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

孙立平：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潜在危机 执笔人：孙立平 李强 沈原

来源：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一、导言

1.1 这里所说的中近期，指的是未来十年。作为自然时间标志转换的“世纪之交” ，就将发生在未来这十年当中。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我们同时也面临着中国社会的重 大历史转折：从长时段说，在整个二十世纪，经历了上半个世纪的动荡和革命，下半个世 纪的探索、迷途和改革，非常规化的时代即将结束，而进入一个常规化的时代；而就眼下 而言，改革中屡次被推迟的那些最棘手的问题，则必须在这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被面对，与 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一系列社会与政治制度安排需要在这个时段开始建设。可以说，未来的 十年，将是我们这个民族所要经历的历史长河中非常关键的一段。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基 本走向，甚至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在这个看起来似乎很短暂的 历史时刻中的思考、选择和作为。本报告所面对的就是在世纪之交即今后约十年时间内中 国社会将会面对的一些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问题，尤其是社会结构演变的基本走向以及这 个走向对中国社会生活的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1.2 理性使人类产生预测的偏好，但预测的结果往往成为人类理性的玩笑。 1997 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关于中国未来的争论 ---- 为什么 权威评论家们对中国去向的预测总是那么糟糕？》。事实上，在最近一些年中，无论是在 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许多关于中国问题的预测，其中有些是乐观主义的，有些则是悲观主 义的。但这些研究和预测报告发表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的运行轨迹证明，现实往往与预 测大相径庭。而且一般的情况是，这些预测越是具体，其与现实结果的距离也就越远。究 其原因，除了预测本身的困难之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预测者往往对在过去近 20 年时间里中国社会生活运行机制所发生的一些微妙而重要的变化缺乏敏感，反而往往是在 缺少这种敏感的情况下对社会趋势进行直线的推断。

因而，本报告的侧重点并不是对未来十年中国社会发展或社会结构演变做出具体的预 测。本研究的目的是力图通过对近 20 年来中国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的生长和演变、在此 背景下社会生活机制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以及影响社会走势的变量的分析，描述出中国社 会结构演变的一些基本趋向，以及在这样的趋势之下中国社会在中近期可能会面对的一些 重要而基本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分析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概念框架，从而为今 后更为具体的研究和预测奠定一个基础。

1.3 这样的分析思路表明作者的一个基本假设：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以及由人所构 成的各种社会力量，是影响社会走势的重要力量。我们将这种社会力量的构成看作是社会 结构。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社会结构是一个在社会科学中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同时也是一 个经常被滥用的概念。在本报告中，我们所赋予这个概念的是一个特定的内含，即社会结 构是指一个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之间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初步研 究表明：目前的中国社会是处在一个怎样的历史阶段和基本的时代背景之下；在这样的一 个基本背景之下，中国各种社会力量的组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哪些力量在崛起， 哪些力量在衰落，这些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社会力量在影响或 左右着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势，这些力量自身的变化及其结盟和冲突的可能性如何；在过去 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生活的运行机制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中国社 会的基本走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具有什么样的趋势，特别是影响这 些趋势的变数有哪些；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如何在结构、制度和组织的层面实现中国

社会的历史性重建。在这些问题中，尤为重要的是社会力量的重新组合，以及一个社会是 用什么样的制度构架来组织社会生活。

1.4 在这里首先应当交待一下本文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我们认为， 国家、民间精英、民众是社会结构中的三个基本的结构因子。由这三个结构因子所形成的 较为稳定的互动关系，是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架之一。这里所说的国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民族国家，而是特指国家机构。在传统的国家理论中，人们更加强调的是国家的“代表性 ”，即将国家看作是某些利益集团或其联盟的代表。因此，国家的决策，不过是统治阶级 利益和意志的表达。但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研究表明，国家是具有明显自主性的实体，是 有着独立目标和利益的社会行动者。民间精英则是指身在民间 ( 或者说是处于国家机构之 外 ) ，在公共领域中起到领导、整合、组织、管理、协调、仲裁等社会作用的力量。民众 则是构成社会成员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这是一支以潜在方式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力量。 本报告对于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分析，将主要以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为线索。 二、前提与背景 2.1 ( 略 ) 2.2 ( 略 ) 2.3 ( 略 )

