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主要办法就是先放后收，以求模仿形神兼备。苏轼有：“凡文字少中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①谢枋得也主张：“凡学文，初要胆大，终要心小——由粗入细，由俗入雅，由繁入简，由豪荡入纯粹。??初学熟之，载广其胸襟，发舒其志气，但见文之易，不见文之难，必能放言高论，笔端不窘束矣”。②所谓变式，就是指作不同文体之文的具体方法。如学策。以“四书”为本，略看《汉唐策》《宋名臣奏议》，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的万言书、策略、策别等。学经议。亦仿《或问》文体，用朱子（熹）《贡举私议》中作义法的骨子。学古赋。以《离骚》为本，当择《文选》中汉、魏诸赋，《七发》及《晋问》熟看。学文章。但选《文选》《文粹》观之便可。
二、“ 经典”的神话
（一）“经典”的生成
没有文字经典，就没有语文教学的根本凭借和作为的空间,这关系到“用什么教”的问题。一部语文教育的发展史实际是就是一部经典的演变史。经典（canon）,西方指合法的经书、律法、和典籍，原为宗教用语。我国则指可充当典范、法则的重要书籍，《尔雅?释诂》有：“典，常也”，《释名?释典义》认为：“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文心雕龙?宗经》篇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在语文教育中的经典大多指的是文学经典，是经过历史的筛选而沉淀下来的精髓，是一个时代文学成熟的标志，是垂范后世、被众多读者传诵、历久弥新的文本，有恒定的文学价值。英国诗人艾略特说过：假若我们能找到这样一个词，它能最充分地现我所说的‘经典’的含义，那就是成熟。他还指出成熟的文学后面有一部历史：它不只是一部编年史或是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手稿和作品，而是一种语言在自己的限度内实现自身的过程。这一过程尽管是不自觉的，但却很有秩序。经典的意义是巨大的。佛克马就认为，从社会意义上精选的名著，对主流文化影响巨大，可用于教育，是一个文化里可供读者选择的精神宝藏，并能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对于那些作品能被当做经典，哈罗德?布卢姆在《西方经典：古往今来的书和学校》里有这样的看法：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首先在于它的独特性（originality），对已往文学作品的挑战。他认为所有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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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章钜：《退庵论文》，引自苏轼：《与侄简书》。 谢枋得：《文章轨范》，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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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焦虑”，就是说是强烈的创新意识、要超越前人的焦虑促成了他们的惊世之作。这种创新就是赋予熟悉的内容和形式一种“神秘和离奇的力量”，就是说，伟大的作品会让读者有陌生的感觉，或者说让读者在户外、在异乡感到在家中一样的亲切。
经典的建构往往“意味者那些文学形式和作品，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并且引人注目的作品，被此共同体保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其方式主要有一是政治权力的推行。统治者把符合其政治理想、价值规范的文本凸显出来，并通过掌握的文化传播机构或制度化的考试加以强化，使之成为普遍的认同。汉代夏候胜就对学生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地芥耳。其二是知识精英遴选。人类有了文字后，学校便是传播知识的主要场所，学校为满足特定的教育需要与效果，就要不断的筛选和使用文学作品。至于什么样的作品成为经典，重要的是学校的课程设置赋予它的“文化资本”，但选择的往往是少数批评家或文化精英，“在加拿大，实际上很少一部分人决定了什么书适合经典建构，是对加拿大文学精通或稍通的大学英语的教师”。②其三，大众舆论的评判。在有了现代媒体后，公众也能参与到经典的认可中来了。一些批评家依据一定的文学范式选择、推荐作品，但能否形成经典，还需要公共阅读空间的认同。金庸的小说，就是因为有庞大的读者群和持久的魅力，最终成为经典，进入语文课本。
（二）经典的“流动”
文学经典,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它总结、代表、隐喻了一个时代。每个时代都会有被人们所认同符合人们思想需要的、具有跨越时空的人文精神和审美情趣的文学经典的产生。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是经过长期检验而形成的优胜劣汰的结果，代表了一个民族的传统，在一定时期，有约定俗成的、不可动摇的权威。语文教材就有这样具有“恒定”“稳定”特征的经典：中国古代教育就有读经的传统,从孔子的“六经”扩展到后世的“十三经”。宋元时代出现集中作文的新教学体系，于是出现了新的经典的规定，如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规定有一要读史书。以《资治通鉴》为主要教材，参阅《史记》《唐书》。二是读韩愈文。