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精神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内涵(5)

区。从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队约6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连续发动了3次大规模“围剿”。在强敌进攻面前，红一方面军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下，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取得了3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共歼敌7．6万余人，缴枪4．7万余支。经过反“围剿”战争的实践，红军作战从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初步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红军的作战原则。1933年二、三月间，蒋介石又发动第四次“围剿”，在历时50天的战争期间，红军取得歼敌3个精锐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的重大胜利，不仅给蒋介石以最致命的打击，丰富与发展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而且贯通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与发展。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中央苏区发展到鼎盛时期，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共设有60个行政县，其中江西省22县，福建省15县，闽赣省16县，粤赣7县。中央苏区总人口为435万，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在当时全国十几块苏区根据地中，中央苏区不仅是人口最多、版图最大的革命根据地，而且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苏区中央局、苏维埃中央政府等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所以，“中央苏区的巩固与发展，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据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粉碎国民党军事“围剿”的同时，党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领导中央苏区实行了平分土地；建立了强有力的红军；打破了经济封锁。从而使中央苏区坚持长达4年之久，并且一直是抗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主要阵地和推动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坚强后盾。这是中央苏区对全国苏维埃运动的最大贡献。第二、中央苏区集中了全国最强大的红军部队，中央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建立与发展，成为保卫中央苏区根据和促进全国革命发展的重要支柱。中央苏区是红军建设的极重要时期。党把扩大与巩固红军当作头等重要的任务，1930年8月，红军第一、三军团合师后，合编组建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共3万余人。红一军团下有第三、四、十二军；红三军团下有第五、八军。9月间，红一军团发展为第三、四、十二、二十、二十二军；红三军团发展为第五、八、十六军，共4万余人。特别是1931年12月宁都起义的胜利，给国民党反动政权以沉重的打击，参加起义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加入红军，组建红五军团，壮大了红军的力量。随后，红军在两年中迅速扩大，到1933年，中央红军辖有一、三、五、六、七、八、九，共7个军团，约10万人，占当时红军正规部队总数30万人的1／3以上。中央苏区集中了全国最强大的红军部队，在反“围剿”战争中，成为红军主力军，是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红色政权，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坚强柱石。特别是“朱毛红军的经验”被推广到各个苏区，促进了全国许多根据地红军的建设与发展。地方武装是苏区战时不可缺少的一支生力军。苏区各县都有完备的独立的群众武装组织，普遍组织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等。这些地方武装通过军事训练，担负着制造武器、警戒、侦探、运输、担架、向导、宣传和作战等工作，赤卫队配合红军作战，在扰敌、堵敌、牵制敌人中起了很大作用。赤卫队在永新、吉安、泰和、兴国、赣县、胜利、宁都、乐安、安远、瑞金等地较好地组织起来。省有独立师，县有独立团或独立营以及赤卫队和少先队，几乎达到了全民武装动员的程度。国民党南昌行营主任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电蒋介石说：“赣西南的八十老翁到三岁小孩都是‘共匪’”。据统计，1934年4月，中央苏区共有赤卫队26.6万余人，少先队15.7万余人，赤卫队模范营5.5万余人，少先队模范营3.4万余人，以上合计共51.3万余人。第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不仅发展了苏区的各项建设事业，而且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石。在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上，1931年11月，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此前后，建立了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5个省级苏维埃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为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公开亮出与国民党反动政权对立的一面旗帜，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志，统一领导和指挥了全国红军和苏区根据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是党领导广大群众建立全国性质政权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在中央苏区所辖区县特别是兴国、瑞金、胜利、公略、上杭、长汀等县，苏维埃建设都取得显著的成绩。苏维埃的经济建

