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律师如何对《审计报告》进行有效质证(2)

到会计学与财务方面的专门性问题（特别注意的是，鉴定只是对有关专门性问题作出判断，而不是对有关事实问题作出法律评价和定性）。是需要相关专业人员运用专门知识和技能来进行判断，又是案件发生后受办案机关的指派或聘请产生的，完全符合鉴定意见的特征。因此，此《审计报告》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属于刑事证据中的鉴定意见。

（二）依法从形式上和内容上对《审计报告》进行深入质证

笔者厘清了《审计报告》是属于证据种类中的鉴定意见而非书证之后，也就扫清了公诉人（或检察员）“精心”设置拦截辩护人的第一关（如果第一关过不了，对《审计报告》的质证就已经先输一筹）。接下来的第二关更为重要，是双方实质性内容的“贴身肉搏”、在刀光剑影中惨烈角逐。言归正传，具体到本案，笔者认为：

①作为鉴定主体的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没有侦查机关的委托授权

根据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六条的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决定受理鉴定委托的，应当与委托人签订司法鉴定委托书。司法鉴定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人名称、司法鉴定机构名称、委托鉴定事项、是否属于重新鉴定、鉴定用途、与鉴定有关的基本案情、鉴定材料的提供和退还、鉴定风险，以及双方商定的鉴定时限、鉴定费用及收取方式、双方权利义务等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因此，笔者发现《审计报告》

相关材料里没有附有本案侦查机关与某会计师事务所公司（以下或称“鉴定机构”）签订的司法鉴定委托书，只有侦查机关的《鉴定聘请书》，且《鉴定聘请书》里没有载明“......是否属于重新鉴定、鉴定风险、双方权利义务等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这些授权内容；即便《审计报告》里记载了委托单位、委托日期、委托事项、送审材料等内容，因其记载不全，又缺乏侦查机关的盖章授权，也是不能替代司法鉴定委托书而“蒙混过关”的。如果没有上述材料、没有记载上述内容，就不能证明鉴定机构的这次鉴定得到了侦查机关的委托授权，更无法证明鉴定机构的这次鉴定是否已超出司法鉴定委托书的授权范围。虽然未附有司法鉴定委托书的鉴定意见在理论上是属于证据瑕疵，但在没有补正或无法补正之前，仍然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②作为鉴定主体的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不具备司法鉴定的资质和条件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司法鉴定管理决定》）、《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司法鉴定机构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取得《司法鉴定许可证》，方能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因此，笔者在查询当地司法厅颁布的鉴定机构名册中没有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名字，此鉴定机构在《审计报告》相关材料里只附有此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证书，而缺乏《司法鉴定许可证》。由此可见，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鉴定机构是不具备司法鉴定的上述资质和条件的，正如医院没

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就已开业行医一样。根据《刑诉解释》第八十五条第（一）项鉴定机构不具备法定资质，或者鉴定事项超出该鉴定机构业务范围、技术条件的，鉴定意见属于绝对排除的范畴。据此，这份《审计报告》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③《审计报告》里的鉴定人员不具备司法鉴定的资质和条件

同样根据《司法鉴定管理决定》、《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司法鉴定人员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取得《司法鉴定人执业证》，按照登记的司法鉴定执业类别，方能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为此，笔者在查询当地司法厅颁布的鉴定人名册中没有查到《审计报告》里两位鉴定人员的名字，《审计报告》相关材料里也没有这两名鉴定人员的《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只有注册会计师证），由此可见，上述两名鉴定人员是不具备上述司法鉴定的资质和条件的，如同没有执业医生资格的人就给患者动大手术一样。根据《刑诉解释》第八十五条第（二）项鉴定人不具备法定资质，不具有相关专业技术或者职称的，此鉴定意见属于绝对排除的范畴。据此，此份《审计报告》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④《审计报告》所依托的送检材料、样本不充分、不完整，且存在送检材料来源不明的情形

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二条的规定，委托人委托鉴定的，应当向司法鉴定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并对鉴定材料

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这也是前面司法鉴定委托书里一再要求载明“鉴定风险、双方权利义务”等事项的重要原因。如果侦查机关作为委托人提供的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就很容易误导鉴定人做出错误的鉴定意见。

具体到本案，笔者首先发现《审计报告》所依据的鉴定材料缺乏被告人公司2014年1月-2014年12月的会计凭证及账本，而本案指控的犯罪事实恰恰发生在这段时间内的3月份-8月份。因此，这段时间内的上述材料是否作为鉴定材料提交显得尤为重要。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缺乏上述鉴定材料，直接导致后面的鉴定意见不明确、不科学（后面将详述）。

其次，鉴定材料里只有被告人公司会计凭证及账本、D物流公司的会计凭证及账本、仓库进销存、仓租、装卸费等这些书面财务资料，未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这些言辞证据材料（因为这些证据材料能对不少仓租费、装卸费未实际支付的情形、仓储重量的计算依据等复杂情形作出合理解释，而这些复杂情况是单一的、不完整的书面财务资料无法反映出来的），由于缺乏这些言辞证据的材料，导致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以偏概全、与客观情况不符。

再次，笔者除了发现送检材料不充分、不完整、“短斤缺两”之外，另外还发现部分鉴定材料缺乏侦查机关的相关提取笔录、扣押物品清单。例如《审计报告》附件第一册里：《广州市M贸易有限公司2013年9月至2014年6月库存数》（P1）、《广州市M贸易有限公司2013

年12月2日至2014年6月25日纸品确权、质押（监管）明细表》（P2）、《2013年9月至2014年6月广州T储运有限公司收取广州M贸易有限公司仓储费分析表》（P3）、《2013年9月至2014年6月广州T储运有限公司收取广州M贸易有限公司装卸费分析表》（P4）、《广州T储运有限公司应收广州市M贸易有限公司仓储费及装卸费记录》（P5）。这些送检材料既缺乏广州M贸易有限公司或广州T储运有限公司的盖章确认，也缺乏侦查机关的相关提取笔录、扣押物品清单，这些鉴定材料来源不明。

综上，由于侦查机关向鉴定机构提供的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再加上部分送检材料来源不明，导致其后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不明确、不科学，与客观情况不符。据此，本案的《审计报告》属于法定绝对排除的范畴，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⑤《审计报告》鉴定的方法和依据不科学，得出的鉴定意见不明确、不合理，鉴定事项也超出了该鉴定机构业务范围、技术条件

其一、《审计报告》所依据的四家公司会计凭证及账本等财务资料在时间起始点不一样（Y贸易有限公司为2013年1月-2013年12月、M贸易有限公司为2013年1月-2013年12月、M贸易有限公司还有2013年1月1日-2014年8月15日、D物流有限公司为2012年1月-2014年12月、T储运有限公司为2012年1月-2014年12月；还不包括未送检的M贸易有限公司2014年1月-2014年12月的会计凭证及账本），根据会计学原理，时间起始点不一致的，是无法进行对比分析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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