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
(六)书院的教育意义
1、促进理学发展、繁荣学术文化; 2、促进了教育革新;
书院的办学目标、组织形式、教学方法等与官学有着很大的不同,它继承了私人办学的优良传统,并吸取了其他文化形态(如佛教)的有效教育手段,从而促进了中国传统教育的革新。
3、促进了古代教育制度的完备;书院教育制度的出现,使得中国传统教育出了官学制度之外,又有了新形式,使求学者有了更多的 选择。而且书院教育制度体现出来的有别于官学的特征,又弥补了官学教育急功近利、常常流于形式的弊病,构成对官学教育的挑战,从而也促进了官学的发展。
三、私塾与蒙学教材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一般将8至15岁儿童的“小学”教育阶段成为“蒙养”教育阶段,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成为“蒙学”,所用的教材叫“蒙养书”或“小儿书”。 (一)私塾的发展、种类和教育特点
1、私塾的发展
私塾为民间私人所办的蒙学的统称,是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启蒙和基础教育的教育组织,主要承担识字、写字、阅读、作文和封建道德教育。它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教育组织形式。私塾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中后期国家的基础教育主要承担者。蒙学就成为了数量最多,覆盖面最广,社会总和规模最大的一个门类,中国古代的蒙学基本上由民间自由办理。 2、私塾的种类
第一,家塾:宦官和殷实人家聘教师在家中教子弟;
第二,学馆:也叫散馆,是生员(秀才)或其他有文化的人在自家中办的私塾;
第三,义塾:私人或社会团体所办的具有公益性质的学校,也叫义学,是私塾中规模最大的学校; 第四,专馆:由一家或数家、一村或几个村子单独或联合聘教师教子弟的村学,也叫村塾、族塾。 3、私塾的特点
(1)私塾对学生的入学年龄、学习内容及教学水平等,均无统一的要求和规定。私塾的学生多六岁启蒙。 (2)就私塾的教材而言,主要是我国古代通行的蒙养教本,教学内容以识字习字为主,还十分重视学诗作对。
(3)私塾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在蒙养教育阶段,十分注重儿童的教养教育,强调儿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
(二)蒙学教材的发展、种类和特点 1、蒙学教材的发展
第一阶段——周朝至唐代:最早的蒙学教材见载为西周时代的《史籀篇》,之后秦代蒙学识字读本《苍颉篇》是秦始皇统一文字的范本。西汉时,史游作的《急就篇》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梁有周兴嗣的《千字文》,以及唐代的《开蒙要训》等。这一阶段的蒙学教材多为综合性读物,以识字为主,也进行品德修养的教育,包含各方面知识。
第二阶段——宋代以后:宋元是启蒙教材繁荣发展时期,开始出现分类按专题编写的现象。明清时期蒙学教材发展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
2、蒙学教材的种类
宋元时期的蒙学教材,按内容的侧重点,大致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类:识字教学类。如“三、百、千”(宋末王应麟的《三字经》、宋代的《百家姓》、《千字文》)。
第二类:伦理道德类。如吕本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程端蒙的《性理字训》、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等。 第三类:历史教材类。如宋王玲作《十七史蒙求》、胡寅作《叙古千文》、黄继善作《史学提要》、吴化龙作《左氏蒙求》等。 第四类:诗歌类。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朱熹的《训蒙诗》、陈淳的《小学诗礼》等。 第五类: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识类。如宋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等。
3、蒙学教材的特点
第一,宋元时期的蒙学教材开始出现分类按专题编写的现象,在内容和形式上呈现多样化;
第二,注重儿童的心理特点,采用韵语形式,文字简练,通俗易懂,多用故事,配有插图,穿插常识和做人做事的道理,力求将识字教育、基本知识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第三,一些学者亲自编写教材,提高蒙学教材的质量; 第四,注意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重视汉字的特点,传统启蒙教材编写最为成功之处就是符合中国语言文字的规律和儿童少年学习本国语言文字的规律,文字浅显通俗、字句讲究韵律、内容生动丰富、包含多种教育功能,儿童易读、易诵、易记。我国蒙学教材的发展进入新阶段。 16 / 33
四、朱熹的教育思想
(一)朱熹与《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他编撰的《四书章句集往》(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和各级学校必读的教材,其地位甚至高于《五经》,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教育长达数百年。
(二)“存天理,灭人欲”与教育的作用、教育目的 1、人性论基础