2.4 49 年后大陆建立起的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即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在 这种社会中， 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 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 个中心高度重叠，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总体性社会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是 : 第 一， 国家对大部分社会资源的直接垄断。这里的资源不仅指生产资料， 也包括如城市中 的住房等生活资料，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 以及就业等机会资源。也就是说， 国家不仅 成为生产资料的垄断者， 而且也是生活资料的发放者， 权力和威望的配置者。第二，社 会政治结构的横向分化程度很低，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意识形态中心高度重叠。意识形 态是总体性的，政治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经济与其他社会生活是高度政治化的；第三， 从纵向角度看，消灭了统治阶级，过去的“国家－民间精英－民众”的三层结构变为“国 家－民众”的二层结构。精英的位置不再存在，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从这一意义上说，总 体性社会也是一个“无统治阶级的国家”。

2.5 上述结构性质决定了总体性社会的一系列特征：社会动员能力极强，可以利用 全国性的严密组织系统，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以达到某一国家目标，特别是经济建 设、争光项目和应付危机；缺乏中间阶层的作用， 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中间缺少缓冲； 社会秩序完全依赖于国家控制的力度， 当国家控制受到削弱时， 社会具有一种自发的无 政府、无秩序倾向； 社会自治和自组织能力差，中间组织不发达， 控制系统不完善； 全 部社会生活呈政治化、行政化趋向， 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缺乏独立运作的条件， 支配不同 功能系统的是同一运行原则； 共振效应， 任何局部性的矛盾或紧张状态都蕴含着全局性 危机；社会中身分制盛行， 赞助式流动转变为指令性流动， 结构僵硬； 总体性意识形态 同时承担社会整合和工具理性的双重功能，由于功能要求的矛盾性， 产生一种互相削弱的 效应；由于精英的缺乏， 民众抗拒运动水平低， 冲击强度大， 而建设性因素少； 缺少 自下而上的沟通， 民众的意见凝聚缺少必要的组织形式， 因而与政策层次有较大的距离 ，并缺少可处理性。换言之，总体性社会是一种社会高度一体化，整个社会生活几乎完全 依靠国家机器驱动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体制，显然有利于解决 1949 年前后中国所面对的 以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并存为特征的总体性危机，并适应了早期的以扩大规模为基本内容 的外延型工业化的需求。然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也就由此而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 时候，这种体制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

2.6 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动因，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国

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种说法为改革的合法性进行论证的成份远远多于客观的分析。 公正地说，既使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的国民经济也没有到崩溃的边缘。真正的问题 是，原有的体制已经失去了继续维持下去的条件。这突出表现在，为原有体制维持所必须 的代价的可处理性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已经不复存在。于是，以重新配置资源和重新建 构社会生活运作机制为目标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发生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重要的含义 ，是稀缺的经济资源如何配置。正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原来的以国家垄断几乎全 部资源的资源配置体制为资源拥有多元化的体制所取代。一个无意中的结果是，以体制外 资源的出现为基础，中国社会的中间层在开始重新出现。这里所说的社会中间层，是指身 处国家之外的社会精英。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这个社会精英集团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 一是民营企业家阶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包括部分国营企业家，特别是较大程度实行了 新的经济体制的企业中的管理者。二是知识分子集团，特别是各个行业中的专家。三是形 成了对中心具有越来越大离心力的地方行政精英集团。后一种精英虽然其身分是政府官员 ，理论上并不属于我们这里要研究的民间精英，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其主要特点更多地 具有地方社会含义，日益成为地方社区的代表人物。

2.7 除了社会结构演变的这种历史脉络之外，还有几个最基本的背景，也是我们在 分析社会结构演变时必须关照的。首先是改革的背景与阶段。就一般意义而言，改革大体 经历侵蚀、转型和重建三个阶段。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改革过程，特别是就中 国的改革过程而言，这三个阶段大致表现为：在意识形态目标约束下的自下而上的局部性 改革，这个阶段大体可以称之为侵蚀阶段；明确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目标，以大规模的政 策和法律推进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这个阶段可以被称之为转型阶段；最后的重建阶段， 则是全面的社会重建，其中最重要的是结构重建、制度重建和组织重建。中国改革的侵蚀 阶段始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然后推进到一些次要经济领域的改革。侵蚀阶段是旧的经 济体制（包括某些社会体制和组织形式，如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阶段。但这个时期的改 革基本是局部性的。一些蕴含着新的体制因素的非正式的因素在增长。次要经济的领域。 过渡到城市进入转型阶段。体制上的典型特征是双轨制。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现在。就目 前的情况而言，转型阶段尚未结束。而从转型阶段到重建阶段的转变，将发生在未来的十 年中。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就是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