认为他的文章“雄深雅健”，不可不学。三是读《楚辞》，“缘靠此作古赋骨子故也”。在明清二代儒者奉为准绳的这部日程中说，若能如此读书，则是学天下第一等学，作天下第一等文，为天下第一等人??”。取消文言文后，我们在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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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old Bloom:《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s of the Ages》“Preface”,P2-4。 [荷]佛克马，伊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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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文教材中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久经历史考验”的传统篇目保存了下来。如《春》《皇帝的新装》《荷塘月色》《济南的冬天》《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等。正如费振刚教授所说：“经典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应该说它总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影响着人的生活，人们会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来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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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宗教经典不同，文学经典不是封闭、确定的规范；而是一个反复接受，不
断“确立——打碎——重组”的流动过程。历史上经典的解构总是在范式革命的转型时期发生，任何作品要成为经典都必须与当时的人的生活和精神发生联系，这种联系只能通过批评家、阐释者对原作品的新的阐释获得新的意义来实现。而原有作品的再经典化则是在新的语境下原作品的意义的潜能得到再度开发，依照新的范式又生成新的意义的结果。不过，这一次有一个过去的遗留下来的解构体作为再经典的参照系。因此经典的意义是无数阐释的群集，它们自身也是无数经典的群集。如《诗经》一直是语文教育的经典，但不同时代，受政治观、文学观、价值观的影响，其选篇目一直在变化。56年时，初中选了《君子于役》等三首，高中是《伐檀》等五首，主要为了反映当时人们劳动、爱情、反对阶级压迫等内容。57年有人批判教材选文“厚古薄今，脱离实际，脱离政治”，并质问“今天全国人民以无比的干劲建设社会主义，现行教材却编选一些消极避世、闲情逸致、儿女情长的作品教育学生，这与今天轰轰烈烈的时代合拍吗？”于是《诗经》选文全部删除，课本出现大量政论文，杜甫、白居易诗的人民性阐释也开始成为主流，现实主义取代浪漫主义。63、78、82、90年中学课文的《诗经》选文都是《伐檀》《硕鼠》二篇，仍是为表达阶级压迫与剥削的主题。96年后，课文中才出现了《静女》《关睢》《蒹葭》等表现爱情的诗。
随着时代的开放，有人提出选文“在典范性之外，更要表明时代性的需要，其面貌就应用现代的语言表达现代意识的课本”，一些能联系学生经验世界、想象世界，有利于激发他们学习兴趣的作品才得以进入课本，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冰心的《纸船》、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也许学生会更极端些，他们更喜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青铜时代》《三重门》这种颠覆性的风格文字。但还是有人认为：“典范性（如果还能提出其他什么‘性’）是凌驾于其他标准之上
费振刚：《〈诗经〉的经典性》，引自《中国大学人文启示录》（第四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5页。 ②
顾振彪：《人教版1956年初中、高中文学、汉语分科课本介绍》，引《新中国语文教育大典》，语文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第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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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总的标准。”经典的神话心理可见一斑。但佛克马的话令我们深思：
“中国的情况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表达一个看来是非常重要的结论。只有当一政治或宗教机构决定对文学的社会作用表达较少表示担忧时，它才会在经典的构成方面允许某种自由，但如果这种自由被给予的话，那么结果有可能是文学（或作家）将会失去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的某种重要意义。”①
（三）文学教育的传统
