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新中国镇反运动始末(4)

承认：运动“后期有若干地方发生了简单粗糙现象，可杀可不杀的杀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捕了一些”，至于根本搞错的还尚未检查。在这种情况下，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必须及时地“从大胆放手的方针，改变为适当地加以收缩的方针”。

毛泽东又开始讲：在镇压反革命的问题上，右倾比左倾好。右了你说纠正明天就可以起来，容易纠正：左了以后就不好办。总之，“杀人不能太多，杀得太多了，丧失社会同情，丧失了劳动力”。据此，《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明确提出：“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以内。将捕人批准的权限由县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由地、专一律收回到省、自治区一级。”“凡是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是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中共中央还特别针对高级民主人士及其家属的问题，发布了专门的指示。指示承认：“现在有些非党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和其他方面的高级民主人士，因为他们的家属和戚友，在土改和镇反中被杀、被捕、被‘扫地出门’;或被没收了城市中的若干财产，已引起极大的不安和不满，对于统一战线已发生了极坏的影响。”因而要求：“对于解放前，已开始参加反蒋斗争，已与我们合作的民主人士特别是高级民主人士，对于真正起义的军官，在土改和镇反中，必须有意地予以特殊的照顾或宽大处理……决不可不加区别地把他们与一般反动地主和反动军官一样对待。”不仅不得“扫地出门”和没收其城市中的财产，而且“纵有若干劣迹，应尽可能劝其向群众低头认错，求得了结，而不加逮捕。其应加逮捕处刑者，亦应从宽处理”。必须逮捕和处死时，亦须先报中央局和中央批准及备案。

事实上，还在全国公安会议正式召开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就收回捕杀权和处理党、政、军、群众团体内反革命分子问题发出了指示，特别提出了一个避免多杀人的死刑缓期执行的量刑方法。其指示的中心旨意，就是第一次明白规定了杀人的标准，即：“只杀有血债的：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中共中央强调：这个方法既可以避免犯错误，又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还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同时还能够保存大批的劳动力，一举数得，因此，应尽量推广实行。包括农村中的反革命，除了人民要求杀的人必须杀掉者外，有些人亦应采取判死缓的政策。

各中央局及其下属各省市分区党委对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通常都相当迅速。如西南区下属的川西区自接到“双十”指示后，1950年11月处决了反革命分子1188人，12月处决了942人，1951年1月处决1309人，2月处决了3030人，3月处决了1076人，4月处决了844人，而自得到毛泽东要求控制杀人的指示之后，从4月下旬至6月上旬，总共只杀了403人。川西党委5月4日明确批示：“从五月份起，一切无血债、放火、放毒、暗杀及非杀不能平抑群众愤怒者，一律不许批杀，已批杀之各项犯人中，均将原批数中细加审查，有无上述情况并有多少，望即查告。” 当然，仅仅要求各地谨慎处决人犯，暂停捕人和提出死刑缓期执行的办法，除对少数地方外，并不足以根本解决捕杀数字过大的问题。这少数地方，主要分两种情况，一是像山东省，因为过去是老区，土改中已经大杀了几批，此次再杀，被杀人犯又接近了总人口数的千分之零点五，故省委早就认为“这个数目已经到了不能再高的限度”了。其领导层态度明确，禁止捕人的决心亦大。一是像上海市，因属工商业中心，经济生产任务很重，再加上民族资产阶级聚集，上海市委始终对大捕大杀心存疑虑，故在政策掌握上其军管会较注意分寸。根据所捕人犯的情况，他们明显地主张收缩杀人数字。因而也早就提出“杀两千后再视情况决定” [58]的要求，此时自然也容易控制。然而，其他地区掌握起来却复杂得多。 据中共中央5月底开始对外宣布的数字，这个时候“全国捕人一百五十万，其中已杀五十万”。而事实上，各地所捕的人犯中，即使依据新标准，也还有大批要处决。饶漱石就明确告诉中

共中央说：华东在押的26万人犯中，年内至少还要杀掉30000多人。而南京市委在毛泽东前一阶段全力督促下已经制定了多杀的计划，“已杀和预定今年内要杀的人数，将超过一般城市杀人千分之点五的标准，而达人口千分之一之数。”且饶漱石亦明确告诉中央称：“华东各地大城市镇反工作开展不久，群众痛恨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的城市恶霸、大流氓、匪首、惯匪尚多未捕未杀……有的还敢用放火、杀人、破坏等手段威胁群众(如吴蕴初工厂于大逮捕后被反革命放火烧掉，我本人在大逮捕后即连续接到几次附上子弹的威胁信件等)。”所以华东各大中城市停止逮捕的时间还应展期。 另外一方面，各地随后也提出了所谓运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如华北局即报告称：其所辖“各县区镇压反革命情况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确已完满地完成了镇压反革命的任务，但有的地方仍有少数罪大恶极非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逍遥法外，甚至在积极破坏。至于根本未进行镇反工作，群众完全未发动起来的村庄，也是有的”。“静海在镇压反革命后，仍有十六个村庄不抓不杀就不能突破。嘉祥有百分之三十的村庄，还未发动群众起来镇压反革命：博爱尚有百分四十的村庄，对反革命打击不够狠或很少打击，反革命分子仍在顽抗。像这样捕杀不足的地方，如不继续发动群众，严厉镇压反革命，干部和群众自不会也不应满意。”特别是像西南地区，因为1951年上半年才陆续开始实行土改，杀地主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要严格限制杀人比例也完全没有可能性。特别是对收缩方针和死刑缓刑问题，不少地方都发生了思想混乱的情况。用华北局的说法就是：“各地在传达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后，曾引起一部分群众以至中下级干部的怀疑、不满与情绪低落。”为此，一向高度重视群众情绪的毛泽东，又不能不转而发出指示强调：“‘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 正因为如此，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及中共中央相关指示传达后，大捕大杀的风潮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从以后的情况看，大规模捕人杀人事实上仍在继续，只是宣传上不再大张旗鼓了。仅以华东地区为例， 1951年5月统计的数字是，捕人犯358000余名，处决100840余名。10月的统计数字已成为：捕468385名，处决139435名。由此可知，自5月之后的4个月里，华东方面又捕了110000人，并又处决了将近40000人。