2.8 其次，转型与重建阶段中几个重要社会过程的交织。苏东等国家的向市场经济 体制的转型，是在分别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前提下进行的。与这些国家向市场经济 体制转型相伴随的是如下两个过程：从劳动密集型经济向技术密集型经济过渡，从“经互 会”的狭隘区域市场进入国际市场。尽管苏东的改革也面对种种的问题，但如果与中国所 面对的问题相比，还是比较简单的。而在中国的情况下，则是将几个不同的过程交织在一 起。这几个过程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工业化中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到技 术密集型经济的过程，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由闭关锁国到进入世 界市场和国际社会的过程。这几个过程的交织，将使未来的中国社会面对极为复杂的局面 。因为从历史上看，这几个过程往往都是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分别经历和解决的。 2.9 再次，中国社会运作机制的变化。在过去十几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的 运作机制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在分化与放权两个因素的作用下，产生了对中国社会 生活有着重要影响的局部化过程。中国社会正在由过去那种高度统一和集中、社会联带性 极强的社会，转变为更多带有局部性、碎片化特征的社会。这种变化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从更直接的意义上来说，它导致社会危机发生和解决机制的变化。一方面，社会的脱节现 象在增加，不同演化阶段的碎片无规则地交织在一起，社会张力在蓄积。另一方面，社会 的弹性也在增大，局部性危机演变为全局性危机的可能性也在缩小。 三、社会力量的重组：中产阶级还是两极社会？

3.1 在过去十几年关于改革的讨论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个假设，即中国将走向一个 中产阶级的社会。这个假设的出现是基于如下的两点理由：第一，一个经历了较充分的工 业化，且经济体制是市场取向的社会，往往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第二，改革以来中国 社会发展的某些现实，如私营企业的发展，白领阶层的扩大等等，似乎也在预示着这样一 种社会结构的出现。然而，这就意味着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吗？

3.2 以资源配置体制变迁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力量的生成。改革前国家对稀缺资源的 垄断，不仅包括物质资源，而且也包括社会活动空间，即人们从事社会性活动的具体的场 所和领域。而二十年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是“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 。正是在这种“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基础上，新的社会力量才能得以发 育。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个体经济开始在我国城乡出现。尽管在官方而言不过是 为解决“知青”返城问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且数量也极为有限，但这实际上标志着新 的社会经济力量开始形成。从 80 年代初到 80 年代后期，个体和私营经济进入迅速发展 时期，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允许请“帮手”和“学徒”，实际上默许了私人雇工的存在，尽 管对数量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私人雇工意味着一种新的经济关系的形成。到 1988 年国 务院颁布私营企业管理的暂行规定，私营经济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 80 年代末期到 90 年代初期，个体和私营经济出现了暂时的萧条和萎缩。但自邓小平南巡开始，民间的经济 力量获得突破性的发展。“下海”潮当中，许多过去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弃官从商、弃 学从商，不仅直接壮大了民营经济的力量，而且使民营企业家的素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与此同时，随着“三资”企业的发展，无主管部门的股份制企业的增多，专门的管理人员 或白领阶层的数量不断壮大。就是在改革进行得比较彻底的国有企业，其经营管理人员与 以前作为国家官员的企业管理者也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这些新的经济力量的发育，其意 义并不仅仅在于原有的单一经济中增添了新的成分，更重要的是，他造就了经济领域中新 的社会行动者。换言之，是在“谁在组织这个社会中的经济生活”这一点上发生了根本的 变化，其实质是社会结构的变动。

3.3 除相对独立的经济力量之外，还应注意到的是知识分子自主性的增强和具有强 烈社区取向的地方官员群体的独立性的增长。随着国家对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活动直接干 预的减少，以及思想解放的推进，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已有明显的增强。在目前的知识界中 ，最优秀的那一部分研究人员，已经有相当多不再或者不再完全依靠国家的科研经费。国 际性的基金会和国内外企业提供的资助已经成为其经费来源的重要甚或主要组成部分。这 使他们对国家的依赖大大减轻。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其他产业中科技含量的提高 ，使得技术专家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随着行政和财政制度改革的进行，地方政府过去 单纯的国家代理机构变成独立的利益实体的代表，或者本身就是利益实体。在这种制度背 景之下，地方官员开始具有更多的地方社区取向，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比经济体制改革之前 更多地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一个地方政府仿佛成为一个大的集团公司的董事会。 3.4 在新的社会中间层出现之后，目前的中国社会结构中面临着两个最基本的关系 。一个是中间层与国家的关系，一个是中间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从社会中间层与国 家的关系来看，目前中间阶层中的很大一部分，特别是在最近几年进入中间阶层的那些成 员，大多来自权力中心（或是前政府官员，或是拥有官员的家庭背景），或是长期受官场 文化的熏陶，与权力中心具有一种较大的亲和力。由于这个中间阶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 源于权钱交换，在某些中间阶层成员与某些官员之间存在着较好或利害相关的个人关系。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间阶层与国家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紧张 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国有资产的迅速流失加速了中间阶层的成长，但却削弱了国家的力 量和利益；在经济过热或面临危机的时候，国家无疑要加强对经济活动的调控，而中间阶 层大多对这种调控不表欢迎；在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上两者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更重要的

