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西湖》解说词(完整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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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芝风（京剧表演艺术家）：

李慧娘去救裴舜卿并不是为了儿女私情，她是意外地感到肝胆相照，此后才互相从敬慕到爱慕。所以我对李慧娘的理解是：她有一个很纯洁的灵魂，她应该有一个很优美的，心灵情操非常优美的灵魂。

西湖真是一个美丽如画的地方。古往今来，发生在西湖的故事也许就是这样招引着无数薪火传承的从艺者。那些戏中的角色渐渐走进普通人的内心，融汇成一座城市和一个地域的气质。 杭州南宋御街刚刚修复开放。走在这里，我们依旧可以想见当年临安城店铺林立、勾栏遍地的繁盛景象。

距今大约八百年前，一种全新的戏曲样式就在这座江南都市兴起。 从北宋汴梁传来的杂剧和从温州永嘉起源的南戏在南宋都城杂糅交融，看戏文成为当时临安市民在闲暇时最为重要的娱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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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地《戏曲理论家）：

戏就是扮演，文就是故事。把故事拿来扮演，就叫戏文。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名称。戏文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因为在南宋以前，中国所有的文艺都是单向的。什么叫单向呢？就是：唱就是唱，诗词就是诗词，舞蹈就是舞蹈，讲故事就是讲故事。现在叫说大书，说小书，那时候叫话文。那么到了戏文，就不一样了，它结合了。把话文、故事、把唱、把表演、把诗词，把这些东西都综合在一起，所以它是一个全新的文艺形式。从这个以后，中国的文艺史就出现了一个划时代的现象。

山河半壁，南宋都城临安却成为中国戏曲的南北荟萃之地。 “随车驾南渡”的宫廷艺人和搜演杂剧的民间艺人为躲避战乱走进这座城市，暂时还没有硝烟的临安城是他们上演悲欢离合的最佳舞台。

公元1913年1月，中国戏曲研究的开山之作《宋元戏曲史》完稿，它的作者——近代著名学者、文艺理论家王国维在书中这样写道：“唐代仅有歌舞剧及滑稽剧，至宋金二代而始有纯粹演故事之剧；故虽谓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无不可也??” “普天下锦绣乡，环海内风流地”，元代大剧作家关汉卿在他的《〔南吕〕一枝花·杭州景》曲中，这样描绘着他眼中的戏曲圣地。

宋元两代，几乎所有的戏剧名家都到过杭州，并被这里的风物人情深深吸引。 从宋元杂剧到明清传奇，中国戏曲最为辉煌的近千年光阴，随着一座城市中的碧水静静流淌。 公元1651年，清顺治八年，刚刚乔迁到杭州吴山脚下的一户人家在门口贴出了这样一副楹联：“繁冗驱人，旧业尽抛尘市里；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画图中。”带着全家“移入画图中”的正是四十一岁的浙江兰溪人李渔。

李渔，号笠翁，清初剧作家和戏曲理论家。他留下了许多传世的传奇作品：如《意中缘》《风筝误》《比目鱼》等，这就是著名的《笠翁十种曲》。其中，《怜香伴》《风筝误》《意中

缘》都是他在杭州吴山书舍完成的作品，而《意中缘》的故事背景则直接发生在西湖。

与其他传奇作家所不同的是，李渔的后半生是在戏曲创作和演出实践中度过的。他在五十岁以后移居金陵，在芥子园写书谱曲；或带着由姬妾家人组成的家班，走遍大江南北，名动一时；李氏家班渐渐成为最早的职业昆班之一。有了自己的实验剧团，李渔在戏曲创作、导演和演出等实践活动中如鱼得水。

清康熙十六年（1677)，李渔第二次回到杭州。

晚年的李渔在云居山东麓修筑层园。每日闲步西湖，自号“湖上笠翁”。

清康熙十九年（1680)的正月十三，一代戏曲大师辞别人世。这一天的西湖，纷飞的大雪掩埋了湖面。

2009年秋天，杭州城的大街小巷张贴了很多这样的海报：这是由浙江昆剧团和西溪国家湿地公园联合举办的一个叫做“西溪寻梦”的活动。

昆曲和旅游景点特殊的联姻，缘起三百多年前一个叫做洪昇的杭州人。 杭州西溪的洪钟别业，是洪昇的祖居。 洪昇(1645-1704)，清代著名戏曲大师，《长生殿》作者。 洪昇和山东的孔尚任被世人称为“南洪北孔”。他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是清初剧坛璀璨夺目的双璧。不过，完稿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的《长生殿》，比《桃花扇》早了整整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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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宏图（戏曲理论家）： 《长生殿》第一稿《沉香亭》，洪昇于杭州。怎么知道是在杭州呢？他自己在《长生殿》例言里面回忆说：有一天坐在皋园，和他的朋友严定隅闲谈。谈到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李白得到唐明皇的赏识这件事，他深有感触。因为洪昇也希望自己像李白一样，能够得到皇帝的重用。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洪昇四十三岁。这一年，《长生殿》终于完稿。