此后，虽然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镇反”运动一度让位给自1951年底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但1951年11月至1952年8月，各地又展开过新一轮的“镇反”运动，仅华东地区就又捕了71128名，处决了10727名。并且该地区还进一步部署了第三阶段“镇反”工作，要求再捕55000人，处决12279人。以华东第一阶段“镇反”处决139435人即已达到人口总数的千分之零点九四的比例来看，可知三个阶段下来，其被处决人数注定要大大突破千分之一的比例了。在这里，杀人较少的如山东省，第一期镇反结束后，事实上也突破了省委想要控制的不超过千分之零点五的比例，达到了千分之零点五二的水平。

而中南局属下原本已捕杀较多的江西省，第一期镇反处决了17699人，关了26232人，管了20091人：第二期死刑7402人，缓刑532人，关了5954人，管了14013人，病亡及自杀了767人：第三期又处决了1019人，关了13697人，管了4985人。三期镇反合计处决掉25588 人，判刑46425人，管制39089人。以江西省当时人口1600万人计算的话，其处决人犯的比例也已经突破千分之一点五的最高限度，相当于千分之一点六的水平了。而靠近沿海前线的福建省，则更是破纪录地创造了千分之二点四的处决人犯比例。

严格地说，“镇反”中杀人、捕人，多少还有一些授权的限制。即使在1951年6月以前杀人权实际上被下放到县一级，但至少在形式上还要交由上一级机关来审定，当事人或群众还不能过分随意定夺。而杀、关、管的另一个重要环节管制的确定，在农村地区，由于基本上靠当地干部甚或群众掌握，情况就更是严重失控了。在许多地区，尽管中共中央规定被管制的

人数比例不应超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三，实际上几乎所有地区都大大突破了这一比例。

以四川温江县隆平乡为例，据报：“全乡共管制216人，其中一个村就有76人……有道徒13人，流氓25人，地主13人，反革命家属8人，被清洗农会干部5人(地主代理人)，小偷5人，其他7人(还有个别与地主放过鸭子的也管起来了)。”不仅如此，被管制人员还被编为劳改队，被派去从事重体力劳动，如修操场、代耕等等。一些村子的“被管制的人均挨过打”。 贵州农村的情况更甚。据新华社记者1953年初报道：“贵州省农村中群众管制坏分子的面宽、量大，已造成某些地区严重的混乱现象。被管制分子大部分都未经过有关公安部门审查、批准，许多都是由群众或工作组干部说管就管。地主、反革命家属，一般都是全家大小一律管，部分地区将小偷、游民、妓女也大都全家全部管了起来。紫云县四区德兴乡二村共有三百十户，居民一千六百二十七人，管制了二十三户(均全家管)一五零人，占全乡总人口的千分之九十二强，超过中央规定(千分之三)的三十倍。个别极其严重的如贵定县都禄乡管制面竟占该乡总人口的二分之一。独山县基长乡全乡人口八三六一人，共管制四五六人，去年十二月经西南公安部及省公安厅检查结果，仅十一人符合管制条件，不该管而管的四五四人。紫云县一区松山镇五村，农协主席梁秀清贪污银元一元半，自己说出后，即被该村工作组员陆光美宣布开除农会，管制起来。该县四区德兴乡一被开除的青年团员，因一次在馆子里跟地主同桌吃饭(各自付钱)被管制。紫云县二区四村农民班长元两夫妻打架，被工作组宣布管制一年。独山基长乡平定村罗登云，年已七十八岁，不能行动，亦无反革命活动，仅因其一九二六年曾当过一年伪区长而被当作主要管制对象。”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的这个说法自然是有根据的，因为它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徐当时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 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以被处决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了。这个数字，比毛泽东当初设想的千分之一的水平，显然高出了许多。

考虑到像上海等城市只处决了总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五左右，南京这样被要求多杀的城市也只处决了总人口的千分之一，可知农村地区被处决的人数最多，许多地方早已大大突破了千分之一点五，一些省区且已超过千分之二的水平了。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的这个数字。同样的情况，比较上述贵州农村的管制情况，亦可知其所谓管制数小于判刑数的统计，也未必十分准确。（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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