是，两者之间的互动虽然是频繁的，有时甚至是密切的，但两者之间的互动和沟通几乎完 全是建立在私人关系的基础上，而没有有效的制度化的通道。中间阶层与一般民众之间的 紧张状态更是显而易见。虽然在个人的层面上，中间阶层与民众中的某些人存在着比较密 切的关系，但多少年来平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使人们具有一种与精英“天然”的对立 情绪，而更现实的因素则是普通民众对中间阶层在道义上的不认同。由于中间阶层的形成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权钱交换，而且在其经济活动中存在着普遍的不道德行为，因此在普 通老百姓看来，这是为富不仁的一群。而中间阶层的某些不明智行为，如炫耀性消费、炫 耀财富、奢侈荒淫、以及对贫困阶层的外露的轻蔑和羞辱，更起到了一种为这种紧张关系 火上浇油的作用。

3.5 还有一种关系也是相当重要的，这就是社会中间层内部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对于未来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是企业家群体与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关系。在整个改革的 过程中，特别是在改革之初，知识分子对改革表现出一种近乎献身式的热情支持。虽然在 知识阶层的内部，对改革的态度也有某些差异，但就总体来说，知识阶层是当时中国社会 各个阶层中对改革的支持最明确的一个阶层。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知识阶层支持改革的 原因，就不难发现，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是对改革可能造成的自由的学术气氛 的向往，二是其知识背景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使他们坚信，只有改革才是中国的唯一出 路。换言之，当时他们对改革的支持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以改革对自身物质利益可 能造成的影响的判断为基础的，而是基于一种关怀社会进步的理性态度。在这个时期，对 于市场取向改革的残酷性，特别是可能对知识阶层利益造成的负面的影响，整个知识阶层 并没有一种清醒的估计。但在改革进行了十几年之后，知识阶层突然发现，随着市场改革 的进展，自己的相对贫困化日益严重，有的甚至陷入绝对贫困化之中。在整个改革的过程 中，除了下海经商从而也不再属于知识分子的那部分人之外，知识分子已经由过去的高收 入阶层，变成今天的低收入阶层。从这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在改革的过程中遭 受利益损失的阶层。同时，随着市场化的进程，“金钱崇拜”铺天盖地而来，知识阶层历 来奉为神圣的知识在一夜之间大贬值，甚至受到轻蔑和奚落。在这种情况下，从 90 年代 开始，知识阶层对改革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对改革的热情明 显下降，同时，对不同的改革措施开始采取不同的态度。在知识阶层的内部，对改革的批 评开始增多。与对改革的保留和冷淡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腐败现象的激烈抨击。当 部分经济精英为“瓜分国有资产”这条中国独有的\私有化道路”辩护的时候，知识阶层明 白无误地将这种现象置于其激烈抨击的腐败现象之中。经济精英更加强调的是“瓜分国有 资产”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知识精英更加强调的则是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公及社会矛盾 激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3.6 精英之间的冲突与联盟。在 80 年代，当体制外精英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曾 经使得体制内精英感到极不适应。怀疑和恐惧构成了双方关系的基本内容。当时一些重大 事件的发生，事实上与这种怀疑和恐惧是有直接关系的。怀疑和恐惧减少了对话和沟通的 可能。但到了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双方关系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 成复杂的联盟与冲突的模式。在此背景下，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 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如下的几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 80 年代末开始形 成的“稳定话语”，形成了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联盟的基础。 80 年代末的事件使双方共 同认识到，“不稳定”既不利于统治和权力，也不利于商业活动。因此，保持稳定是双方 共同的利益之所在。第二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在八九事件的基本背景之下，中央政 府一度采取压制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的政策。但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中层政府官 员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后者一边，于是有“几不变”政策的出台。由此，在地方和基层的层 面上，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在“下海”过程中，一些官员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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