在离开故乡钱塘、游学北京的近二十年时间里，他仕途艰辛，一直只是国子监里默默无闻的太学生。

典雅清丽的曲词和绮丽哀婉的剧情使洪昇的《长生殿》声名大振，脱稿后便传唱南北，场面甚盛。有记载说，《长生殿》曾在杭州吴山的东岳庙演出，庞大的戏台和隆重的排场，一时“水陆观者如蚁”。 康熙二十八年（1689)八月，一个暑热未消的日子，洪昇在北京的寓所内召集伶人演出《长生殿》，京城名流多往观看。当时，佟皇后刚刚病逝，正值禁止一切娱乐活动的“国丧”期。不久，洪昇就被人弹劾，获罪下狱，并被国子监除名。 “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出狱之后，四十五岁的洪昇回到了久别的杭州。

2008年春天的上海，集中了当今各地最优秀的昆曲演员演出的全本《长生殿》，引起了观众的极大热情。在中国戏曲史上，除在康乾盛世演出过全本五十折之外，之后近三百年，《长生殿》一直没有以全貌面世。 然而，《长生殿》真正的生命力，不在于一时的盛况，而在于山水之间这优美的回响。 每个星期天，杭州大华曲社都有定期的昆曲曲会。杭州的曲友都会演唱《长生殿·惊变》。 “携手向花间，暂把幽怀同散。凉生亭下，风荷映水翩翻??”如此雅致的曲词，或许只有真正在西湖边细细生活过的人才能写出吧！

几管曲笛，一杯清茶，熏着湖边的杨柳风，杭州人的生活和着昆曲的节拍悠然而典雅。

走到这里，依然没有离开《长生殿》的回响，这便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的故居—燕南寄庐。

盖叫天（1888-1971），原名张英杰，号燕南，河北保定人。十三岁时他在杭州开始用“盖叫天”这个艺名登台。

原来艺名叫做“金豆子”的张英杰本想谦虚地模仿“小叫天”谭鑫培而自称“小小叫天”，却被人讥讽为“不配”。于是，他干脆意气用事地改名为“盖叫天”，最终在京剧舞台上创立了“盖派”表演艺术，成为南派武生泰斗。

在盖老没有任何装饰的墓碑上，只有简单的六个字：艺人盖叫天墓。

上个世纪30年代，正是盖叫天红遍上海滩的时候，杭州城正刮起一股观看女子绍兴文戏的“杭儿风”。

施银花、姚水娟、王杏花、筱丹桂、袁雪芬、傅全香??几乎所有越剧史上的代表人物都是那个时候扬名杭州的“钱塘红伶”。

在她们的戏文中，断断少不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

有关那段在西湖边度过的少女时代的往事，八十六岁高龄的傅全香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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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全香《越剧表演艺术家》：

我自己的恋爱就是在杭州西湖。在船上，我们拍了好多电影和照片。西湖是家喻户晓的，是我家乡最美的地方。

傅全香后来出演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祝英台。《梁祝》凄美动人的情节经常让台下的观众哭泣不止。

《梁祝》故事最早见于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南朝。此后的各朝各代都有多种的记述。其中元代白仁甫以此为题材创作了杂剧，后来我国绝大多数剧种都移植上演。而使《梁祝》故事与万松书院结下关系的是明末清初李渔所创作的《同窗记》。

20世纪50年代，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使《梁祝》的故事走上了国际舞台。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将我国第一部彩色戏曲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介绍给各国记者，称之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从此，《梁祝》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其影响之大堪称中国民间故事之最。 今天，《梁祝》的故事又一次在杭州上演：这是正在拍摄的新版越剧电影《梁祝》。扮演梁山伯的是当今中国越剧界最有影响力的演员之一—茅威涛。 每周六的上午，万松书院都会举行相亲大会。有趣的是，“梁祝”不来，前来的大多是“梁祝”们的父母，或是父母的父母。 焦急的老人们聚集在一起，在这个浪漫传说的发生地为他们的儿女或者儿女的儿女寻找与之相配的梁山伯或祝英台。

西湖，被古老而美丽的传说环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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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烽（作家）：

李慧娘从一个人变成一个鬼，是一种超越，代表了精神的一种超越。梁山伯与祝英台化成蝴蝶了。《白蛇传》中的白娘子，从被镇压在雷峰塔里边又飞翔到天空。这种从鬼、神怪变成人，又变成仙的过程，充满着女性的一种渴望，渴望富有精神特质的生活，渴望过上更有人性的生活。这种飞翔的气质，这种浪漫的气质，甚至于先锋的气质，到今天都是非常有启迪意义的。

西湖边，杭州市民自发组成的戏迷角，热闹的场面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停下脚步，融入西湖边这个新的景致。

