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翻译史及其流派讲稿

一、西方翻译史

assignments:（现代以前）

In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ancient to 19th century, we have known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remarks on translation by different translators in different periods. Make classification of the remarks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1. free translation vs. literal translation 2. form vs. content

3.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4. the style

5. translation and the study of language

(Requirements: 1. Be brief; 2. Support your classification with

the relevant remarks by the representative translators.)

1、西方初期的翻译活动

公元前397年前后，在犹太人当中发展起来一种特殊形式的翻译：大 众聚集在广场听宣读法律，宣读的人边读边用翻译的方法讲解意思。 多数犹太人已听不懂圣经中的希伯莱语，就必须用当地的一种通商语 言来译解。

相传在公元前270年，应古埃及王托勒密(Ptolemy)二世之请，由七十 二位犹太学者于七十二天内将“旧约圣经”译成希腊文。此译本称为 “七十贤士译本”。此译本是直译的典型，逐字死译。古代遗留下 来的最著名的翻译文献，无疑要算罗塞达碑文刻了。该碑文刻于公元 前二世纪，上面不仅刻有古埃及象形文书写的碑文，还刻有该碑文的 希腊文译文。 2、西方历次翻译高潮

西方翻译史已有2000年左右，经历了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近代，现代等发展时期。伴随各个时期，相应出现了以下几次翻译高潮。

早在公元前约240年，罗马诗人利维斯·安德罗尼克（Lvius Andronicus 284-204B.C.）就把荷马(Homer)史诗《奥德赛》 (Odyssey)译成拉丁文诗。还有的学者把许多希腊文戏剧翻译成拉

丁文，还有的学者对翻译问题进行过认真的钻研。这一时期罗马大 量吸取希腊文化，主要局限于在文学方面。这在西方翻译史上形成 了第一次高潮，开创了翻译的局面。

公元384年，哲罗姆(Jerome)受罗马教皇之委托，搞一个

《新约圣经》的译本，即《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他的译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因为他敢于对旧译本加以改动、更正和增补。当时人们说他伪造经书，亵渎圣灵。哲罗姆后半生献身于《旧约圣经》的翻译，他是把原语《旧约圣经》译成拉丁文的第一个人。对《圣经》的翻译形成西方翻译史的第二次高潮。 在九、十世纪，巴格达成了重要的翻译中心，把许多希腊文 古典著作译成了阿拉伯文。在十二世纪前，西班牙的托莱多 （Toledo）又逐渐成为学术中心和翻译中心，主要是将希腊文古典 著作译入拉丁文，但是一般都是通过阿拉伯语译本进行翻译的。这 是第三次高潮。

在文艺复兴时期，翻译作品大量涌现，大都译自希腊文。翻译出现了 第四次高潮。标志民族语言在翻译中的地位得以巩固，翻译对民族 语言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五次高潮出现在文艺复兴后，这一时期的翻译不仅对古希腊感 兴趣，也对当代感兴趣，同时也有介绍东方的著作。

20世纪中期到现在是翻译的第六次高潮。这一时期翻译打破了传统方式，翻译

的范围逐渐扩大，翻译的规模也逐渐扩大。翻译已成为一种职业。翻译的作用比以往更大，涉及各个领域，如语言学、文化、认知等。成立翻译组织，如“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国际笔译口译协会”，并出现机器翻译。

3、 各时期主要译家译论 （1）古代：

西塞罗 （Cicero106—43B.C.）

罗马演说家，哲学家，修辞学家，作家兼翻译家。他精通拉丁语 和希腊语。他把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和荷马史诗《奥德赛》由 希腊语译成拉丁语，他的著作有《论最优秀的演说家》，《论善与 恶的定义》，其中某些章节涉及翻译。

他说：“我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进行翻译??.，不是字当句对，而是保留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

综合他的两部著作，可以看出他对翻译的看法：

① 译者应象演说家那样，使用符合古罗马语言习惯来表现内容，以吸引

扩大读者。

② 直译是缺乏技巧的表现，应该避免逐字死译，翻译应该保留词语最内

层的东西——意义。译者的责任是给读者称出原词的重量而不是数量。

③ 翻译也是文学创作，任何翻译必须是其人。

④ 声音与意义自然相联系，词与词义在功能上不可分割，各种语言的修

辞手段是相通的。

可见，他认为翻译是能够找到对等语的，风格也是可译的。更重要的是他主张活译。从他开始，就出现了直译，活译的讨论。

“What men like you ?call fidelity in translation, the learned term pestilent minuteness?it is hard to preserve in a translation the charm of expressions which in another language are most felicitous?If I render word for word, the result will sound uncouth, and if compelled by necessity I alter anything in the order or wording, I shall seem to have departed from the function of a translator.”---By Cicero 引自Nid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2004, P13,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在西塞罗之后，还有人同样主张活译。贺拉斯（Horace65—8B.C.）就是其中一人。他是罗马诗人，著作有《诗艺》。

