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导读之二：功能学派翻译理论

翻译理论导读之二：功能学派翻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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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学派翻译理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译学界深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形成了以纽伯特(A. Neubert)、卡德(O. Kade)为代表的莱比锡派(the Leipzig School)和以威尔斯(W. Wilss)为代表的萨尔派(the Saarbrucken School)。前者立足于转换生成语法，在翻译中严格区分不变的认知因素与可变的语用因素；后者是奈达学说的追随者，主张建立翻译科学。“对等”成为翻译研究的中心，各种借鉴语言学理论的翻译对等论应运而生，但大都不过是对等形式的重新组合。这种语言科学研究范式愈演愈烈，后来致使翻译沦为语言学的附属品，极大地束缚了这一学科的发展，同时理论和实践的严重脱节也令越来越多的译者感到不满，功能派翻译理论就在这时兴起并逐步深化。它针对翻译语言学派中的薄弱环节，广泛借鉴交际理论、行动理论、信息论、语篇语言学和接受美学的思想，将研究的视线从源语文本转向目标文本，成为当代德国译学界影响最大、最活跃的学派。

功能派翻译理论最早也许可以追溯到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于1971年出版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在这本书中，莱斯把功能范畴引入翻译批评，将语言功能、语篇类型和翻译策略相联系，发展了以源文与译文

功能关系为基础的翻译批评模式，从而提出了功能派理论思想的雏形。莱斯认为理想的翻译应该在概念性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方面都与原文对等，并把这样的翻译称为综合性交际翻译(integral communicative performance)。然而在实践中，她又意识到等值不仅不可能实现，而且有时并非是人们所期望的，因此应该优先考虑译本的功能特征而不是对等原则。

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试图弥合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断裂，他提出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将翻译研究从原文中心论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在与老师莱斯合著的《普通翻译理论原理》一书中对该理论的基本架构进行阐述。目的论影响深远，功能学派因此有时也被称为目的学派。“skopos”一词来自希腊语，指行为的目标、功能或意图。该理论认为翻译是以原文为基础的、有目的和有结果的行为，这一行为必须经过协商来完成；翻译必须遵循一系列法则，其中目的法则居于首位，即是说译文取决于翻译的目的。此外，翻译还应遵循“语内连贯法则”

(the intratextual coherence rule)和“语际连贯法则”(the intertextual coherence rule)，前者指译文必须内部连贯，在译入语接受者看来是可理解的，后者指译文与原文之间也应该有连贯性，有时称作“忠实法则”(the fidelity rule)。这些法则呈等级排列，这样，原文的中心地位就被瓦解，“对等”不再是评判翻译的标准，取而代之的是译本实现预期目标的充分性(adequacy)。在实践中，翻译目标和要求的下达通过翻译委任(commission)来实现。弗米尔指出翻译委任应该

包括翻译目标和目标得以实现的条件，而且客户和译者之间应该对此进行明确协商，译者作为拥有发言权的专家，应该由他来决定是否、何时、怎样完成翻译任务。目的论还反复声明，认为译者应该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决定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但并不排除“语码转换式”的对等翻译也是合理目的的可能性。 在此基础上，执教芬兰的德国学者贾斯塔·霍茨—曼塔里借鉴交际和行为理论，提出翻译行为论(theory of translational action)，进一步发展了功能派翻译理论。她的学术观点集中体现在1984年发表的《翻译行为——理论与方法》一书中。这一理论将翻译视作受目的驱使的、以翻译结果为导向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对翻译过程中的行为及参与者的角色予以细致的分析，主要包括：发起人／客户(the initiator／client)、委托人(the commissioner)、原文作者(the ST producer)、译者(the TT producer)、译本使用者(the TT user)及译本接受者(the TT receiver)，他们并非参与每一个翻译过程，有时一个人可以同时担任几个不同的角色。翻译行为论和目的论有颇多相通之处，弗米尔后来也将二者相融合。不过曼塔里的方法和概念模式显然比目的论更为激进，她把翻译看作包括文本、图片、声音、肢体语言等复合信息传递物(message-transmitter compounds)在不同文化之间的迁移，用“翻译行为”(translatorial action)来代替翻译

(translation)，将改编、编译、编辑和资料查询都包括在内，同时在理论中大量借鉴商业和管理学术语。

克里斯汀娜·诺德(Christiane Nord)是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积极倡导者，她首次用英语全面系统地介绍功能学派的各种学术思想，并针对其不足提出自己的观点。在《翻译中的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1991)一书中，她阐述了翻译中的文本分析所须考虑的内外因素，以及如何在原文功能的基础上制定切合翻译目的的翻译策略，并将翻译分为工具翻译(instrumental translation)和纪实翻译(documentary translation)，工具翻译的目的是在译语文化中实现新的交际功能，而纪实翻译是对作者和源语文本的读者之间的交际所做的记录。在用英文写就的著作《目的性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1997)中，她不仅对功能学派各学说进行了梳理，并且针对理论中的偏激倾向给译者提出了“功能加忠诚”(functionality plus loyalty)的指导原则，忠诚属道德范畴，关注翻译活动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诺德在翻译教学和译员培训的方法论方面很有建树。 功能学派翻译理论的目标语转向推翻了原文的权威地位，使译者摆脱对等论的羁绊，在翻译理论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在翻译教学和译员培训方面成就突出，并在商业文本及政治文本翻译中取得较大成功。

翻译的抉择：类型、体裁及文本的个性

Type, Kind and Individuality of Text—Decision making in translation

本文出处：Katharina Reiss, “Type, Kind and Individuality of Text—Decision making in transl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 Lawrence Venuti, tr. by Susan Kitr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160-171。

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1923— )是德国翻译功能学派早期重要的创建者之一，弗米尔的老师，毕业于海德堡大学翻译学院，长期在高校从事翻译教学研究工作。其主要论著包括《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以及与弗米尔合著的《普通翻译理论原理》。莱斯早期的理论主要围绕对等概念展开，她认为翻译追求的对等应该是语篇层面的对等，而非词、句的对等，所以主张将翻译策略和语言功能、语篇类型以及文章体裁结合起来考察。作为长期从事翻译培训的教师，莱斯的功能研究法起初是为了使译本评估系统化，提出将文本功能作为翻译批评的标准，从原文和译文二者功能之间的关系来评价译文。但到了后期，在自身翻译实践的启发下，她认识到在翻译实际中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对等，在有些情况下，对等甚至也并非是人们所期望达到的效果。于是她逐渐将研究的目光转向翻译的目的，并和弗米尔一起成为翻译研究目的论的倡导者。 莱斯反对莱比锡学派学者卡德含混的语篇概念，她借鉴了卡尔·比勒对语言功能的三分法，将语篇类型分为信息型、表达型和操作型三种类型，并指出语篇类型决定具体的翻译方法。一篇文章可能同时具备几种功能，但总有一种处于主导地位，能否传达原文的主导功能是评判译文的重要因素。同时，她认为目标文本的形态首先应该由目标语境中所要求的功能和目的决定，目的随接受者的不同而改变。

在论文《翻译的抉择：类型、体裁及文本的个性》一文中，莱斯在语篇类型学的基础上，细致地分析了翻译过程的步骤，以及语篇类型和体裁对翻译交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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