(1)宇宙万物是由“理”和“气”两种因素构成的:“理”是精神性的范畴,是最高最完美的,是第一性的。“气”是物质性的范畴,是构成万物的材料,也是“理”的载体,有清浊、昏明之别,是第二性的。天理挂搭在人身上,叫做性,体现在人类社会中就是封建的“人伦”。
(2)人性包括“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命之性即理(性即理,是纯然至善的。理和气结合在一起,就体现为“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有清有浊,清明至善即为天理,昏浊不善则为人欲。
2、教育的作用:通过变化气质,去除气质中不利于“天理”体现的因素——欲,使“气质之性”接近“天命之性”,即“存天理、灭人欲”,这个过程也就是“明人伦”的过程。
(三)论“大学”和“小学”教育
小学:学生8岁入小学,朱熹认为小学教育任务是‘圣贤坯璞”,是打基础的阶段,必须抓紧,抓好。教育内容上,“学事”为主,知识力求浅近、具体,从具体的行为训练着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学到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教育与生长发育融为一体,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在教育方法上,一来主张先入为主,及早施教,二来要求形象生动,激发兴趣,三来首创《童蒙须知》、《学规》、《小学》的形式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还强调读书要“心到、口到、眼到”,三到中心到最急。
大学:学生15岁入大学,是在小学之上的深造。教育内容上要“明理”,在“坯璞”的基础上“加光饰”,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教学方法上,注重自学,提倡不同学术之间的交流。大学的教材主要是《四书》和《五经》。
意义:朱熹将学校教育划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确立了两者在任务、内容和方法上的侧重点,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反映了教育本身的发展规律,对南宋以后小学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朱子读书法
1、循序渐讲。2、熟读精思。3、虚心涵泳。4、切己体察。5、着紧用力。6、居敬持志。
评价:朱子读书法是古代最有影响的读书方法论。六条均反映了读书学习的基本规律和要求,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它的局限性在于所提倡读的书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圣贤之书,读书法主要强调怎样读书,不重视书本与实际知识的结合。
五、王守仁的教育思想
王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明朝中期著名的教育家,他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吾一”等命题,创立了“阳明学派”(亦称“姚江学派”、“王学”)。 (一)“致良知”与教育作用
王守仁不承认有客观存在的“理”,认为“心即理”。认为万事万物都在心中,依靠心的认识二存在,这就是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核心。“良知”是心的本质,是一切非观念的根源,是天理。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天理纯全,良知常在,而一般人的良知常常被物欲、邪念所蒙蔽,因此认为“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份天理。”即主张通过教育除掉物欲、邪念,从而恢复本心,即“灭人欲”、“致良知”。“致良知”创造性的出自《孟子》和《大学》。
(二)“随人分限所及”的教育原则
王守仁认为儿童的接受能力发展到何种程度,就对这个程度进行教学,他把这种量力施教的思想,概括为“随人分限所及”。所谓“分限”是指人的认知发展水平和限度。首先,不顾及儿童实际能力,将高深知识灌输给他们,毫无益处;其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再次,教学留有余地,顺应儿童性情,保持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不会因为学习艰苦而厌学。“随人分限所及”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要因材施教,施教的分量内容以及方法都要因人而异,起到“益精其能”的效果;第二,对于每个人而言要循序渐进,教学的分量照顾到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和基础,在“分限”内恰到好处的施教。
(三)论教学
第一,王守仁认为“《六经》皆史”,所以凡是有助于“求其心”者均可作为教学内容,读经、洗礼、写字、弹琴、习射等,都要学习。 第二,在修养方法方面,强调“事上磨练”,就是结合具体事物,实际中锻炼自己的修养。这里的“事”指“人事”。
(四)论儿童教育
1、揭露和批判传统儿童教育不顾及儿童的身心特点,把儿童当做小大人是致命的弱点,压抑儿童的个性发展,视儿童为囚犯,学校为 17 / 33
监狱。
2、主张儿童教育应顺应儿童的性情。
3、教育方法:采用“诱”、“导”、“讽”的“栽培涵养之方”。
4、教育内容:发挥各门课程多方面的作用,歌诗、读书、洗礼,都有各自独特的作用,应该加以综合的运用。 5、程序:主张动静搭配,体脑并用,精心安排课程,使儿童既得到道德熏陶,又能学到知识,锻炼身体。
