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司法制度的讨论(2)

　　由于司法机关的设置与行政机关相对应，设在各级政府的辖区之内，加之其他因素的影响，这就为行政机关干涉司法活动提供了可能，为地方保护主义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如果地方党委不能很好地处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对法院不恰当地施加影响，以为地方服务和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等名义片面要求法院保护本地的利益，就会破坏法制的统一和权威。同时，如果地方党政不分，就更会加重这种负面影响。再者，由于法院管理体制上的问题，普遍形成“执行难”问题。

　　(四)人大对司法的个案监督，影响了司法判决的确定性

　　我国在现行制度下的司法独立是一种在人大统一下的国家权力的相对独立，这里的相对是指它源于人大权力，并受人大的领导和监督。不可否认，人大对司法的监督是有宪法根据的，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是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的重要职权。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接受人大监督是确保正确司法、公正司法的重要前提，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在强调人大监督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人大的监督活动既是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一种合法活动，也就应当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合法的方式进行。遗憾的是，在实践中却出现了一种超越此范围的监督行为.—个案监督。人大对同级法院的个案监督，在很多地方都有，有的还制定《个案监督条例》，如广西、江苏、河北等省区均通过地方立法的方式制定了对人民法院个案进行监督的有关条例。但是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即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同级法院正在审理或已审理的具体案件进行直接干预，笔者认为是不合理的:。人大的个案监督虽有整治司法腐败的功效，但是它会使得我们的司法决策象烙馅饼一样随便地翻来覆去，导致司法判决的不确定。如《南方周末》1998年6月5日报道的案例:河南省某市一个人大代表是该市某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在企业所涉一个案件中，在最高院判决败诉后，该代表就在市人大会议上积极活动，由市人大代表联名提出为该企业翻案的议案，由市人大法工委主任亲自到省人大反映情况，该案逐级上报全国人大，全国人大转最高院处理。最高院一看全国人大都过问该案，只能再审，于是开始长达3年的再审，最终折衷判决将所承担违约金砍掉一半。案子本该到此结束，但到《南方周末》发表该案报道时，最高院的判决仍未得到执行。这样的案例的出现，说明实行个案监督制度使得司法决策变成了一个不稳定的程序，造成裁判的终结性更为困难，法院不得不对人大对具体案件的意见唯唯诺诺，使诉讼会无休止的进行。

　　二、存在问题的主要根源

　　目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这些问题，有着深厚的制度根源。主要是我国的司法机构在总体的设计上存在着体制的不合理和不完善，其主要表现在:

　　(一)司法机关在执行和运用法律中均受地方党委领导、制约。我国各级地方党委一般都设有政法委员会，由一位党委副书记或常委兼任政法委书记，统一领导本地区政法各部门的工作。而同级法院院长往往只是政法委的普通成员。对一些重大案件，往往由党委或政法委牵头，公检法各部门联合办公，协调办案。法院则必须贯彻党委或政法委的决议。③这就使一些地方党政领导人有机会以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为名，以各种手段和方式直接于预司法机关的工作。这种干预将会使司法机关在办案中无所适从，影响司法的公正和效率。而且现有的司法体制还可能使党内机关的领导失去有效的监督。

　　(二)司法机关的人财物等资源供给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我国现行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地方各级法院的院长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副院长、审判员则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根据党管干部的原则，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实际上拥有对地方法院主要领导干部的推荐权和罢免建议权。在具体干部考核和人事管理上，法院系统也都受同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另外，地方各级法院的经费开支是列人同级政府预算的，由地方财政拨给。地方各级法院对地方政府在人财物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依赖，从而为地方政府干预司法工作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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