设，担负着满足革命战争的需要，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和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的任务。在战争十分残酷和敌人的经济封锁之下，苏维埃政府不能搞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所以提出“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与发展合作社运动。”苏维埃政权的巩固，首先取决于彻底实行土地革命。按照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法，1932年至1933年深入土地革命，本着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农民减免了各种损税，生活得到相当的改善，比国民党时期普遍提高了1倍以上。为了彻底解决土地问题，1933年6月在中央苏区开展了查田运动。首先在瑞金、会昌、博生、于都、胜利、石城、宁化、长汀8县发动起来，毛泽东分别主持召开了以上8县查田运动大会和贫农团代表大会；7月又在兴国、赣县、永丰、公略、万安、泰和、宜春、南丰、广昌9县开展。查田运动尽管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但仍取得了很大成绩。经过查田运动，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建设，改善了农民生活，扩大了红军，巩固了苏维埃政权。1933年和1934年，中央苏区的农业生产连续两年获得丰收。赣南闽西苏区农业生产1933年比1932年平均增加了15％。开展合作社运动在苏维埃经济建设中占着极重要的一环，是党与农民群众在经济方面的连锁。各地普遍建立了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据1934年2月统计，消费、粮食、生产3种合作社，发展到1.2万余个，社员57万余人，股金62万余元。合作社运动应付了急剧的战争形势，保障了红军给养和改善工农群众生活。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迅速的提高。根据江西、福建、粤赣3省统计，在2931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万余人；有补习夜校6462所，学生9.4万余人；有识字组3.2万余个，组员15.5万余人；有俱乐部1656个，成员4.9万余人。为了培养领导干部，设立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以及许多教育干部学校。此外，还出版《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斗争》、《红星》等大小报纸34种。在党的领导下，苏区普遍成立了工会。到1934年初，中央苏区工会会员有14.5万人，占各根据地会员总数的58.6％。苏区工人实行了8小时工作制，订立了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失业工人得到了救济，农村工人都分配了土地，工人生活得到了相当的改善。以福建汀州为例，工人的工资比革命前增加了几倍至几十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反映了当时党和人民的迫切愿望。“一苏”大会制定了政纲、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和关于经济政策等一切法令和决议，以及在政权、武装、法制、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和积累的宝贵经验，这对于后来的革命与建设，都产生了重要的借鉴作用，奠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基石。第四、中央苏区军民竭尽全力保卫苏区根据地，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同时历炼出一大批治党、治政、治军的骨干力量。在反“围剿”战争时，中央苏区各地特别是宁都、兴国、于都、赣县、吉安、泰和、永丰等县各级党政机关，都进行了包括政治动员、筹集钱粮、动员参军等充分的准备，迅速将广大军民投入到反“围剿”斗争中去。涌现出各项工作都取得优异成绩的兴国模范县、江西兴国长冈模范乡和福建上杭才溪模范乡等先进典型代表。扩大红军工作，是苏维埃政府最基本的和最经常的工作任务之一。中央苏区从1932年2月至1934年7月，大规模的扩红运动共有3次，扩红总人数约有16万余人。兴国、赣县、瑞金、永丰、公略、万泰、胜利、博生等县，得到较大的成功。1933年8月正式创建了工人师和少共国际师。在1933年“红五月”扩红运动中，兴国县动员5000余人组建模范师，后又动员2000余人加入工人师，动员1000余人参加少共国际师。在兴国经验的带动下，各地掀起扩红运动热潮。瑞金、胜利、于都、赣县、公略等县建立了模范师，博生、石城等县成立了模范团，并且整营、整团的加入红军。据统计，江西兴国县长冈乡每100个青壮年中有80个当红军和参加革命工作；福建上杭县才溪乡每100个青壮年中有88个当红军和参加革命工作。广大群众为保卫苏区根据地积极支援前线。在红军各集结地，苏维埃政府都筹集了大批粮油、食盐、木柴、蔬菜，秘密储藏起来，准备随时供应红军。广大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洗衣队、慰劳队、救护队、宣传队、侦探队等。据1932年10月统计，赣南各县参加支前的共60余万人，占全赣南苏

区总人口的25％左右。兴国全县16个区参加支前工作的共2.4万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0.5％以上。在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中央苏区军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中央苏区时期，牺牲的军以上领导干部有：朱云卿（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伍中豪（红一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张子清（红五军参谋长、代理中共湘赣边特委书记）、黄公略（红三军军长）、赵博生（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红十五军军长）等。椐统计，兴国县苏区总人口23万，参加红军的有8.5万余人，烈士有2.3万余人，占全国烈士总数的1／60，占江西省烈士的1／10，占赣南烈士的1／5，为全国牺牲烈士之首。其中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有1.2万余人，平均每走1公里就倒下1名兴国红军战士。瑞金县苏区总人口24万人，参加革命的有4.9万人，牺牲的烈士达1.7万余人。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从这片神奇的红土地上，也历炼出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精英。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陈云、邓小平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弛聘纵横，屡建奇功，成为革命和建设的栋梁之材。据统计，在中央苏区战斗过的建国初期省部级以上的领导人合计有93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将帅共604人，其中有9位元帅、7位大将、34位上将、114位中将、440位少将。这是中央苏区的骄傲，也是中国革命的造福。第五、中央苏区广大群众对红军主力的突围长征给予大力的支援，为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从1934年10月上旬开始，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先后撤离战场，在于都地区隐蔽集结，准备突围转移。为了支援中央红军顺利集结和安全突围，中央苏区人民给予红军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大力支援，对红军的战略转移起了巨大作用。其一，扩大红军。从1934年5月至9月，中央苏区扩大红军共8万余人。设在兴国、于都、宁都、瑞金等地的红军补充师、补充团，加紧对新兵进行军事训练。突围前夕，中央红军5个主力军团分别补充了数千名新战士。以此为基础，组建了第八军团和中央教导师。长征出发前，还征调5000挑夫组成运输队、担架队，准备随军行动。其二，筹集军需物资、粮食和武器弹药。1934年7月，两次顺利完成了借谷24万担和60万担运动，保证了红军长征出发时每人7天的粮食供给。