在戏迷们演唱的曲目中，有一段戏被点唱得尤为频繁。那是一首叫做《西湖山水》的越剧。 现在的西湖，是一片没有高墙阻隔的风景。它是没有门票的风景 名胜区。

一年四季，游人如织。 今天，这座城市的现代剧院依旧能够上演那些流传了很久很久的戏文，舞台上演绎的故事就发生在看戏之人的身边。

这也许是一个梦想，或者更是一种信仰。

正如这座城市西面的湖水，静静流淌了千年。到过这里的人和他们留下的故事，已经不计其数。而湖边的桃花依旧年年鲜红，杨柳岁岁葱绿。

西湖真的是一个大戏台，每一个来到这片粉墨湖山的人，都是其中的角色。

第七集 画印西湖

一场有海内外数千人报名参加的西泠印社的入社海选，终于进入了最后阶段。所谓最后阶段，就是从十个赛区选拔出来的一百八十名选手中，再次选出五十名。 每一位参赛的选手，都是百倍地投入。西泠印社在百年历史中，仅仅吸收过四百多位社员，历来的篆刻高手，都以进社为荣。

经过文化测试后，被当场吸收为西泠印社社员的，是最终决选出来的十五名，其中有三名印人，分别来自日本与韩国。

每一年的春天，同样来自天南海北，前来报考中国美术学院的学子们可谓“蔚为大观”。对于每一位美术青年来说，能够进入这所美术的最高学府，乃是梦寐以求的理想。

决选社员与报考美院的盛大场景，同样出现在西子湖边，是绝非偶然的，因为西湖的印艺与

西湖的美术，从来就是同一话题的两条主线。如果说这种提法还比较概念化的话，那么，只要你来到美丽的孤山，尽管不是着意地寻找，也会发现，在我们的西湖文化里，美术与篆刻早就有着不解的因缘。

西泠印社系清代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由浙派金石书画家丁仁、王禔、吴隐、叶铭四人发起创建。当时，年龄最长的吴隐才三十七岁，而丁仁只有二十五岁。

从这一年开始，这群有志于印学的年轻人，便各自拿出私产，在孤山营建印社。虽说用私产集资，但创建印社，却并无商业目的。在这张印社同仁的合影上，我们看到了洋溢其中的志同道合的气氛。即便是从摄影的角度来看，它也是早期的人物摄影的经典。

多年以来，众多的西泠社员或其亲属，曾向印社无偿捐赠珍贵的收藏。王禔—王福庵先生去世后，仅在1964年，王福庵的夫人遵照先生遗志，捐赠国家的文物就多达六百七十五件。这些印章不仅凝结着社员的境界，也凝结着印社的品格。 就在本片拍摄的时候，在杭州的一次大型拍卖会上，西泠印社社员方介堪为张大千所刻的一枚象牙印章——“潇湘画楼”，竟以百万元的天价成交，这标志着西泠印社资深社员在当今的身价。

自古以来，杭州就是人文荟萃之地，明清时期，金石篆刻更是蔚然成风。本来，明清印学的中心是在皖南一带，但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杭州却后来居上。继丁敬之后，黄易、蒋仁、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七位名家先后出现，一时独步印坛，因为他们全部都是杭州人，所以被称作“西泠八家”。

虽然浙派影响深远，但印人团体的真正出现，还要数孤山结社。不过，自孤山结社之后，经过了整整九年，至1913年正式举行第一次社员大会，才确立了“西泠印社”的名称。既然是印社，当然要有社长，但是，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这社长的位子，却一直是缺席的。 按理说，在创建印社的四位同仁里，任何一位，都可以担纲此任，然而，他们还是请来了已居上海的吴昌硕。

自古以来，具有谦谦君子之风的人，从来就不乏谦让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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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镰（西泠印社副社长）：

大家一开始是在营造一个图腾。孤山，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大家捐钱，捐地，捐藏品。后来觉得要有社长，当时这四位创始人之间有一个默契：他们是发起者，虽然大家花费了很大的人力、精力、财力，可是四个人却都很谦让，谁都不来当这个社长。他们做这件事，不问索取，只是奉献，这是古代文人士大夫一种非常高尚的信念。这时候就想到要请一个人，有社会名望和号召力，不限于杭州这样一个地域，所以就想到请在上海的吴昌硕先生。吴昌硕先生在海内外有非常大的影响，又是当时海派绘画的领袖，于是请他到西泠印社当社长。

常来西湖边的人们，对于两位面对西湖的先贤塑像，一定非常熟悉。无论是细雨蒙蒙，还是风和日丽，蔡元培先生与林风眠先生，都在静静地眺望着西湖，先贤的神态，让人景仰。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的身后就是当年的国立艺术院的所在。

1928年3月，由蔡元培先生倡导，在西湖的孤山之脚，成立了国民政府最高美术学院——国立艺术院。艺术院初设绘画、图案、雕塑、建筑四个系，首任院长，便是蔡元培早就非常赏识的林风眠。四年之前，蔡元培曾发起过一个在法国举办的展览会，从林风眠送来参展的作品中，蔡元培发现了这位艺术青年十分出众的才华。

国立艺术院开学的时候，正值西湖的春天。在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发表了题为《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的演说。面对春天的西湖，蔡元培深情地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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