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困境中坚守的打工子弟学校
在就近入学大背景下,打工子弟学校在政策上受到的支持力度减小,却在社会各界人士的搀扶下艰难前行,拒绝倒下,打工子弟入学问题已经成为教育部门头疼的老大难。《教育》记者采访了解到,教育政策和民间意愿之间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两者之间亟需寻找沟通与融解的途径。
因出身被打上烙印
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1294.73万人。他们在城市学校中被贴上了“素质低”的标签。在打工子弟学校中,一些教师对学生的这种歧视性评价,造就了松散的学校管理和放纵的考试制度。
在北京五环边上,有一所未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学校。它被简陋的民居、垃圾回收站和零散的菜摊包围着。学校里的758名学生都是农民工子女。学校按年龄将学生编入从幼儿园到初三的17个班,由24名教师负责日常教学工作和学生人身安全的相关事务。在这所学校里,教师们通常会用10-15分钟讲课,然后让学生用25-30分钟抄写教科书或黑板上的短语、句子和公式。一位八年级教师坦言:让抄写
任务占据课程的大部分时间,学生们的基础知识差,确实很难教会,反复抄写至少能让他们多少学进去一点。教师群体也存在流动性大、工资低的问题,普遍缺乏积极性,有的教师自己也是一知半解。
风雨飘摇的未来,使营利成为这所打工子弟学校最重要的目标。在目睹其他兄弟学校接二连三地被关停和取缔后,校长早已不再关心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和提升学生素质,他把全部精力放在了留住生源、赚取学费和寻觅新的投资目标上。
在课堂上,教师们毫不避讳地评价学生:好吃懒做、鼠目寸光、不思进取,注定沦为社会底层的无药可救者。八年级班主任徐老师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屑:“制售地沟油和倒卖销赃车的父母能生养出什么像样的孩子?”一些教师认为,低素质是代际传递和家庭教育的结果,学校教育无法提升学生素质。教师自己也来自农村,拿着每月1200元左右的微薄工资,他们跟农民工一样,在北京艰难维持,并承受着来自城市社会的偏见。
学生们很清楚自己在北京的处境:排斥性的教育政策使他们认识到,即便学业上努力投入也只能换来昏暗的前景。很多八年级学生表示,他们已经彻底放弃学业了,因为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他们只能回家乡读高中;由于他们的学习成绩差,即便回到农村也考不上高中,进入北京的职业学校
成为了最明朗的出路。这样的学校教育不但无助于寒门子弟改变窘境,反而推着他们向下流动。
尽管面临拆迁、疏解外来人口和就近入学的压力,时至今日,打工子弟学校依然顽强地生存着。 问题还是要从正面解决
尽管打工子弟学校处境艰难,更多的教师还是在困难中坚守。他们的努力也获得了褒奖。2016年10月22日,第二届全国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年会在广州举行,30位在打工子弟学校工作的优秀教师在年会上摘得“新公民园丁奖”。 “新公民园丁奖”设立以来,在7年中走过13个城市,表彰了超过1600余位优秀教师和校长。此次评选,共计收到来自全国11个城市的217位老师的申请,经过大众评审的不记名初评、教育工作者的复评以及评审专家的终评三轮评审,共有30名打工子弟学校教师获奖。其中,柏长丽、代威、卢静娴等10名教师获得本次“金粉笔奖”;陈方杰、陈金凤、杜英志等则获得“银粉笔奖”;贺占琴摘得“特别奖”。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年会新公民计划负责人何冉表示:“年会希望以具有创新性的论坛参与体验方式,启发教师对教育行动的多元思考;同时通过表彰优秀教??,激励更多有意愿、有能力的优秀教师展开行动。”
广州市灯塔计划青少年发展促进会灯塔计划秘书长郝曦说道:“在中国有超过3500万流动儿童,这一数字还会伴
随城市化进程和‘家庭式迁移’不断增长。流动儿童跟随父母进入城市的过程中,首先遭遇一个重要的‘身份认同’窘境。此次与新公民计划合作举办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年会,就是希望教育行动者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好地融入城市,享受高质量教育量。”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发布的人口普查数据,目前我国有流动儿童3581万,其中约有265万流动儿童就读于教学资源匮乏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
新公民计划成立于2007年8月,是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致力于改善流动儿童成长环境,使他们享受公平、优质、适宜的教育。广州市灯塔计划青少年发展促进会则是在广州民政局登记注册的一家社会团体,机构愿景为通过滋养生命的教育,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艰难中坚持
获得“新公民园丁奖”特别奖的教师贺占琴是内蒙古人,在家乡曾做过代课教师,现在北京市石景山区衙门口村的树仁学校担任教师,月薪1800元。她告诉《教育》记者:“1998年,我的孩子到了该上学前班的年龄,可当时公立学校的入托费让我的家庭承受不了,只得选择上私立学校。我带着儿子再三打听终于找到了一所‘私立学校’”。
贺占琴至今记得自己第一眼看到这所没有校名的学校的场景:一进大门就是两间不足20平方米的教室,一间放着一些生活用品,另一间摆放着八张高低不等的自制桌子,
墙上挂着一块不足1平方米用墨汁刷的黑板,一位老师在认真地教学生读着:张大嘴巴,a、a、a……
贺占琴傻傻地看着这一切,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脑子里一串问号,不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但看到孩子们有模有样地读着,她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把自己的儿子送到队伍当中。而她自己则站在旁边静静地听了一节课。下课了,贺占琴的儿子和同龄的孩子很快打成一片,她也帮老师收拾教室。这位老师就是校长,也是这里唯一的教师。女校长试探着问贺占琴:愿不愿意帮忙,过来当老师?贺占琴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到2002年,经过6次搬迁,终于在石景山区衙门口村西北找了一处像样的地方,创新希望小学真正成立了――办学几年总算第一次有了校名。经过几年的发展,学生由最初的8名增加到了600多名,老师也增加到26名。贺占琴的工资也由最初的200元涨到了500元。但好景不长,在2006年5月份,拆迁办下了通知……经过一个暑假的奔波,才在门头沟又找到一块空地,贺占琴和校长开始自己动手搭建校舍。一年后,在门头沟新盖的学校也办不成了。无奈,女校长和贺占琴等几位教师带着这七八十个孩子投奔石景山的树仁学校。 贺占琴一度想就此放弃这份工作,最终还是因为实在舍不得这些孩子……在日复一日的劳累之中,贺占琴病倒了。医生初步诊断为结核性胸腔积液,需要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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