同一时期，中央苏区共收集铜8.2万余斤，被毯2万余床，棉花8.6万余斤，草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以及采购10万元中西药品和筹款150万余元军费。其三，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为确保红军主力安全集结和顺利出发，苏区人民严密封锁消息，制造假相迷惑敌人。新设立的赣南省所属独立13、14团，分别部署在北、南两线，配合红军监视和阻击敌人。由于赣南军民出色的保密工作，使红军得以在于都安全休整10天之久，直到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敌人尚未能察觉红军主力的意图与去向。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为支援红军渡河，沿岸群众将家中所有的门板、木料，甚至老人寿木等一切可用材料都捐献出来，仅用4天时间，就协助红军架起了5座浮桥，为红军渡河创造了有利条件。红军突围后，赣南省对不能随军转移的1万余名伤病员和部队家属，也都做了妥善安置和精心照顾。（二）任何一种精神与当时的环境、任务及其所作的贡献，都是密不可分的。中央苏区时期，处在剧烈的革命战争环境下，这就决定了党的最急切的中心任务是如何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配合红军，用革命战争来击破敌人的“围剿”，最大限度的保卫和建设苏维埃政权。所以中共中央指出：应“最大范围的发动群众，巩固并扩大红军支持长期的艰苦的阶级战争，以冲破敌人的‘围剿’，并扩大苏区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苏区精神正是在这种环境和任务中创造和培育出来的。这是我们认识苏区精神的根本出发点。还应该看到，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各个不同时期形成许多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上述精神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各自的特点，但归根到底，本质上都可以用一句话去概括，就是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苏区精神亦然。所以，苏区精神和这些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是一种相互的传承关系。苏区精神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其核心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苏区根据地领导广大军民经过长期艰苦战争培育和磨练出来的彻底革命精神。具体来说，笔者认为，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一是坚信革命必胜的奋斗牺牲精神。在残酷剧烈的战争年代，有的人在危难之时对理想信念

发生悲观、动摇，甚至叛变、逃跑。党必须以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来动员和领导群众，努力紧张地工作，以不断创造新局面来争取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论断，给苏区人民点燃起胜利希望之火。在保卫苏区的历次战斗中，广大军民勇猛顽强，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红军9次攻打吉安和5次攻打赣州，虽然给敌人一定的杀伤，但自身损失也很大。1930年攻打吉安，群众冲上铁丝网，与敌人肉搏，牺牲总数将近万人。1932年攻打赣州时，红三军团伤亡3000余人，担任主攻南门的红2师200多人的突击队全部英勇牺牲。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共损伤了1.2万余人。椐统计，整个赣南牺牲的烈士有10.8万余人，其中有半数牺牲在长征路上。兴国、瑞金、会昌、寻乌等县都有成千上万的为革命牺牲的烈士。许多地方成了“血洗村”、“无人村”，就连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在“清剿”区，无不焚烧之屋，无不杀鸡犬，无不伐之树木，无遗留之壮丁，可谓“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二是战胜一切困难的艰苦奋斗精神。在国民党经济封锁下，苏区的物质条件异常艰苦，红军和群众丝毫没有动摇他们团结和斗争的意志，而是在斗争中结成一种生死与关的关系。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艰苦奋斗，共渡难关。中央苏区各级领导，率先垂范，生活非常俭朴，从不特殊，住破旧民房、祠堂，吃红薯、青菜，穿补丁的粗布衣，穿单衣过冬，点马灯、油灯。为着战争的胜利，党和政府带头开展群众性的节省运动，“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成为共同的行动口号。党政机关裁减非必要的人员，尽可能节省各种费用和各项开支，尽量减少运输费办公费，只发伙食费，不发起零用钱等，向一切贪污与浪费现象作斗争。三是关心群众切身利益的务实精神。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苏维埃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于战争的需要。党必须随时关心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迅速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将广大群众团聚在党的周围，完成战斗任务。党及时提出：“我们的经济建设，是为着革命战争这一中心任务的。为着战争的需要，我们应进行必须的经济以充袷战争的供给，并进一步改良工农生活。”根据这一原则，吸收广大群众踊跃参加合作社运动，使苏区群众从实际中接受教育。当时苏区日常用品十分困难，特别是食盐更为奇缺，直接影响了军民的生活和革命战争。党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发动群众向食盐困难开战，彻底解决食盐问题，不仅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而且使群众积极加入红军，努力完成粉碎敌人“围剿”的战斗任务。党给予妇女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上享受与男子同等的待遇，从而充分调动了广大妇女群众参加到保卫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战争中来。1932年11月29日，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决议，号召苏维埃机关和广大工农群众，与官僚主义作最坚决斗争，创造苏维埃新的工作作风”，这就是“群众化，实际化，组织化，纪律化”的工作作风。当年毛泽东深入乡村调查，了解民众疾苦，带头挖井，帮助群众解决吃水困难；朱德帮助农民插秧收稻，车水抗旱；周恩来、张闻天等帮助红军家属挑水、砍柴，这些感人事迹至今广为传颂。四是廉洁自律的无私奉献精神。苏维埃政府倡导廉洁奉公的作风，苏维埃工作人员和红军指战员，都能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兴国长冈乡苏区干部坚持做到“十带头”，即带头学习军事、参军参战、执行任务、慰劳捐献、节约粮食、遵守党的纪律、参加生产劳动、购买公债、优待红军家属、集股办合作社等。长冈乡苏维埃的5名干部不脱产，不拿薪，自带饭包去办公；长年头戴斗笠，风里来雨里去，艰苦奋斗干革命。苏区群众唱山歌赞颂道：“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中央政府认真开展反贪污浪费的斗争，严惩腐败，并且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党和政府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有一种任劳任怨，“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无私奉献精神。在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中，使苏区广大群众感受到：只有苏维埃政府才是为劳动民众谋利益的政权，“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苏区精神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至今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后人应当永远铭记并发扬光大，用苏区精神来创造和谐社会，建设美好家园。

