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发表讲话,集中讲了两点:(1)改变计划方法。他说:过去我们制定计划是学习苏联,首先定下钢产量,然后再计算生产这些钢需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等。钢的产量变小,其他的都跟着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这样计算,没把老天爷算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因此要改革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他说:这几年我摸索出一些方法,就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2)进行战备。他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打仗。因此,要搞“三线”的工业基础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自己的军事工业。有了这些东西,我就放心了。毛泽东的话,受到与会者的拥护,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这年8月19日,李富春、罗瑞卿、薄一波向中央报告提出:一切新的建设项目应摆在“三线”,布点要分散、隐蔽、靠山;一线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要有计划地全部或部分搬迁到“三线”;不再新建大中型水库;筹建北京地铁,并考虑上海、沈阳地铁,经批准后纳入1965年和“三五”计划。这个报告,是和当时党中央、毛泽东的主张和基本思想相一致的。
党中央和毛泽东之所以将“三五”规划的重心向“三线”建设倾斜、调整,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因为我国确实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际和周边形势,尤其是“北部湾事件”的爆发,加快了“三线”建设的决策进程;二是我国国内情况也确实很不符合战备工作的实际需要。当时,总参作战部曾提出一个报告称:如果敌人突然袭击,我国情况相当严重:(1)工业过于集中。在全国14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中,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2)大城市人口多。全国14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而且防空问题尚无任何有效措施。(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4)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低,一旦遭到破坏,将会酿成巨大灾害。这个报告,坚定了党中央进行“三线”建设的决心;三是毛泽东研究总结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由于某些地区没有防空措施,结果招致严重损失和巨大破坏的经验教训。他对一位主管工业的同志说:斯大林的经验值得研究。战争初期,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尤其是没有重视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工业基础建设,以至战争爆发后十分被动,造成了巨大破坏和损失。基于以上情况,毛泽东批准了修改后的《汇报提纲》,并于1965年9、10月间再次召开的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正式做出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战略决策。从此,国家“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便从“先抓吃穿用”转变为“备战、备荒、为人民”。
1966年,毛泽东对这一方针作过具体解释。他说:一是“备战”,军队和人民要有吃有穿才能打仗,否则即使有枪有炮也无所用之;二是“备荒”,若遇荒年,地方没有粮、棉、油储备,仅依靠国家的接济,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则困难更大;三是“为人民”,国家的积累不能太多,一则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粮食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二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即在照顾农业、轻工业发展和解决人民的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以增加积累,加强战备,增加储备,做到防患于未然。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能从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走出来,是同我国建设的各种防空掩体能大大锐减敌人核攻击的威力,中国已做好充分的反侵略战争的各种物质和思想准备,使来犯之敌有所顾忌有关的。共和国以“三线”建设为代表的各项国防建设和措施,对核大战的爆发起到了“遏制”作用,从另一方面说明“三线”建设对于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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