此种氛围之下，此书的影响也随之扩大。随后，即开始不断的刊刻传播，私塾、书院甚至学校也纷纷将其作为教材，供学生阅读使用。　　此书的版本，从目前所留存的目录或版本中，可以窥见其盛况。如《安徽近现代史辞典》载“《史鉴节要便读》，清和州例贡生鲍东里撰于道光年间的家塾史地课本，共6卷。此书所记，起太古开辟，迄南明灭亡，旁注史事以备考，用四言韵语便记诵，流行甚广。有1836年（道光十六年）刊本，1874年（同治十三年）江苏书局重刊本。1885年（光绪十一年），辑入《酿斋训蒙杂编》”[9];王彦霞所著《清代通鉴学研究》中所引用的版本为《史鉴节要便读六卷末一卷》“光绪二十九年（1903）湖北官书局刻本”[10];新疆大学图书馆藏有《史鉴节要便读》为“光绪元年刻本（1875）和光绪三十年（1904）重刻本”[11];吉庆书局曾刊刻过此书，“吉庆书局，原为解州城内吉庆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为吉庆书局，仍经营雕版印刷业。尝于光绪三十一年，为山西河东道雕刻鲍东里《史鉴节要便读》六卷本”[12];李光明庄亦曾刊刻《鉴略四字书》《史鉴节要便读》等书籍[13];到了晚清，山东烟台也有很多书坊，据记载约有官刻书坊12处，坊刻书坊7处，还有家刻5处。其中“诚文信”的坊刻书坊“清光绪十五年（1890）开业，刊刻过《诗经》《易经》《书经》《尔雅注疏》和《史鉴节要便读》等”[14];据福建省志记载出版的史部有“《史鉴节要便读》6卷，清鲍东里编，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浦城启蒙学社刻本;《韵史》2卷，清许遯翁编，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长汀墨香楼刻本;《历朝鉴略》1卷，清曹维藩撰、叶滋兰笺注，清光绪四年（1878）闽中叶滋钧写刻本”[15];“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清鲍东里撰，清同治甲戍（1874）江苏书局刻本，2册。而我手头这套《史鉴节要便读》上有‘清光绪十三年（1887）秋月绘’”[16];又据同治六年（1867）所刊刻的版本中，有同治元年（1862）翁心存序、道光庚子（道光二十年，1840）沈维鐈序、咸丰元年（1851）鲍殿龄序、同治甲子（同治三年，1864）郑献甫跋、同治七年（1868）筠敬跋，这与俞樾所言“余惟《史鉴便读》序者已众”所言一致，一方面说明此书得到很多重要人物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此书刊刻次数众多。 
　　鲍东里编纂《史鉴节要便读》等书的初衷即是为了用于私塾教育孩童，“鲍东里之《史鉴节要便读》，则为四言韵语之童蒙读物”[17]。后来，被广泛应用于私塾或书院的读本，用于启蒙教育。如谢六逸，名光桑，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十二日，“到了学龄时期，一般仕宦人家都要把孩子送到私塾去发蒙读书，甚为县知事的（谢）天赐却不这样做，而是让光桑在家受庭训，亲身教诲;同时亦请塾师到家里来辅导课读。这种教学方式俗称家塾。天赐善作楷书，为给光桑发蒙，特地找来一本《史鉴节要便读》，用很工整的楷书抄在雪白的厚绵纸上，并装订成册，做的很精巧。”[18]作为一个官宦人家，并不让自己的孩子读私塾，而是用《史鉴节要便读》这本书，来教育自己的孩子，自己用工整的楷书抄写，且做的非常精巧，可以看出对此书的珍爱之心。 
　　私塾或书院很多也将此书作为教材来使用，这样的范例很多，如“武夷山的启蒙教育者们……过渡性地加入一些形式灵活、通俗易懂的教材，如同治十二年鲍东里撰崇文书局刊印的《史鉴节要便读》”[19];据《濮州志校注》载当时的学校即有此书，“濮自水患屡经，学校所存典册荡然矣，所存者仅近来颁发学堂书籍耳，姑列其目如下。”[20]其中有《御批通鉴辑览》《史鉴节要便读》《历代史要》《东洋史要》《史镜古》《在官法戒录》等等一些较为通俗的读物。1903年，清朝已经到了垂暮之年，对学堂所颁行的《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中，中国史学门的教材有鲍东里《史鉴节要便读》、潘世恩《读史镜古篇》等外，其他的多为日本教科书，如普通学书室译本《普通新历史》、广智书局本市村瓒治郎著陈毅译《支那史要》、东文学社本那珂通世著《支那通史》、振东室本河野通之辑《最近支那史》、作新社译本《世界近世史》、东文学社本桑原隲藏著樊炳清译《东洋史要》、金栗斋本小川银次郎著樊炳清译《西洋史要》、东亚译书会本箕作元八等著胡景伊等译《欧罗巴通史》等。[21]尽管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仍很受重视，《史鉴节要便读》也成为了官方所定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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