6、教育原则:“随人分限所及”,教学应量力而行,盈科而进,因材施教。尽管王守仁进行儿童教育的目的是灌输封建伦理道德,但是他开始主张顺应儿童的性情,依据儿童的接受能力,使儿童在德、智、体、美方面都得到发展,反映了他教育思想的自然主义倾向。早在15、16世纪有这样的思想真是难能可贵。
第六章早期启蒙教育思想
一、倡导新的教育主张
(一)“公其非是于学校”与学校的作用
黄宗羲是我国明末清初具有民主教育色彩的教育家,他认为学校不仅具有培养人才改进社会风气的职能,而且还应该议论国家政事。学校中大家共同来议论国家的政事之是非标准。因为学校议政,可以使上至朝廷命官,下至里巷平民,逐渐养成普遍议政的风气,而不是以天子的是非为标准。“公其是非于学校”思想的基本精神,在于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改变国家政事是非由天子一人决断的专制局面。这是对中国古代关于关于学校职能理论的创新,反映了他要求国家决策民主化的强烈愿望。这种性质的学校,其实与近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议会相近。可以说,黄宗羲“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思想,也是近代议会思想的萌芽。
(二)“日生日成”的人性与教育
王夫之认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过程之中,从而提出了人性“日生日成”的著名论断。人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不断的生长变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三)义利合一的教育价值观
颜元认为“义”和“利”两者并非截然对立,是能够统一起来的。“利”是“义”的基础,“正谊”、“明道”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利”和“计功”。当然,“利”也不能离开“义”,而且“利”必须符合“义”。这种见解冲击了传统的禁锢,使中国古代对于义、利关系问题的认识出现新趋势。
二、颜元的学校改革思想 (一)颜元与漳南书院
颜元,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教育家。他提倡“实学”和“实用”的教育。他亲自创办漳南书院,反对理学,实行六斋教学,实施其实学思想,制定“宁粗而实,勿忘而虚”的办学宗旨,集中反映了颜元的教育思想。颜元从三个方面批判宋明理学,首先,揭露传统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弊端;其次,传统教育的义利对立观;最后,抨击八股取士制度。这是实学教育思潮的一个显著特征。
(二)“实德实才”的培养目标
内容:“实才实德之士”,指品德高尚,有真才实学的经世致用人才。实才实德之士有两种,一种是“上下精粗皆尽力求全”的通才(→经世之才,是要做各级政府的官员),另一种是“终身止精一艺”的专门人才(→百职之才)。意义:“实才实德之士”的培养目标,显然已冲破了理学教育的桎梏,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特性。
(三)“六斋”与“实学”教育内容
1、“实学”教育内容:以“六艺”为中心的“三事”、\六府”、“三物”为教育内容。实学内容的特点是:反对重文轻武,提倡文武兼备;反对不劳而获,提倡劳动教育。
2、“六斋”教学:漳南书院实行“分斋教学”,分别是:文事斋、武备斋、经史斋、艺能斋、理学斋、帖括斋。颜元把诸多门类的自然科技知识,各种军事知识和技能正式列进教学内容,并且实行分科设教,这在当时确实是别开生面的,己经蕴含着近代课程设置的萌芽,将中国古代关于教育内容的理论推进到了一崭新的发展阶段。
(四)“习行”的教学方法内容:
第一,他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要联系实际,要坚持观察、练习和躬行实践。 第二,他反对传统的“静坐”、“闭门读书”和空谈理义。
第三,颜元并非排斥读和讲来学习知识,只是反对唯独通过静坐读书来获取知识,主张将读书、讲学与习行相结合。 第四,人获得知识的目的在于“实行”、“实用”。“习行”也是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主要途径和教学方法。
意义:这可说是中国古代教学法发展上一次手足解放的运动,它一反脱离实际的、注入式的、背诵教条的教学方法。可以说是教学法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重大革新。 18 / 33
第七章中国教育的近代转折
一、教会学校的举办和西方教育理念的引入 (一)英华书院
英华书院是马礼逊于1818年在马六甲创办的教会学校,1843年迁往香港,后更名为英华神学院,它是第一所主要面向华人的新式学校,该校的毕业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西学的知情者。 (二)马礼逊学堂
它是最早设立于中国本土的比较正式的教会学校,是一所专门针对华人开办的学校,开创了教会在华办学的先声。它开设了丰富的西学课程,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形成了他们的近代社会观念的基础。
(三)宁波女塾:教会学校还办女学,开创了教会在华办学的先声。1844年的宁波女塾是传教士在华办的第一所女学。 (四)教会学校的发展
基督教会学校逐渐由过去零星分散、各自为政的状态,变为独立性强,联系紧密,并着手讨论和解决教会教育的具体问题,如教科书、课程设置、师资培训、考试制度及教学方法等,从而加速了教会学校的制度化发展。 (五)“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与“中华教育会”