他认为：①翻译必须坚持活译；

②本族语可通过外来语来丰富。 他说：“忠实原作的译者，不会逐字死译的”。

昆体良：（35？—100）（Qintilian）罗马演说家，修辞学家，生于西班牙，定居罗马。著作：《演说术原理》

他说“在一切翻译写作中，都是在与希腊人比高低。”“我所说的翻译不

仅指意译，而且还指在表达同一意思上，与原作搏斗，竞争。”其大意是说，翻译是创作，这种创作应该与原作比美，译作必须超过原作。

以上是在翻译希腊古典著作的实践中所总结的看法。另一条线索是翻译《圣经》的实践以及所总结的看法。

斐洛·犹达欧斯（Philo Judaens20？—50？B.C.）

他的指导思想当时很盛行。他认为，圣经是圣神的，译者但凭精通两种语言，而无神的感召，是不能从事翻译的。如果与现代联系，他的观点就是：翻译专门材料，必须懂得专门知识。他所用的翻译方法是直译，死译。因此，圣经翻译的质量不如文学翻译的质量。 哲罗姆：（Jerome 340—420）

他是四大宗教权威之一，而且被认为是最有权威的人。他攻读语法，修辞，哲学。精通西伯莱语，希腊语。著名遗作是《通俗拉丁文本圣经》。这个译本结束了希腊语中圣经译本的混乱局面。这个译本是拉丁语中标准译本。 他既是翻译家，又是理论家。他的翻译方法最系统，最严谨。他的翻译方法见于：《致帕马丘书》(Letter to Pammachius)，《致萨尼亚和弗里拉书》。他的翻译从数量上超过古代任何人。 关于翻译他认为：

① 翻译不能始终字当句对，而应采用灵活原则。因为各种语言在用词风格，

表达习惯，句法语义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

② 应该区别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文学翻译中，常采用意译，宗教翻译中

常采用直译。直译和意译是互补的，在实践中加以灵活运用。在译文中很难保留原文独特的措词风格，我也许找不到合适的字眼，如果直译的话，译文荒唐；如果不得不作些改换调整，则有负于原作者。 ③ 正确的翻译靠正确的理解，我只能翻译我懂得的东西。 奥古斯丁（St Augstine, 345—430） 罗马神学家，哲学家，拉丁语教育家。

著作有《上帝之城》，《忏悔录》，《论基督教育》。他从未从事过翻译，他的特长是语言。因此，他从语言学方面谈论翻译。 他的观点：

1）译者应该具备：

a. 通晓两种语言； b. 要熟悉所译材料； c. 要有一定的校刊能力。

2）翻译中要注意三种风格：朴素风格，典雅风格，庄严风格。翻译的目的只

有一个，把真理传达给听众，使听者能听懂，高兴。如果读者对译文的反应不同于作者，就达不到教育的目的。

3）翻译中要明确所指，能指及判断三者之间的关系。他对符号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所指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能指是符号（主要是单词）。他从符号角度阐述翻译，他将语言和意思区别开来，语言是一系列符号，意思是常数，判断所指和能指的关系要靠译者的能力。

4）翻译的单位是词。语言符号是词，只有直译才能找到对等。 5）圣经的翻译必须依靠上帝的感召。

他的以上观点对后世的语言与翻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西方翻译史在古代经历了700多年，主要是希腊古典著作的翻译和圣

经的翻译。古代的翻译理论不系统，对翻译都是附带的加以论述。

中世纪（476—文艺复兴）

曼里乌·波伊提乌（Manlius Boethius 480—524）

神学家，政治家，哲学家，翻译家，他代表新兴封建阶级，译出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中的《范畴篇》和《解释篇》。他认为：

① 内容与风格相敌对，不可兼得；

② 翻译是以客观为中心，译者应放弃主观判断权，译者所寻求的是准确的

内容，而不是风格，为了消除讹读，译者应采用逐词对译。

他主张严格的形式对应，翻译凭经验，而不是凭理论。从此翻译界出现了转折点，在其后长达500年中，都奉行实用主义。

人文主义，民族主义逐渐高涨，从十三世纪起，在欧洲，不论是圣经还是世

俗，都使用民族语言。 但丁 （Dante 1265—1321）

著作：《乡食宴》，《圣经·诗篇》 他认为文学作品不可译。

“要大家都懂得任何富于音乐和谐的语言都不可能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不破

坏其优美。”可见，他认为形式在翻译中不可忽视。

勒欧纳多·不鲁尼·阿雷蒂诺（Leonardo Bruni Aretino 1370—1444） 他认为：

① 译者应尽可能模仿原作风格，用译语进行创作。 ② 任何语言都不乏被用以有效翻译的能力。

③ 那种认为语言差异在翻译中是不可逾越的观点，实际上是译者用以掩

盖自己能力低而放出的烟雾。优秀的译者都精通原语和译语，只要正视两种语言的差异，就不愁对付的办法。

他的这些观点是人文主义思想在翻译的体现，强调译者的作用。 尼古拉斯·封·维尔（Nicolas von Wyle） 德国人，教拉丁语 他认为：

① 准确翻译拉丁语，如采用逐字对译，不折不扣地模仿拉丁语，能得出

最优美的德语风格； ② 逐字对译，可推广拉丁语；

③ 为了忠实于原文，宁愿牺牲译文的易懂性。

由于当时多数人反对直译而主张意译，所以他提出以上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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