略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革命道路，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与苏联十月革命完成不同，具有开创性的革命道路，被后人称之为“井冈山道路”。但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却不是在井冈山，而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的。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实践经验深入分析、思考，不断提炼，进行理论概括而逐步形成的。她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密切相关，是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践经验的结晶。一、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始于井冈山，但未能在井冈山完成。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么走？这是全党都在思考的问题。众所周知，苏联十月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无产阶级是首先在中心城市发动工人武装暴动，夺取革命政权的。受这一革命成功经验的影响，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正确地对待苏联革命经验，而是机械地把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照搬过来，效仿苏俄十月革命，把革命中心定位在大城市。随即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城市武装起义。但这些起义，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下，都先后归于失败。实践证明，中国革命不能简单地模仿苏联革命的模式。一部分善于思考的共产党人开始探索新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探索新的革命道路的杰出为代表。1927年秋，毛泽东等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起义军进攻长沙周围的几个城市遭受挫折后，他没有附和大多数人继续攻打长沙的主张，而是说服其他的起义领导人，毅然将起义部队带到罗宵山脉中段农村，保存革命力量。接着，他又成功地取得了井冈山农民武装王佐、袁文才的支持和帮助，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随即在井冈山区领导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在实践上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赣边界山村正是敌人统治力量的薄弱地区，工农武装和革命力量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前委书记）进一部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力量。从1927年10月到1929年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领导革命斗争一年零两个月时间。在这期间，毛泽东在总结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和自己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基础上，首先创立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科学地解答了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中国红色政权能够产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正确革命道路问题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但在此时，毛泽东尚未摆脱城市中心论思想的影响。当初毛泽东引兵井冈山，更多的是被迫和无奈，还不是自觉的行动。他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仅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作为将来配合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重要因素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在红四军下井冈山之前，1928年11月毛泽东代表井冈山前委写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曾明确地说过：“我们对以‘赣南为退步’的话，非经济上到了绝路，非往赣南就无法维持时，决不走此一路，万不得已时也许要往赣南，但完全是为经济计，而不是政治的意义。”①他认为，赣南地处赣江上游的偏僻山区，只能影响江西一省，政治影响远不如井冈山，对夺取中心城市政权的帮助不大，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红四军是不到赣南去的。这证明，在井冈山，毛泽东还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束缚，还未确立中国革命的中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思想。二、对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正确认识来源于红四军游击赣南、闽西的斗争实践。1929年1月，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实行攻势防御。红四军1月14日离开井冈山，经遂川进入赣南的上犹、崇义。1月20日，占领大余县城。因与尾追之敌交战失利，原定“围魏救赵”的计划被打破，红四军只得向赣粤边境山区撤退，后在平顶坳、崇仙圩、月子圩、吉潭等地又数次与追敌交战，皆失利，红四军只得以每日八、九十里急行军速度摆脱敌人的追击，转战于信丰、定南、安远、寻乌、会昌、瑞金等县山区。2月9日，红四军在瑞金北部的大柏地设伏，利用当地的有利地形，全歼追敌刘士毅部两个团，俘敌800余人，缴枪800多支，彻底扭转被动局面，并乘胜进占宁都县城。在宁都党组织的帮助下，得到了初步休整和补充。2月18日抵达东固革命根据地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师。在东固休整一星期，体力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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