西方古典语文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用经典文学进行教育。首先，他们认为，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经典文学是陶铸、塑造西方公民的重要基础。这种文学的训练是传递西方文明价值观念，培养文化教养的重要工具。其次有学者指出，用经典文学训练具有认识历史，洞察人生的意义的价值。这种教育除了接触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意义外，还可以通过文学（诗歌、故事、戏剧）使人们的知识世代相传，也是培养人类想象力和语文表达能力，丰富自身的主要手段与途径。经典文学作品不仅能丰富经验，而且是认识社会，培养学生观察生活，分析矛盾，剖析人生的重要手段。那些不朽的经典作品里不仅完美地表述了人类生活的共同要素，而且其中饱含着对各种不同人类生存状态的表达及人物对环境的反应。教授这些经典作品并不指望这些古典作家成为学生的终生伴侣，而在于使他们获得对人类历史中生活状态的关注，培养超越时代的历史意识和人文精神。这种训练是其他文学作品不能代替的。此外，古代经典还是当今许多学科的重要源头，是理解当今世界的重要基础。而有人更深一步指出：对于本民族经典文学的研习，能产生一种民族凝聚力，把社会精英与广大民众联系在一起。
英国的语文教育有着浓厚的古典人文主义气息。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的极大丰富和满足，一些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则相对淡薄了，学生缺乏社会生活的必要准备，不能很好的处理家庭生活。因而这种经典的教育能培养忍耐和勤勉的品质，其中的道德教育虽有可能落后于时代，但它在智力上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有人就指出，剥夺一代儿童接触最有影响和光辉灿烂的用英语表达最好言辞和思想的历史的权利，是可能做到的，但要考虑这样做的后果，不仅会倒致青年蒙昧无知，而且会使历代创造的文化精神趋于毁灭。法国人文主义教育学派也指出，理智与是日常生活是有区别的。学校的任务就要教育学生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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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佛克思，伊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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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精深的学问、系统的正确知识和为公共生活而参加竞争的准备。从19世纪起，法国中等教育就注重“普通文化”的陶冶，就是以经典人文修养为中心，藉各方面适宜的训练，以培养学生慎思明辨的习惯，使其脑力得到和谐舒畅的发展，不为任何职业的准备，也不做某种特殊能力之训练。
西方古典模式的语文教育都存在着系统的文学教育计划。尽管随着技术时代的发展，这种古典语言、文学教育受到各方面的挑战，但各国在语文教育中仍把经典课程的学习当作现代精神的重要补充。怀特海说：“英语，法语和拉丁语对我们来说犹如一个三角，在这个三角中，英语和法语组成的一对顶显示了表达两种主要的现代精神的方式，它们与第三个顶即拉丁语的关系，显示了源于地中海文明的不同进程。这是文学修养必不可少的三角，它本身包含着生动鲜明的对比，包容了现在和过去。它绵亘于时间与空间”。①而雅斯贝尔斯也对这种古典主义价值做了精当的概括，他写道：“我们这所以成为人，是因为我们怀有一颗崇敬的心，并且让精神的内涵充斥我们的想象力、思想及活动力的空间。精神内涵通过诗歌和艺术作品所特有的把握方式，进入人的心灵。西方人应把古希腊、罗马世界和圣经当做自己的家，尤其在今天，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最佳翻译作品和便宜的版本，即使不懂古老语言，也能接触。透过古代那种纯朴而深邃的伟大，我们似乎达到了一个人生的新境界，体验到人生的高贵以及获得做人的标准。谁要是不知古希腊、罗马，谁就仍停留在蒙昧之中”。②
我国更有一个重视文学教育的传统。如朱自清强调了文言作品的学习：“我还主张中学生应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别是古文，乃至古书。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必得经过古典的训练，才能成为其为受教育的中国人”在《经典名谈》的序言中，他特别强调：“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于文化。有一个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于教人见识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③文言选文历来有“取法乎上”的精神，即必须具有“沉思”和“翰藻”的特点，只有这些文质兼美的篇章才能供人讽咏、研习和模仿。就是到了现代，经典文言已不占主导地位，施蛰存先生仍强调“定篇”，他说：“要有一个基本的教材，由教育部组织全国最有权威的学者来编，选的篇目必须是适合是中学生读的、众所公认的名篇，然后固定下来，十年八年不变，这样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念书，一提起
[英]怀特海：《教育的目的》，三联书店，2002年第117页。 [德]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三联书店1991年第56页。 ③
蔡富清编选：《朱自清选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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