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6月24日,《解放军报》在罗瑞卿的直接支持下,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驳斥了对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的责难。
9月16日,邓小平在东北视察工作时,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主张,指出:这不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是实事求是。
在邓小平等中央多数领导人的正确引导和积极支持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阻碍,在全国广泛地展开。这时,全国思想界、理论界非常活跃。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以及许多地方报刊也纷纷发表文章,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6月到11月,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发表了文章或讲话;中央和地方的报刊也发表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绝大多数讲话和文章都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而使这场讨论逐步深入。
这场讨论打破了长期以来个人崇拜、教条主义的枷锁对全党的束缚,是五四运动以来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于正确地坚持毛泽东思想,对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推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和影响,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的伟大意义,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这一讲话后来被誉为开辟新时期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场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随着揭批“四人帮”工作的展开,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彻底查清和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为天安门事件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彻底平反,并要求邓小平等一批老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但是,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华国锋,虽然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但是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他以为既要继承毛泽东,就不能否定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意见和重要决定。从这种错误立场出发,华国锋在粉碎 “四人帮”之后,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并且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因此,他对恢复老干部的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进行了阻挠;对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口号,则设下层层禁区,不准批判,使拨乱反正工作难以顺利进行。1977年2月7日,按照他的意见撰写的、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名义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 的错误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后来,他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重申了 “两个凡是”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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