1、“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是近代第一个在华基督教教会联合组织。委员会成立后,随即开会议决编写初、高级两套中文教材,极大推动了教会学校的教材编写工作。
2、1890年教会学校将“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来推广教育经验,策划教育方针和具体措施,并在基督教教会学校推行公共考试计划。中华教育会成为中国基督教教会教育的最高领导机构,对当时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六)教会学校的课程
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一般包括宗教、外语、西学和儒学经典等。 (七)教会学校的特点和历史影响
尽管教会学校的创办者着眼于培养西方列强在华代理人,但从教学内容看,教会学校毕竟是在中国最早传授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学校;在办学宗旨上,注重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在招生对象上,来自社会各阶层,提倡男女平等;在教学方法上,采用分科、分级、分班教学,重视直观教学法;它培养出来的人在知识和智能上远胜过封建学塾培养的旧式文人,为中国新式学校的创办提供了借鉴模式。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
二、洋务教育的创立和发展 (一)洋务学堂的举办、类别和特点
1、洋务学堂的举办:其目的在于培养洋务运动所需要的翻译、外交、工程技术、水陆军事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教学内容以所谓“西文”与“西艺”为主。洋务学堂的举办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而开始的。 2、洋务学堂的类型
(1)外国语(“方言”)学堂,如京师同文馆等;(2)军事(“武备”)学堂,如福建船政学堂等;(3)技术实业学堂,如福州电报学堂等。 3、洋务学堂的特点
(1)在组织领导上,由洋务大员直接领导和控制;(2)在培养目标上,主要造就各项洋务事业所需要的专门人才;(3)在办学方针上,“中体西用”;(4)在教学内容上,注重西文、西艺等知识的传授,也强调四书五经的学习;(5)在可养与教学组织形式上:设立了分年课程,确立学年制度,采用班级授课制;(6)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7)在教师聘用上,主要聘用洋教习。 4、洋务学堂的意义
洋务学堂拉开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序幕,它以西方近代科技文化作为主要课程,在形式上引入了资本主义因素,初步具备近代教育的特征。它产生之初,并未有意与以科举为核心的旧教育相对抗,但产生之后,逐渐动摇和瓦解旧教育体系,实际上启动了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进程,历史意义重大。
(二)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最初是作为外语学校设立的,它是第一所洋务学堂,是我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校,是近代中国被动开放的产物。 1、特点:第一,培养目标:专为培养译员、通事而设,专门一培养洋务人才,注重学以致用。第二,课程设置:外语居于首位,侧重西学与西艺,汉文经学贯穿始终。第三,教学组织形式:最早开始了中国的班级授课制和分年课程。第四,教学方法: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一定程度上改变死记硬背的学风,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2、意义:同文馆既有封建性,又有殖民性,是清政府在教育上和外国资本主义结合的产物。首先,它是洋务学堂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开端。其次,京师同文馆身处北京,它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京师同文馆标志着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教育的开始,具有新的办学形式,且使科学教育正式列入中国教育之中,教育向前迈了一步。
(三)福建船政学堂
福建船政学堂是福建船政局的组成部分。由左宗棠创办。学堂的宗旨是“习学洋技”,主要培养造船和驾驶人才。学堂有前学堂和后学堂之分,前学堂学习制造技术,又称造船学堂,目标是培养能够设计制造各种船用零件并能进行整船设计的人才;后学堂学习驾 19 / 33
驶和轮机技术。前学堂内添设“绘事院”和“艺圃”。绘事院的目标是培养生产用图纸的制作人才,艺圃实际上是在职培训学校,通过工读结合形式有计划的培养生产和技术骨干的做法,开创我国近代职工在职教育的先声。总之,学堂既培养军事人才,也培养军工技术人才。
意义:福建船政学堂从开办到改组,历时半个世纪,是洋务学堂中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所。它在我国近代海军事业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为近代中国海军输送了第一批舰战指挥和驾驶人才,也为近代中国船舰制造业的发展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是近代中国海军人才的摇篮。
(四)洋务学堂的历史影响
积极:洋务学堂的创办,冲击力陈腐的科举制度,在封建教育制度上打开了一个缺口;第一次建立了新型学校,第一次把西学付诸实践,改变了传统以儒经为主的教育内容,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科技人才,为教育制度的变革提供了前提。
局限:洋务学堂在国家教育体制中尚无一席地位;内容多局限在外语和军事两个方面;带有强烈的半殖民地色彩;保留着封建教育的主要阵地。
(五)幼童留美与派遣留欧 1.幼童留美
幼童留美始于1872年,最早提出建议的是容闳。但未完成学业,撤回国内。虽然这次活动中途夭折,但是它开启了中国留学教育的先河,为近代留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派遣留欧
留欧学生的派遣始于船政大臣沈葆桢的建议,并以船政学堂的学生居多。共三批学生,陆续学成归国。留欧学生成为近代中国海军的重要将领骨干和近代军舰制造骨干。
3、留学教育的意义:洋务派的留学教育虽然规模小,人数少,但它是中国教育走向世界过程中名副其实的一步,是引进西学较为彻底和开放的一个途径,除了培养人才之外,这批学生还有力地回击了守旧派“终鲜实效”的预言,改变了人们的科举正途观念,洋务留学教育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推进之功不可磨灭。
三、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教育思想 (一)“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洋务运动的过程实质上是一场对近代西方文明成果的移植过程,因此,这就不可避免的引出一个如何处理“西学”(“新学”)与“中学”(“旧学”)关系的问题。针对此问题洋务派与守旧派展开了论争,冯桂芬、郑观应、孙家鼐等都提到这样的观点,到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围绕“中体西用”进行系统的阐述,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
(二)张之洞与《劝学篇》
张之洞发表《劝学篇》,全面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观点,试图为中国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劝学篇》分内篇和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通篇主旨归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中学也称旧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 2、西学也称新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 3、中西学的关系:“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4、《劝学篇》还提出了教育改革的具体措施,如改革科举的设想、倡导留学教育等。
《劝学篇》成为晚清政府推行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核心命题,也是指导思想。并且提倡“中体西用”的也并不都是洋务派人物,但在洋务派运动时期多附从洋务派,为洋务派提供思想理论。“中体西用”是洋务实践活动的基本方针,体现在洋务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
(三)“中体西用”思想的历史作用和局限
从整体上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对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将西学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认可,给僵化的封建文化打开了一个缺口,使西学在中国的发展得以可能,为中国近代的变革注入了新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加速封建制度的解体,推动近代化的步伐。在教育方面:“中体西用”作为洋务教育的指导纲领,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促进,又有阻挠。
1、启动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步伐,催发新式教育产生,兴办新式学堂,增加了自然科学知识,开展留美教育等,打破了儒学一统天下的传统教育格局。
2、引进西方近代科学、课程及制度,对清末教育改革既有思想层面的启发,又有实践层面的推动。 3、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教育的价值观,为新式教育进一步推广扫清了障碍。
4、由于“中体西用”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使新式教育一直受到忠君尊孔的封建信条的支配,又再阻碍新式教育的发展进程。尤其是阻抑了维新思想更广泛的传播,不利于近代刚刚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
5、中体西用作为中、西文化接触后的初期结合方式,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作为文化的整合方案和教育宗旨又是粗糙的,它是在没有克服中、西学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的情况下的直接嫁接,必然会引起两者之间的排异性反应。 20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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